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大小，而经济实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快慢又决定于生产力的活跃程度。所以，激活生产力，充分调动生产力的活力和积极性历来是领导者十分关心的头等大事。我国的经济发展，第一在于生产力的活力，第二在于投资的拉动，第三在于消费的促进。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国家的稳定，离开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几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长期的模索和改进，走出了一条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经济竞争的成功之路。而我们中国的改革或者革命，几千年来反反复复，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一个新王朝代替一个旧王朝，一个新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代替大汉民族，始终没有走出死胡同，或者起先还有一些进步，慢慢又走回了老路，这就是过去常常讲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率。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既然西方已经走通 的路，我们照着走就是了，这不省了许多事了吗。其实不然，西方国家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大量移民，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有取之不尽自然资源以及对弱小民族的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上的。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国家。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邓小平强调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进步和改革，中国存在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要依靠中国的方式和办法来解决，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 结合中国的实践，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接受能力，这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含义。那么，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特色呢，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而且受教育程度较低。中国拥有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民众，这些人要吃，要喝，要消费，要工作，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大事。尤其在中国，必须统筹安排。试想一下，13亿的人口，每人多消费一点，全社会的物质就会出现巨大的不足；而每人少消费一点，社会物质就会出现巨大的过剩。不足和过剩，对国家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都会极大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这就是中国社会特别需要注意的。同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耗费，对环境的破坏也要严重的多。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处在同样的地理位置，不过一个是在东半球，一个是在西半球，两国的国土面积相差也不多，从东西两个方面面对太平洋，享受着同样多的空气和阳光，但是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美国只有2.5亿人口，美国人口几乎只占中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个美国人占有的自然资源是每个中国人的六倍。我们假设有那么一个上帝，给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同样多的机会，那么，如果每个美国人都能得到一个机会，而六个中国人才能得到一个机会，所以，中国人想获得机会要比其他人种困难的多，想做成一件事所遇到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残酷的斗争将会充斥在做事的全过程。在中国机会太少竞争太激烈，往往会造成人们心理 的扭曲和变态，造就出一大批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容易出现动乱而又不允许不稳定的客观原因。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客观原因。当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对消费而言，中国无异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每人多消费一点，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对经济的拉动和企业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电话和手机的使用，短短的几年中国已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人民就整体人群而言，总体上说，不是一个强健的，朝气蓬勃的，开朗潇洒的，直通无忌的民族，缺乏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而更多地体现出阴柔，不明朗，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他，妒忌，投机取巧，爱耍小聪明，对人对事缺乏宽容心，为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特点〔这里是指相当多的一批人，不是指所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除开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个人机会太少，而竞争十分激烈以外，主要是受教育的影响和周围人群影响，造成个人心理的扭曲和变态，这种状况是整体人群心理不健康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性格，造成人与人之间力量相互抵消，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 不信任，相互勾心斗角，影响和打击了人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由于力量的相互抵消，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很多人是为了一张嘴而活着，活着就是一切，只要能活着，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人们没有信仰，心理上没有任何约束，没有敬畏，甚至没有是非观念。有的只是对权力的惧怕，羡慕，和对权力虚假的顶礼模拜。他们对有权者歌功颂德，对失势者落井下石，对人没有同情心，可以随意伤害别人，而不受良心的谴责。他们非常自以为是，常常以道德家或正统自居，根本不允许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行为存在，缺乏宽容心，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只要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样，就把别人看成是不齿与人类的异类，而自己是正统的代表，是光芒四射的正人君子和道德家，几千年来，这种情况难道有过多大的变化？上世纪初，鲁迅先生曾写过“阿Q”正传，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众生象，活灵活现的各式人物的行为表现。快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又有多少变化呢，阿Q正传中的人物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又有什么两样呢？赵太爷不允许阿Q姓赵，假洋鬼子不允许阿Q革命，阿Q不允许小D盘辫子。他们之间地位判若云泥，受教育程度无法相比，但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一样的：你也配，你也配姓赵，你也配革命，你也配盘辫子。先生真伟大呀，他犀利和独到的眼光，一下子就把世道和社会人心看的透透的，就是那么一篇看似笑话的文章，把民族几千年的劣根性，刻画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只是太可惜，先生太深刻了——世上有多少人能真正读得懂先生的这篇正传呢？这就是中国人最令人可怕的习性，谁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谁都觉得自己比别人纯洁优秀，谁都难以容纳下别人，这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又有什么两样。其实大家都是以不同形式展现的阿Q。现在的中国人不过是过上了比较现代化生活，包装比较洋气的各式阿Q式的人物，你我他其实都是阿，都是十分可笑的，不-过我们自己不认为而已。近百不来，中国社会在思想战线上有过两次大的革命，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次是1979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但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却是如此困难，如此的举步维艰。我们不妨反问一下，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同五四时期相比，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应该说许多方面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人们思想深处，带有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多大变化，甚至比“五四”新思想解放运动还有所退步。例如对待人的个性的问题，个性是具有多样性的，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个性。千百年以来，人类社会孜孜不倦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其核心就是对个性的尊重和维护，而我们中国的固有道德所致力追求的，就是把多样性的个性往一条路上赶，就是用一种模式来塑造和统一所有人的个性，这种武断的做法扼杀了多少鲜活的生命，本身就是很不道德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徘徊难行 的重要原因。
