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是"对不能说出的我们只能沉默"。他指的是不能轻言无限和神性这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能说出的比这更多。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对暂时不能说出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它们可能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实或最不起眼的常识，也可能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需要耐心辨析的对象。暂时不去说并不表明它们不重要，实际上可能极为重要，乃至十分紧迫，但出于人人都知道的原因，只好将它们悬而不论，仅仅谈论那些目前能够谈论的话题，尤其是以目前能够接受的方式，所能触及的问题的深度。我们共同隐藏着许多秘密，遵守着共同的游戏规则，尽管程度不一，但无人幸免，除非你不开口。说这些话是想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具有那种道德优势，正在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口吻，说出了人们或他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对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最好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不要对自己估计太高。
由于我们回避了若干非常重要的问题，尽量绕着它们走，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们，长此以往，这种局面很可能造成了我们头脑的极不自由。至于这种不自由到什么程度甚至难以估量。现在很难想象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精神和文化会发展成什么模样。因为我们不得不放弃直接谈论某些对象，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也绕着弯低着头走？因为我们抛弃了在某些问题上的公开坚持，那么无意识地我们也抛弃了其他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追求？到底我们失去了多少本来应该拥有的和恰当谈论的话题？我们的语言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忠直和实在？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开放和有力？很多事情是有连带关系的，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即使你谈论的是对象A,但在对象B的问题上你的看法是扭曲的和低声下气的，这不能不影响你在对象A的问题上表述的清晰和完整。或者说你本来是可以谈论对象C的，但因为你不能谈论对象D,所以便失去了谈论对象C的资格。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所受的限制使得我们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也大受限制，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失去了评说的界限使得我们也失去了对其他一些问题评说的界限。我们不具有谈论一些问题的现实性使得我们同样不具有谈论另外一些问题的可能性。尽管其中有些问题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范围，一辈子也难得真的遇上它们，但你得拥有随时对它们发表意见的权利，拥有那种自由的感觉。譬如在某个下午我想谈谈关于形而上的问题，谈谈有关真理和普遍性的问题，或者有关唯美主义和永恒的问题，我只是偶而才想到它们，但你拿这样的问题去麻烦别人，甚至你还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你只会让别人感到尴尬，觉得你神经不正常，或故意拿这些问题来表达对于别人的敌意，而我本来是拥有谈论这些问题的资格的，更从未想过这样做会造成对任何人的伤害。在一种特定的总体环境中，我们为自己和他人自觉地设置了许多清规戒律。
指出这个事实同时还意味着，因为我们不能适时地谈论一个恰如其分的对象，我们丧失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即分享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尤其是重要问题上）可能拥有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种分享的经验很重要，在分享中可以变动和扩大自己的视界，获得不断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经验，并从中建立起一种健全的自我信任和互相信任。后者也是不可忽缺的。一个人至少对周围的人有一个基本的估计，知道什么人是你的同道，而另外一些人才是真正阻碍这个社会进步的或伤害你的思想和才华的。当然，分享一致并不是最后的目的，但也许只有在体验某些一致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各自的差异，养成保留和尊重他人差异的习惯，也是保留和尊重自己的差异。在真正的话题缺席乃至到底什么是正在谈论的对象都常常弄不清楚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处于内在的互相隔离的状态，潜在地感到自己不被接受的焦虑，感到周围环境的某种敌意，很难和很不习惯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去了解别人真正的思想，在我们身边看到更多的是轻率地拒绝他人的做法，甚至在他所表明的自己的立场中，恰恰有许多与他所指责的别人相重合的东西，但他并不顾及这些，长久处于缺少正常交流的孤寂之中，使得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正是一个适逢其时的先知，他所想到的问题别人肯定没有想到过，他刚刚从他身处的黑暗中走出半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别人抛到原先他自己的黑暗之中，这样才能向世界宣布他刚刚发现的真理。但事实上，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发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理，这件事情与别人关系不大。
