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英语界同其他行当一样，当前面临着量化管理的种种弊端，深受其苦。但我们也很清楚，在对林林总总的非理性学术评估体制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前，甚至在已经对它进行了较大的合理化改造之后，量化管理的基本格局是不会根本改变的，而实行过分的和不合理的量化管理，学术成果的质量很难保证不说，学术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也总会冒出来；问题提了出来，也难以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从本质上看，量化管理所追求的是形式的合理性。它既然不追求实质合理性，就难免走向官僚化和僵化，从而对学术研究所面临和应当设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缺乏敏感性。此外，量化管理的僵滞性也很大程度地产生于学术程序所导致的权力关系。由于牵涉到在位者的利益，权力关系一旦形成便很难打破。因此，在量化管理的压力下保证英语学术成果的现实相关性，是摆在每个从业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学术很快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这就是文学、语言学（包括教学法）和翻译。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正在形成中新的学科方向，如美国社会研究、英国社会研究、跨文化研究、文明研究，以及英语主导的传播学（主要进行新闻学、媒体学或大众传播理论研究），但是这些新学科方向的界限和界定还相当模糊，或者说学科性还很成问题，还远远不成熟，甚至永远也不可能成熟。所以，一个在读的英语硕士或博士要想获得大学教职或已有教职者要晋升职称，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在文学、语言学和翻译这三个方向当中作一种排他性的选择，此后被期待不断产出相关“成果”。从业者选了文学，便不能搞语言学，选了翻译，便不能搞文学，否则就会因不够专门化而出不了成果。恰恰也存在与这三个方向相对应的专业刊物，如《外国文学评论》和《国外文学》等（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语界》等（语言学），以及《中国翻译》（翻译）。此外还有大量高校学报，以及省、市级社科院刊物。从业者甚至可以不受刊物篇幅和倾向性的限制，独立地写出一部专著来。可无论以何形式发表成果，都很难摆脱文学、语言和翻译三分天下的格局。因为除了学术刊物和出版物以外，英语界的学术评估机制也同样上演着三国演义的故事，同样分为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块。各级评审委员会的在位者被认为是这三方面的专家；反过来说，他们如果不被有关方面视为这个三方面的专家，也可能根本做不了评委。这里存在着恶性循环。
以我国现有的研究条件和研究队伍的质量来看，更考虑到与庞大的英语教师数量，要让每个从业者不断产出有价值的成果，是不切实际的。许多“学术论文”至多只是对已有成果的转述，如果不算剽窃的话。可是为什么大量“学术成果”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英语从业者却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研究领域，寻找一些更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下列方面的研究，譬如英国中世纪的婚姻问题、英国16世纪以来的教派关系、英国圈地运动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英国议会民主制自大宪章以来的演进过程、18至20世纪英国人海外游记（可归于后殖民研究）、当代英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美国黑人问题、犹太人及其对美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影响、美国同性恋问题、美国堕胎问题、美国法制演变、美国政党政治、美籍华人状况、美国宗教状况、英美女性主义等等？
对于正在迅速现代化，正在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来说，更详细地了解各英语国家的社会、历史、法律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显然十分必要，而对于高校英语从业者来说，做这些方面的研究本应是他们的本份。从英语国家的汉学或中国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东亚系或汉语系都不可能只研究汉语语言文学，而研究中国历史、社会、艺术、戏曲、宗教、法制、政治制度等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鼓励甚至阻碍我国的英语从来者拓展新的学术领域。因为英语界的学术出版和评价机制早已被文学、语言学和翻译三个方向的既得利益瓜分了。不在有限的三个方面发表文章，哪怕只是转述性文字（如果不是剽窃的话），甚至只是转述的转述，从业者的自身利益就很难保障。如此这般，哪有真正的学术进步？
可能会有人说，有历史、政治、法律、社会学和宗教学方面的专家来做这些工作，不用我们语言背景的人来操心。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我国英语读写技能过关的研究人员相对说来很少，与十三亿人口不成比例，也与一个迅速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事实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已经设有美国社会研究、英国社会研究一类专业方向，北外甚至已有美国社会研究博士点，北大英语系也正计划开设这些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从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或汉学）状况来看，上述研究方向也应成为我国英语从业者的研究领域。也如上所说，英语国家的大多数东亚系或汉语系不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而且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等。
有些研究项目显然是能直接发挥社会效用的，例如能够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的工程技术、财经或社科项目。贸易、金融、财会、房地产、经济、法律、建筑、生物、微电子、信息管理等学科方向的科研成果甚至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或者说能够挣钱。可是英语不是能直接转化为这种效益的学科。那么英语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相关性究竟在哪里？首先，考虑到专业性质，应当看到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那些本来就极具实用性的学科的现实相关性。应当看到，包括英语在内的人文学科如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或者说往往不能产生短平快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来说，人文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又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北大英语系有古典研究的传统。一直有人在古英语文学、中古英语文学、希腊罗马文学方面开课和做研究。这种学术很不实用，以至于很不功利的北大研究生也不大选这方面的课程，但北大英语系却照样聘他们为教授。如果了换一个学校，可能早就把这些课程砍掉，并强迫有关教师改行了。可是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价值，但对于国家总体性的文化建设却是必要的。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终究总得有一些人做一些非实用性的学问才行。这是因为人文学术研究虽然不能产生直接效益，却具有长远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产生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当神舟5号在距离地球350公里左右的太空飞行时，宇航员为什么用笔在一个写字簿上写画着什么？这并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这个画面其实极富象征含义。它昭示着，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喜欢文化、重视教育的民族。在它后面，是一个数千年来由无数人文学者培植、塑造起来的重视文化教育的全民传统。成功的载人航天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国力，也表征着一种不怎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深厚文化。
这里显然有一个什么是“现实”或者说什么是“现实意义”、“现实价值”的问题。对于我国高校英语从业者来说，“现实”不应该是能够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现实。如果是这样，一个年收入高达五千万美元的当红歌星（譬如近年来在美国红得发紫的性感明星布雷特妮·斯皮尔斯）所做之事就最具现实意义，最具现实价值。这样一个歌星两年的收入即够发射一艘神舟号飞船，与他或她相比，岂不非但英语从业者的工作毫无意义，甚至数万名航天工作者的工作也毫无意义？然而，对于维系学术共同体乃至大学体制的正常运作和发展来说，不仅英语从业者的教学工作不可或缺，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学术共同体或大学体制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来运作。如果从业者不做学问，那么从逻辑上讲，任何一个不做学问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学讲台，把做学问的人赶下去。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学是社会的灵魂所在，是民族的良知所系。大学不仅传播、更新和创造知识，而且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的守护者。如果不按大学本身的逻辑行事，这一极其重要的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其逻辑后果不仅是学术共同体会散架，大学本身也将跨台，说得严重一点，一个社会、民族将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明白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以上所说可能仍然没有回答大量转述性文字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一问题，至少没有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大学英语老师心中的疑问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其实这主要是一个体制或操作问题。大学英语老师的工作是教授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基础英语，所需做的研究工作不如英语专业教师多，因而对她（他）们提出与专业英语教师相同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如果硬行规定全国每个教大学英语的助教、讲师或副教授每年发表一篇或两篇论文，这些论文的数量多大、学术价值多高可想而知。因而根本的解决方案应当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即设立专职教学岗，对在岗者不提研究任务的要求。事实上，某些单位如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深圳大学等校已经这么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