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历史学家温锐教授和其弟子游海华所著的《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本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可以给我们许多启迪的农村经济史专著，而其中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的理论认识则更值得研究和关心农村问题的人们关注。
这本书以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100年来的历史进程为考察时段，以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向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在详尽占有档案文献资料和充分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传统商品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与三边地区农村经济变迁所具有的特点，阐明了劳动力的流动对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市场化、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并论证了制度安排与创新对解放农民生产力、加速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作用。作者认为，20世纪的100年间，在中国农民历经近代西方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土地改革（包括土地革命）运动、集体化运动和市场经济趋向性改革等四大历史性巨变中，三边地区广大农民劳动力则始终在不断地打破空想社会主义与传统制度的束缚中，以现实校正空想的方式寻找自由流动与创新的空间，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化配置，促进了传统农村产业和经济结构在传承基础上的更新与发展，提高了城乡人口素质，推动了现代文明向农村的扩散和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着广大三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加快了三边农村经济市场化与现代化的进程。
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农民始终不断地寻找自由流动与创新空间呢？这是作者重点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作者看来，发家致富是农民的天性，农户家庭经营具有“天然的”自发向上的激励功能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进的灵活适应与转化功能。一盘散沙的、汪洋大海般的广大农民群体，既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然的平均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和实际主义者;广大农民对平均主义的习惯和接受，实际上是社会主导者长期以平均主义改造农民主体与中国社会的结果，而非农民本性使然；农民的依附性与可塑性实在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在传统的重农政策下，小农之小与皇权之大结合，家庭经济永远是小农；在小农之小与市场之大的嫁接与选择中，家庭经济就不再是传统的小农，而是市场经济网络中一个网眼与大市场经济的一个部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市场体制，展示了三边农民发家致富的‘天性’；市场搏击，引证了三边农民对商品经济的适应转化功能；市场竞争，丰富了三边农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何去何从，就看社会主导者或社会精英群能否代表它的利益和用什么方案引导与改造它。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指主体）并不是安于贫困的“低能儿”，也不应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下饭菜”，而是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和制度创新精神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农民家庭经济也不象目前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只是自给自足的、阻碍社会竞争与抵制商品经济发展、追求经济平均主义的小农经济或超稳定的经济结构，而是一种具有自发向上和自我激励功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较强的和具有不断打破常规、激活现状的动态型与开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它不仅能适应传统农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农民家庭经济实在是市场经济的“活水源头”，是中国经济的“活水源头”。
作者在强调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民家庭经济并对之进行理论总结的同时，还探讨了20世纪赣闽粤边区百年社会变迁转型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当前社会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作者认为，在人类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和现代化迅速推进的今天，赣闽粤边区农村社会发展与向现代化的转型面临着人口、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困境、生态环境与资源开发的矛盾和传统“重农”政策长期深陷的误区等三大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边区农村固有的问题，也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转型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边区社会要顺利实现向现代化的发展与转型，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在妥善解决好上述三大问题中实现胜利性“突围”，其中尤其关键的问题，则要在制度创新上从传统“重农”政策长期深陷的误区中实现全新的“突围”，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重新解放中国农民。温锐教授认为，国家必须加强和用好手中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控制农村人口增长等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应该尽快改变国家公共产业政策上长期对农民与农村社会的不公平做法，公平地为农村提供应有的教育、科技、公路、电讯、水利、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放手发展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全面解除中、小城镇的户口限制，明确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的产权与财产保护制度，优化农村生态环境；通过法律机制和农民组织的自我保护以达到切实保障广大农民权益，从而使农民群体在城市代、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加速摆脱长期形成的被动局外人与单纯贡献者的处境，进而成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主动参与者与受益者。作者认为，三边地区百年社会变迁的历史与现实的总结研究说明：只有市场经济，才使我们重新认识了农民；只有切实贯彻市场的公平原则，才能真正解放广大农民；而只有中国农民的真正解放，才会有真正的中国现代化。这些认识与政策性建议，对于推进我国其他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观点不是作者凭借聪明才智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对三边农民100多年真实历史的总结。在许多人的常识中，历史是现实的源头，而历史的源头则是已经浩如烟海的史籍。因此，人们对历史的把握也就是前人早已给定的故事。作为社会历史学家的温锐教授则告诉了我们另一个历史。这个历史的源头深藏在广阔的田野。正是他们自己孩提与青少年时期在当地的亲身经历和成长为学者后重新对三边故土长期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与独立的观察，两位作者才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农民所具有的历史真实；也正是由于中国农民所具有的这种自主的顽强创新能力，才使我们有了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案和思路。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温锐教授才说：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村社会，任何理论与政策都必须立足于解放广大农民劳动者，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和公平的机会；要避免以“贵族”的眼光研究农民，要防止用主观的空想改造农民与农村社会。我们再不能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