有很多这样属于个人的问题。我们越是不能自由地选择和展开共同的话题，客观上不具备随时与他人交换视野的气氛，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就越是被抛入类似的孤独狭隘的境地，面对更多个人性的--更准确地说是私人性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把"私人性"标举得很高，将其看做一种个人自由及选择的体现。汉娜 阿伦特曾指出"私人性"这个概念在古代按其字面的理解是和一种被剥夺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一种被剥夺了人的最高和最能显示人类特点的能力的状态。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第70页。）这样私人性的问题包括生存、生计的问题，一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在成长或实现个人抱负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有关个人的领袖欲望，个人的某些心理障碍（在我们历来强调斗争的环境中，很容易使人产生"假想敌"的需要和幻觉，他自己写作和发表意见是不够的，他还要向他人借取力量和欲望，通过踢开假象的敌人来使自己增添能量，却同时又宣布他比别人更独立和更"自己"），乃至人和人朋友之间相处的亲疏远近，期待中的有关自己的评论还没有出现等等，在可以谈论的真问题被掩盖的情况下，这样一些纯属私人性的问题便包围和缠绕在人们的头脑之中，渐渐形成由此出发看待问题评论作品和知人论事的视角，并且越来越难以自拔。换句话来说，他不仅生活而且思想的范围也日益变窄，一般称之为"小圈子"里那点事。指出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甚至必要的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存的"漏洞"。问题在于一旦他意识到这是一种危机，他对于自身危机的反应是把它弄成一件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的事情，弄得无比严肃庄严，弄得和人人有关，几乎涉及到什么什么的前途命运，关乎什么什么的生死存亡，从自我的危机及其"拯救"忽然变成了"兼济天下"的大是大非，变成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出现了全套以往人们非常熟悉的（也曾为他本人深深厌恶的）高度严肃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里借用一部美国电影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片名叫做"Oleanna"（香港译作《男女……授受不亲》),导演为David Mamet,全篇只有一教授和一女学生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学生考试没考好，找到教授打听分数。当得知这门功课果然不行时，请求教授"你必须帮我"。教授很乐意地说当然，同时又把话题转到不必太在意分数，现行的教育制度是很愚蠢的这些内容上去。但学生突然认真起来，发问老师："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怎么能说高等教育是在传播偏见？怎么说课堂上讲的那些只是为了使人迷惑？"教授解释说这只是"私下里"跟你说说。女学生又抓住这个"私下里"做起文章。这位学生同时得知教授正在期待学校续聘，续聘使得他可以购置新房，而教授又恰恰对有权决定自己是否续聘的校委员会不满，其中还有一位没有什么学问的女性。学生接着紧追不舍："你不相信校委员会，但你却要校委员会续聘你"。矛盾逐渐升级，等到学生正式向校委员会投诉这位教授时，问题已变成有关滥用权力、性别歧视、性骚扰等一系列严肃问题。甚至教授在电话里安抚感到不安的妻子，叫了声"宝贝"，学生都大声表示不满："别管你太太叫宝贝"，这又是一个涉及女权主义的话题。海南大学陈家琪教授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口语语境的可推理性原则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分析了本来是在日常性话语的语境中出现的东西，经过一系列有时是不可预料的转换（对话中种种微妙的尤其是不经意的东西），最终变成了极其严肃的重大话题；本来仅仅属于纯粹个人的事务（学生要分数，教授要薪水），作为个人都会遇到的那些生存的问题，却从中提炼出几乎有关这个国家教育的本质和其他什么东西生死存亡的高度。尤其可悲的是，被女学生娴熟使用的那一套上纲上线的严肃话语，实际上正是教授本人亲自传授的,在反过来运用在教授身上（用在任何人身上都一样）时，便显得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多么夸张、无聊、过分和自身漏洞百出。这种严肃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是不严肃的，看起来是严格推理建立起来的东西它本身确是在什么地方脱节的。也许，在充满个人利益的日常生活之上根本就建立不起来一套划分是是非非的标准框架，日常生活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充满偶然性和非理性的，用一整套严密的推理性话语将它说得头头是道、天衣无缝肯定要借助于别的什么东西，当然也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真理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不是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当然我们见到太多的的是，越是极个别人的利益，越是把它说成大多数乃至全体人民的利益；越是不严肃的问题，便越是需要以最严肃的面貌出现；越是少数几个人的危机，越是把它表述为临到每人头上的那种紧急关头。这里的严肃是伪严肃。问题也是伪问题。危机也是伪危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那一种。比较起来，那位女学生仍然比较节制，她还没有把问题提高到这样的教学制度如何消耗和扼杀她个人的才华的高度，也许她还没忘了自己一开始来是有求于教授的。联系到这个出发点，她和教授的争论之间昏天黑地的争论便颇像一场闹剧了。她凭什么严肃得起来？同样，那位教她的老师为自己的地位收入而在课堂上胡说八道，他又凭什么严肃得起来？
