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华中师大并不陌生，早在1983年我就来过这里，当时杂志的主编是徐迟先生，但接待我的事宋寅展先生。我为该刊撰写的“论海明威的美学思想”一文，就是首先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的。可以说，我与华中师大有20多年的友谊，《外国文学研究》也是我发表文章最多的杂志之一，算起来有10篇左右。今天下午来给大家作这么一个报告，主要是谈谈关于“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这其中也牵涉到当代批评理论的走向。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全球化的悖论：混杂和地方色彩；第二，文化研究向何处去？第三，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对立与对话？第四，“后理论时代”批评理论的走向及功能转变。
目前，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谈论“全球化”好像已经变成一种时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谈论“全球化”呢？因为，“全球化”是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种客观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或金融领域的全球化，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少数几个直接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如果没有融入“全球化”的机制，如果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有连续20多年的腾飞，以至于中国GDP一跃居世界第四位。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也逐渐出现了“全球化”的倾向，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日益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形成了文化领域内的所谓“趋同现象”。因此，毫不奇怪，“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反对，它标志着南北差距和国内的贫富差距愈益加剧。在欧洲，“全球化”也受到人们的反对。在一些人看来，“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它使得“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在人们心目中逐步消解。所以，抵制“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抵制“美国化”，抵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渗透，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人们带来了便捷，比如，人们吃早点，无论是在欧洲、台湾、香港还是澳洲、中国大陆，吃的东西大部分差不多，面包、牛奶。甚至我们使用的家具，比如说宜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全球化”使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像一个“地球村”一样，因此文化趋同现象特别严重。但是，文化上的全球化也不仅仅表现为趋同，它的另一面则是多样性。因而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也即文化在日益变得趋同的同时仍然显示出其越来越明显的多样性。所以，“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悖论，它本身带有“混杂性”和“地方色彩”。
关于“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国内学者对此却知之甚少。“全球化”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人为的二元对立消解掉了，使得二者交替重合，在文化上表现出既有趋同又是多样性。“全球化”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两者关系十分密切。1995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出版了一个十年报告，叫“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他们感觉到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2005年，他们又出版了另一本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的十年报告。在此之前，我已于2001年和2003年分别在国际比较文学刊物Neohelicon上于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并收录了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A&HCI）。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我参与主编了4卷本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主编是Jan Aart Scholte 和Roland Robertson，我作为百科全书副主编，负责整个人文科学部分。我们可以想想，过去这样的英文百科全书是不可能让中国学者参与主编的，至多请个别中国学者撰写一个条目就不错了。我想这显然是全球化使得我们的眼界开阔了。在这部百科全书中，我提议插进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并且亲自撰写了三个条目，一个是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个是Translation，还有一个是Orientalism，这三个条目都牵涉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没有东方参与进来，没有中国文化，就不叫“全球化”，只能算“半球化”。
“全球化”和“比较文学”关系很密切，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马恩认为，“全球化”始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从那时便开始了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时，提到“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是西方学界最早研究“全球化”的思想家之一。他们的功绩不仅仅在于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规律，也在于发现了“全球化”运作的规律。所以，“全球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的课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1998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了一个国际会议，题目叫“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谈到文化上的“全球化”时，我指出，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化”，边缘也可以向中心运动进而消解中心。德里达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去中心化”，消解结构，消解整体性。“全球化”帮助我们重新绘制了世界文化的版图，甚至重构了世界语言体系。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时只是一种乌托邦。但是，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构想呢？他在大量阅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后，越来越感到东西方在追求文学、追求理想、追求美好时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才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很巧的是“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术语，最早也出现在德语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无疑受到了歌德构想的启迪，它促使我们文学研究者去想象、去构建这么一个乌托邦。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不会消亡，它可能不再具有过去的那种轰动效应，特别是精英文学、经典文学会被边缘化，会和大众文学、快餐文化此起彼伏，快餐文化明星也是如此，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更短。“世界文学”的定义，就是各国历代最优秀的文学形成的金字塔似的文化结晶，它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并不是不变的，它本身是处于动态的。文化上的“全球化”也不等于文化“趋同性”。比如说悲剧，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来的古典主义者又提出了悲剧的“三一律”，行动、时间和地点的一致。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古代就没有悲剧。但是中国古代确实是有悲剧的，但是悲剧的形态是不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来下的。所以，世界各民族文学都有悲剧、喜剧、小说、诗歌，只是在各民族的表现形态和表现媒介不一样。因此文化上的“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趋同性”。“全球化”决不是孤立地只存在于经济、金融领域内的现象，在其他领域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比较文学就应运而生了。比较文学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别和民族的疆界，进入到世界文学的领域之中，它主张一种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所以，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者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自身经过调节，也可以走出去。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文学”的阶段，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之后，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应当是世界文学，但这种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
