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许卉艳等译：《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
继《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后，这几年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著作，如《奥威尔书信集》、《奥威尔经典文集》等。昆德拉（Milan Kundera）与众人的视角相反，曾经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表示不喜欢奥威尔的作品，他认为，奥威尔的小说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所以，「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也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页207）。昆德拉的观点源于奔达（Julien Benda），源于奔达那本警世的再印（版）了几十次的《知识份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的理想：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应该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追求人类普遍的价值。然而，我想，奔达在书中也承认了，现代社会使得追求超越地上意识的形而上学的专门的精神工作者（clericus，圣职者）失去了生存条件，但是，至少要保持的道德底线是必须追求正义和真实。所以，我还是喜欢奥威尔，至少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正义与真实这两点他都努力去做了。奥威尔最初也是想去探索奔达主张的那种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正义和真实，而促成他抛弃幻想中的社会主义的，却是他身历其境的西班牙内战。
不久前，奥威尔一部重要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中文版问世。笔者曾经读到一位中国读者写的评论，他认为奥威尔未曾在极权主义制度的社会中生活过，却能写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这样揭露、剖析极权主义的寓言小说，实属难得。其实这一评价只能说「一知半解」，因为，奥威尔虽然没有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生活过，却在西班牙内战中经历过极权主义的政治恐怖，那段短暂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成为他对极权主义体制抱有极大关注的文学生涯的新起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一部回忆录，记叙了西班牙内战时期及以后奥威尔的人生和思想轨迹，是研究奥威尔必读不可的材料。对于在西班牙的经历，不仅许多欧美的奥威尔研究者如是说，奥威尔自己也是这么评价的：「这段时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渡期，它不同于以往的以及未来的任何经历，我所得到的也是其他途径学不到的」（页81）。
奥威尔去西班牙时已经三十出头了，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政治上依然十分单纯。因此，当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一位记者告诉他，这场战争像其他战争一样是个骗局，他并没太在意。他「来西班牙本是想写些新闻报导」，更主要的是「法西斯总得有人去阻止它！」他到西班牙后很快就加入了属于「统一工党」（P.O.U.M）的民兵团，这是因为他「一到巴塞罗那就见到了《独立工党报》」的偶然缘故。初到西班牙的他「不仅对政治局势不感兴趣而且对此毫无觉察」。有人问他为甚么加入民兵团，回答是：「与法西斯作斗争。」倘若人家再追问他为甚么而战，他会回答：「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当他发现除了他加入的民兵团之外还有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党和工会时，他只是简单地感到一种由字母缩写命名的党团组织多得泛滥成灾，却无意搞懂它们之间的区别。他迷惑不解地问：「我们难道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吗？」或者用「为了生存而斗争的人们就应该有各自不同的政党」（页36），或者用「党内斗争令人讨厌甚至令人憎恶，但对我来说却像是家庭内部矛盾」来作自我辩解。几个月后，当他「在巴塞罗那暴乱中躲闪共产党的机枪时」，「最终被后面攻上来的人民警卫队追捕而逃离西班牙时」，才发现「（他）加入的民兵团是统一工党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同盟（P.S.U.C）的。这两套字母的区别真大啊！」（页37）