当然不是一点根据没有。为女学生撑腰的正是教授本人，为教授撑腰的是他所瞧不起的他自己身处其中的美国大学和美国的教育制度乃至社会体制，正是这些东西允许和鼓励教授讲授那套不能自圆其说的乱七八糟的内容，那种东西在我们听起来虽然有点"那个"，可在女学生和教授所处的具体语境中，它们是很少有人敢表示公开怀疑的权威，即是一种权力话语，女学生和教授共同遵守着其中的权势和策略，承认它们的有效性合法性。也就是说，一种严肃话语，除了它表面上所涉及的意义之外，它背后还有一套支撑着这套话语的权力系统，不管它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情况稍稍有点不同的是，使用同样一套靠权力系统支撑的话语的人中，有些人真诚地相信所有字面上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中也有人真诚地相信"本阶级的神话"，（在这部影片中，女学生显然更"天真"一些，）但连其本人都不相信的也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鼓吹这种"严肃"神话，就不仅是个自欺欺人的问题，直接地说，就是一个制造权力乃至玩弄权力的问题。事情已经发展至此：对当事者来说，不仅我知道我自己正在干什么，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但我就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做了，我知道你拿我没办法。对真正有权的人来说，那种权力系统或权力背景正是他自己制造的，他在使用和享受着自己"得来"的东西，尽管这很危险也要准备付出最昂贵的代价。在这个网络上个人也许更加没有保障。当他们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去做另外一套时，可能陷入的危机是无法估量的。我在海口和陈家琪先生做访谈时，他谈起从报纸上读到的这样的消息：个别被查出的贪官污吏，涉及到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在判处死刑临死前他说什么？他说如今这个下场是因为没有认真学习党的什么文件，因为忘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什么职责，他还在那里编造假故事，我们的媒体还在拿这样不严肃而且谁也不相信的东西作宣传（这令我想起某些下水的"领导干部"还在监狱里做"反腐败"的报告，他们比谁都更熟悉权力系统所支撑的话语实际上也是支撑着权力系统的话语）。我从中感到可怕的东西是，这样一些人除了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外，他就不能从其他一些地方获得关于自己生活和道德的任何支持？也许他曾经需要过帮助但没有人帮助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牺牲品，是自己参与制造的谎言和空虚的牺牲品。这样一些人先不去说了。让我们来谈谈一些无权的人（也许他想获得权力，什么权力？），在最近发生的一些讨论中，有人所使用的修辞法恰恰是他表面上批判的有权势者的陈词滥调，正和女学生和向她的教授学来的一样。首先他也编造了（更准确地说，是继承了）看起来是十分严肃的神话，称之为"严肃"，是它以更具有普遍性、代表更多人的名义出现的：在少数几个"被压抑"的名字背后，站着一个被压抑的"大多数"；在一个"遭到冷落"的作者背后，存在一个在人口上更广大的人群（"读者" ）；在有人想"与西方接轨"的时刻，他却保留了一个坚持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立场。我愿意承认在我们特定的语境中，所能提出的任何一个命题都不能不是极易遭到误解和易受攻击的，但毕竟我们还是处于同一个过去和现在之中，除去字面上的意义之外，我们还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和一个什么样的"相关域"联系着，通过什么样的背景而发挥作用，靠什么样的话语系统支持和支撑。最终的严肃性来自权力的话语系统，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最严肃的是老虎凳"。稍微有点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在所谓"民间立场"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关域"；作为一种立场，它调动的是什么样的"资源"；它将在什么样的人们中间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可能获得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在写作的问题上，讲什么"大多数"和"少数人"之间的区分，并且故意夸大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将自己置于更为有利的"大多数人"一边，用哈维尔的话来说，肯定是"选择了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借助了迄今为止文学领域中权力美学的背景和力量。（在这样的美学面前，其他的写作立场仍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合法性，甚至是不便谈论的。在另外一篇关于写作的文章中，我曾经指出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又被公开谈论的写作立场或理论立场，都不超出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55年提出的"美是生活"这样的框架。）无法想象，这样一些朋友到底是美学精神的单薄单一但终归是相信自己的神话，还是明明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非这么做不可。如果是后者，那就变成了前面所说的"不仅我知道我自己正在干什么，而且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但在达到我的目的之前，我将继续这样做下去"，对此，人们当然无话可说，继续保持自己的沉默。不过可能还是可以试着说一句，真的不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加入到伤害写作、伤害诗歌的行列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