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中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原来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是这种运动是互动的双向运动：中心向边缘辐射，边缘也向中心缓慢地移动和抵抗、渗透。第二个方向就体现在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也即反殖民性或非殖民化。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是一种“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的策略，也即与“全球化”逆向相悖的另一个过程，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后殖民批评理论几经周折，仍在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原先的一些被压抑的边缘话语要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进行抗争，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趋向。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全球化的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我们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种二分法，形成了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的视角，消解了现代与后现代这种人为的对立。一些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面对这种情形十分担心，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逐步崛起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反体制性”有可能会使原有的文学边界无限度地扩张，并最终取代文学研究，而无所不包的文化批评也有可能会取代文学批评。也如同全球化与本土化是无法相互取代的一样，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彼此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倒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也许可以使日益处于困境的文学研究获得新生。我们过去研究文学，只孤立地研究文本，脱离它的语境，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文学。比如说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份问题、人物的种族问题、人物的性格问题，虽然这都是文学研究，但是又都是文化研究的问题，所以文学和文化完全混合在一起。也许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研究现在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我认为文化研究可以说也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所以我要提出：文化研究向何处去？
尽管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内地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用的都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实际上，我这里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特别是始自英国的新批评派学者F.R.利维斯的研究。利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目，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实现文学的启蒙教育，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展而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霍加特和霍尔，早先也是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也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建树。所以，这几位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的出场，就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文化研究有两个特征，反体制性和批判性。文化研究不希望被纳入某个固定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导向性作用。所以，伟大的理论家往往都是跨学科的。
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
所以它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者。美国文学史家爱莫瑞·艾略特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一个现象：在当今时代，美学这个词已逐步被人们遗忘了。“审美”这个词已经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批评话语中见到，因此应该呼吁“审美”重新返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批评中。他的呼吁一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考虑到，如果一味强调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而忽视具有审美特征的精英文化研究，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则为审美的指向日常生活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人认为它即将盛极至衰，文学研究将重返中心。我对此并不苟同，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显然更为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呢？这自然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将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第一，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做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第二，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即把结构主义的文本扩大到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之中，把早期的经典叙事理论扩大到后经典的叙事理论，使得文学研究吸取一些文化研究的课题。第三，完全远离精英文学的宗旨，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最终建立一门脱离文学艺术的“准学科”领域。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专注第二个方向也许是最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它既可以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同时也赋予我们开阔的研究视野，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而第一个方向则应成为少数理论家的研究目标，第三个方向则是非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对此我们无须说三道四。
第三个问题，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究竟是对立还是对话呢？
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不应当全然对立。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早已就有相当一批著述甚丰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并引进文化研究的一些有意义的课题。他们认为，研究文学不可忽视文化的因素，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也即过分强调它的艺术形式的话，也会忽视对文化现象的展示。所以他们便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向，也就是把文学(text)的文本放在广阔的语境(context) 之下，最后便达到某种文学的超越，这就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或一种文学文化学(literary culture)的建构。这种方向也许是使我们走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二元对立这个死胡同的必然之路，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着一定的启发。辩证地说，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同时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影响。它的积极方面体现在它使得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为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发指令性的号令来规定。一些出版社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出卖书号，而一些地方性大学为申报博士点而片面地追求教师科研著作的数量，却不讲质量。所以说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并不是看他的著作数量有多少，而是看他的著作质量如何，也即看他被别人引用、讨论的次数。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后果也有消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生产，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变得日益困难，如果处理不当，最终有可能导致新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等级对立。所以我提出的一个策略就是，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影响，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即承认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一大趋势是无法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只是跟着它跑，正确的态度是，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大力发展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成为可能。美国文化大举入侵，我们中国文化也可以小举入侵，我们的文化也可以进入到美国、进入到欧洲。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令世人瞩目，中国也应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中国在联合国已经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朝核问题上，美国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和中国商量，台湾问题也是这样。中国政府现在也意识到要树立一个文化大国的形象。这对于我们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的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外语水平不是仅仅过四、六级，而是能否做到用他所学的语言写作并到那个国家的刊物上去发表，或用他所学的语言到那个国家去作学术演讲，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所以“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目前中国政府决定在海外建立若干个孔子学院，我认为它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对外大力推广汉语；第二个是要用外语来讲授中国文化。第二个任务比较艰巨，首先要做到外语精通，其次中国古代文学的功底也要很深厚。就全球化进入中国而言，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它已经不知不觉地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生产和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研究的引进中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即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挑战。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文化研究的学者过去大多是从事精英文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所以他们也关注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给传统的精英文化带来的影响。他们并不主张把大众文化排斥在外，而是要从理论的视角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试图发现里面的合理因素，并且把它加以理论化。就文学经典的形成而言，任何经典文化和经典文学在一开始都是非经典的，有些一开始属于流行的通俗文化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的调整，再加之新的批评理论的“重新发现”，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精英文化产品，甚至目前的网络文学也是如此。而昨日的有些经典在今天的新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因批评风尚的嬗变以及接受群体的不同而丧失其既往的经典地位。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学史上不少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非边缘化”和“去经典化”道路中见出例子。