1936年底与新婚妻子抵达工人阶级掌权的巴塞罗那时，从英国来的奥威尔感到震惊：每幢建筑物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挂满了政党或团体的旗帜；几乎每座教堂都被毁掉；每家商店和餐馆都挂出了牌子表示已经集体化，甚至擦皮鞋为生的人也被集体化了；侍者和售货员的礼貌言辞都消失了，没有人说「长官」或「先生」或者甚至「您」等等（页2）。这样的「革命」景象，在整整三十年后的中国上海的马路上非常相似地重演了一遍──就笔者少年时代的经历所见──这恐怕是奥威尔绝对没有想到过的。但是，对于还是理想主义者的他，「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感动」，并且，他「很快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即使后来民兵团的生活困苦、危险，但是，那种乌托邦主义对奥威尔也有极大吸引力。劫后余生的他在书中几处流露了这种情感，他写道：「在阿拉贡，你就是数以万计的人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工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水准，相互之间平等。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完美的平等相处。人们觉得这是社会主义的前奏，我指的是萦绕在人们大脑中的社会主义的印象。许多文明生活中的正常动机──势力、拜金、敬畏权力，等等──已经不复存在」。虽然，这些深深地吸引着他，但他也意识到了「它只是全球巨大游戏中短暂的一幕」（页82）。
从今天的西班牙内战史研究成果来看，奥威尔加入民兵团的那天，莫斯科已经决定了数月后统一工党及其所属的民兵和工会的命运。斯大林在西班牙的角逐对象不仅有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背后的德国和意大利，还有和他同样在西班牙争取利益的英国，所以，斯大林通过提供武器、组织国际纵队等手段增强苏联对马德里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使得情报、安全、警察系统脱离内务部管辖，并直接听命于莫斯科派来的伯格乌的代表。1936年9月22日斯大林给拉尔戈·卡瓦列罗（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总理的信中就要求西班牙政府通过减税解决农民问题，结束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工会组织控制局势的现状──「过剩」的「工人阶级革命」正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绊脚石。如何踢开这些绊脚石（包括当时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37年5月政府制造了巴塞罗那电信大楼事件，6月15日嫁祸于统一工党，称事件系该党的托派、法西斯间谍所为，由此宣布取缔统一工党，开始大肆搜捕该党党员和民兵。这种清洗是同年苏联国内大清洗的延伸。奥威尔许多与他一同出生入死的反法西斯战友被捕入狱，有的被枪毙了，有的干脆失踪了。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刻骨铭心的噩梦。
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作为『时代的良心』，奥威尔当之无愧」。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到奥威尔个人的良知。在统一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法西斯份子后，「统一工党的民兵所能够做到的不是躲起来就是坐牢」。被子弹打穿喉咙、胳膊又负伤的奥威尔为了逃避警察的追踪，五天里只睡在大街上、废弃的教堂和防空洞里。然而，半年后他回忆当时情景时，好几次用忏悔的口气写道：大多数民兵都加入了统一工党，「我自己从未加入任何政党──因为这一点，当后来统一工党被镇压时，我感到很过意不去」（页55），「而遇事我只想逃避──也许有点不太高尚」，「我主要是出自一种自私的动机。我急切地盼望离开这里；远离这个可怕的充满政治怀疑和憎恨气氛的地方」（页153）。其实，且不说奥威尔侥幸逃回英国不久即马上着手写这本书，为那些边在阿拉贡前线与佛朗哥叛军作战，献出热血、自由乃至生命，边在后方被法西斯份子残酷镇压的民兵们伸张正义，讲述历史真相；在离开西班牙前夕，他更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军队指挥部，为营救他所属民兵团的团长、那位无辜的比利时反法西斯志愿者柯普（Georges Kopp）少校作最后努力。那时连统一工党党员也不是的奥威尔，甚至可能只因其因病退伍民兵的身份而随时被抓进监狱。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也可看到，经历了不寻常的遭遇后，奥威尔开始关心政治体制问题，由此预示了他将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最终决裂。比如，他凭直觉感到：以西班牙的传统和国民性很难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只可能建立专制的独裁政权。又如，尽管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他执笔写这部回忆录时，已经看到了德意志法西斯有更加直接的威胁，并把斯大林体制与日益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作了权衡比较：「如果我们能把佛朗哥和他的国外雇佣兵赶进海里，即使西班牙政府自己出现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这可能使世界局势大大改观，单就这个目的而言这场战争就值得一赢」（页140）。再如，当时各国的斯大林主义者都通过媒体捏造事实，中伤政治敌人已经不是新鲜事，譬如把非莫斯科系统的、与佛朗哥叛军作战的社会主义者称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盖世太保的间谍等等。但是，追随莫斯科的英国共产党就只能用非常含糊的用词制造谎言。奥威尔指出，这是民主体制遏止谎言的结果，「英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领教过诽谤法的厉害，并从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训。在一个事实可能得到确认的国家却没有这样做，足以证明这些事实是谎言」（页137）。
最后一提，可能出版社匆忙要推出新书，未经细校，该中译本虽文字流畅，有两处意似有误，但无伤大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