一个人如果被别人说的一无是处，那一定是假的，他一定是被别人陷害和丑化了；一个人如果被别人说的完美无缺，那一定也是假的，他一定是被别人吹捧和美化了。因为任何人都 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人也不可能一无是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任何人也都有自已的弱点和短处，这就是事实。就如文革中的毛泽东，被人们尊崇为至高无上的神，其实不是，他是人；而被人说成是坏蛋的刘少奇，其实也不是坏蛋，他是一个革命者。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为人上者就是要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手心手背都是肉，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用好每一个人，发挥好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做出最好的成就。
人们需要常常的反躬自省：那些做对了，那些做错了；那些是应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每个人都要从内心深处建立起一个是非观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自省。这些年，我们中国人经常“破字”当头，但是，并没有真正立起什么来，反而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搞的人们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敬畏什么。最早人们敬畏菩萨，后来被批判是封建主义，再后来人们崇敬毛泽东，又发现毛泽东也犯有很多错误，我们批判了资本主义这么多年，却发现我们现在积极推行的做法，其实很多都是效法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做过的事情。把人的思想都搞乱了。因此人们只好什么都不相信，什么也用不着敬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根本用不着自我反省，行为上也绝不会有什么约束，人与人之间相处和共事应遵守的规则遭到了破坏，难以修复，其根源就是人们缺少内心的反省。这在西方世界，是采取一种忏悔的方式来进行的。人们在向自己信仰的上帝倾诉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犯的罪和错的时候，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忏悔和自责，表示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寻找和恢复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纠正自己的失误，以求得心灵上的升华和纯洁，从而使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进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而在我们中国，绝少见到人们忏悔，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没有错误的，有错的是别人，自己做什么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应该的，也必须这样做，不需要做什么反省，更谈不上什么忏悔，应该忏悔的是别人。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人们的行为根本不受任何约束，更不用讲什么规则，把正常的当成不正常，把不正常的当成正常，这样人们的行为怎么能够不出轨，正常的秩序怎么能够得到保障，而其结果必然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
中华民族就个体而言，是一个缺乏宽容心的民族，许多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除开他们个人和他们自己的想法外，根本容不下别人和别人的想法。说起来也奇怪，他们可以容纳和原谅日本鬼子，原谅一贯敌视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原谅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国民党战犯，却怎么也不能容纳和原谅同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战友，朋友，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斗争，一下子打出了五十多万右派，其中又有几个是真正的共和国的敌人呢。这难道不是唯我独尊，根本不能容纳下别人的“中国人的习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吗。这种习性必然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造成优秀人才被摧残，造成对整个社会的内伤。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特别喜欢议论他人，干涉他人私生活的民族，不管他是谁，那怕他是读过许多书的知识分子，只要掉进这个染缸，谁也无出其右。大庭广众下公然议论他人的私生活，探听和传播他人的隐私，这种在西方文明社会为人唾弃，即使在我们这样施行专政的国家也为法律所不容的行为，在当今社会上却大行其道，成为相当多的一批人，〔虽然收入不高，但生活有保障，工作稳定，压力不大，饱食终身，无所用心的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他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事情，而这种兴趣长久不衰。这种行为难道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能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吗？不可能。一个人，一个家庭，不要说上朔三代，即使是当今，谁家没有一些不幸，痛苦和隐痛，把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拿来不负责任的随便议论，甚至作为贬低他人的谈资，这是多么残忍和不道德的行为，对他人心灵的伤害又是多么惨烈。我们每个人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假如你自己家里遭遇到不幸，别人也这样对待你，你心里又会是什么感受呢。不管那一个人，那一个家庭，都不可能永远逃脱不幸和痛苦，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心理正常的人，都应该以宽容和理解之心来对待这样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之，只能害人害己。我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这样热衷和喜欢做这些对他人有害，对自己也无益的无聊之事，〔其实，年轻时的我何尚不是这样〕记得过去读高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中成功的胡雪岩有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议论，他说，凡是对自己有利，对他人也有利的事要多作；凡是对自己有利，对他人有害的事要少作或者不作；凡是对他人有害，对自己也有害的事 根本就不应该做，甚至想都不应该想。善哉，王者之言。可是我们普通人常常会去做这样的蠢事和傻事。诚然，当今社会谁也不可能堵住别人的嘴，别人想说什么谁也堵不住，但一个人整天做那些于己无关，对自己也没有一点好处的事，难道自己就不觉得无聊。西方社会也关心这类事，只是他们关心的对象是政客和领导人，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有行动上的绝对自由，绝对不会受到他人的议论和干涉。前几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风流事，美国的特别检查官和新闻媒体也是抓住不放。开初，克林顿也不承认，被人抓住证椐，不得不公开承认和道歉。承认了也就没事了，照样当他的总统，一直当到任期结束。据说，经美国权威调查机构调查，如果克林顿参加竞选，选民支持率高达60％，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克林顿这样的领导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正人君子会作恶心状，作不齿状。这样的人会被骂做下流无耻，道德品质败坏。都不配做人，只配去死。这种认识和观念上的不同，也许是中国和美国人民对自由这个词和这件事的理解和需要不同的结果。中国人的 这种习性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就难以进入上流社会，中国社会永远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几千年来，在我们中国，要想改变一点现状，改变一点旧的习惯和旧的做法，就是说想做一点事情，作一点改革，真正是难上加难。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有几个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的，李斯是被腰斩的，晁错被灭了九族，豪情满环要直捣黄龙的岳飞，是以“莫需有”的罪名屈死在风波亭。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举不胜举。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