总之，对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文学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毋庸置疑，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在“五四”期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大量被翻译成中文。鲁迅当年提出的口号“拿来主义”对西学东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只是在读了百来本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之基础上开始的，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当然这番表述始终成为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说鲁迅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它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所以，比较文学也是一种翻译。这样看来，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机器翻译是无法传达其深邃的审美意蕴的。现在既然很多人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们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转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广大的读者。通过这种文化翻译，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文学逐渐步入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文学经典的殿堂，通过使其“混杂”和“非西方化”而最终达到新的经典重构。我想这也应该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运作的另一个方向，也即与西学东渐相对应的东学西渐，后者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有着广阔的前景。
最后一点，“后理论时代”批评理论的走向及功能转变。任何一个熟悉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学者都清醒地意识到，2003年和2004年间，在西方乃至整个国际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发生了三个对其后的理论思潮走向有着直接影响的事件。2003年，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与世长辞，给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再度兴盛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以沉重打击。200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为已经有之的“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2004年，当代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去世。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
为什么要称之为“后理论时代”？这首先是因为我的这种命名受到了伊格尔顿的专著的启示。其次是因为在上述三个事件之后，理论的盛期确实已过。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大师们的辞世所导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国家及文化传统的疆界，使得本来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可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面对新的现实无法加以解释。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与当代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景观相对照的是，理论界并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使之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趋势。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人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 …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同样，在文学批评领域内，也有人惊呼“文学的死亡”和“文学理论的死亡”等等，文学理论的衰弱使之陷入一种自我演绎乃至“自恋”的怪圈。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国内也有一些反理论的学者为之感到高兴，认为理论既然已经在西方丧失了原有的功能，它们在中国是不是也濒临死亡？
实际上，我认为，理论并没有死亡，只是理论的功能应有所转变，它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但理论应能够解释特定的文化现象。1996年克隆多利羊诞生，科学家认为，多利的诞生标志着生物技术新时代的来临。人们预言既然动物可以克隆，那么人的克隆指日可待，人的价值观念受到严峻挑战。人文主义便成了后人文主义，因此克隆技术的诞生标志着后人文主义时代的来临。2001年911事件之后，人们疑问：理论能否解释所有的现象？一大批曾经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转而支持政府。理论并没有“死亡”。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理论之走向又如何呢？理论究竟还能产生何种功能？面对一些大众文化现象，比如“超女”等，理论也应该可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
而不仅仅是解释精英文化现象。今天，随着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去世，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之核心观念的解构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了一个历史现象，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解构也只能通过其散发在各个时代的“踪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梳理并建构出一部解构主义的历史。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已经不自觉地具有某种解构的思维模式。解构主义也相信真理的相对性，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无数相对真理之和菜构成绝对真理。翻译理论中的翻译忠实于原文，德里达认为原文是不存在的，随着作者完成原文，原文就没有了生命。正是翻译者的翻译，读者的阅读才使得原文焕发出第二次生命。这种解构的尝试也为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新翻译铺平了道路。我们今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之走向做出描述，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它所产生的“消解中心”和“挑战权威”的结果究竟体现在何处？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文学和文化理论将产生何种功能？对于这几点，作为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我们理应做出我们自己的反应，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在这种跨文化语境的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理论家的独特声音。
显然，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之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化理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面对“理论死亡”的噪音越来越大，理论本身还能产生何种功能？我认为，后殖民主义经过一度时期的式微之后已经再度崛起：包括已故的赛义德在内，三位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发表新著，使得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酿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先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分化为“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所以，“feminism”早先翻译成“女权主义”，现在翻译成“女性主义”，它是随着其内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全球环境的恶化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批评话语的异军突起，注重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使得文学作品被隐匿的意义被发掘出来。随着全球性移民潮的愈演愈烈，“流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重新书写的作用。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在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 的来临和理论的功能的转变。记得我去年十月带领一个中国比较文学代表团到美国杜克大学参加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时，我作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图像批评的转折——当代文化批评中的语像转折”，发言中我大量引用了美国图像理论家米切尔的著述。杜克大学电影系的一位教授对我说，米切尔的著作在美国远不如在中国卖得好。确实，他的《图像理论》译成中文后，印了两次共1万多册，成为中国学术市场的畅销书。因为在中国历来就有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打破了图像和文字的界限。而且中国还有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书法。所以，图像批评在中国，可以说道路会越来越宽广。图像批评在“后理论时代”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流派。
综上所述，在新的世纪，理论的活力仍然没有丧失，上述这些理论思潮和文化研究并行不悖，形成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一道五彩缤纷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