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仁川机场刚下飞机，接待我的韩国朋友就问：您知道韩国目前最缺什么吗？我一脸茫然。他说“最缺汉语教师”。同样，最近几年，欧美大学中选汉语作为第一外语的人数激增，连美国的父母都告诉他们的小孩要从小学汉语。美国的汉语班年年爆满，有的不得不通过摇号的方式决定那些孩子能上。有两个家庭为争夺一名汉语保姆竞开出高价7万美元的薪水。美国的亚洲协会副主席迈克尔•莱文说，“目前，汉语绝对是炙手可热。汉语如今就是那些位于美国偏远地区的人们都想说的一种语言。”
看来，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东方文化魅力，已经开始在更多的国家获得认同。并将学习汉语同让孩子在中国获得竞争优势和巨大的商机联系起来。一些西方国家精英更为迫切地意识到阻止中国崛起是非常危险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正在经济实力增长中形成对国际政治的参与的势头，大步踏上了国际政治文化舞台。就此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尔逊认为：“中美双方都在学习。中国在学习如何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强国，而美国则在学习如何回应认知成长中的强国。”
海外汉语热的同时，中国英语热也在持续升温。但是细细考察，其中的文化心态却大不一样。海外汉语热来自民间对东方了解的热情，心态平和而充满文化对话的热情。中国的英语热则来自教育制度和文化心态的西化权力，其中的后殖民文化意味不能不注意。
近二十年来，在强烈的西化情绪中，在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空前夸大，而且在体制中被日益固化。加之，舆论的渲染传播和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得英语成为中国当代教育中的高杆，左右着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视线：无论是考大学读硕读博，还是评职称晋级都需考英语。校园里各科专业课堂上，学生们埋头背英文的现象比比皆是。因为本科生英语四级硕士英语六级的洋高杆必须跳过去，否则学位证书就会失之交臂。所有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将外语看成头等大事，大学四年将近有三分之一时间花费在英语的应试学习上。而硕士博士花在英文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本专业学习的时间，使得近十年中国研究生水平滑坡成为一种既定事实。
这种明显的“英语压倒汉语”的状况仍在被人炒作固化，英语仍在进一步被神化，一大批术有专精的优秀人才被英语考试的高门槛堵在门外。正如有人所说：“英语已然成为第一阶级语言，汉语似乎已沦落为第二阶级语言了。学前班学英语、升学考英语，求职、考研、评职称要英语，公交车服务员讲英语，一些名牌大学倡导中文课上用英语，当公务员入门时要考，企业招聘要考，评定工程师、政工师、高工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还得考英语”。可以说，中国的多种晋级考试中，都将英语而不是汉语的语言水平作为筛选的重要尺度来衡量人才，英文考试似乎成为当代中国的考场中的“新八股”，担当着“新科举”的重任。
我不反对学英语，多学一门语言对进入世界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有个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尺度问题，如果是以英语为重来作为我们的高考、硕考、博考惟一的衡量标准——专业或母语再好，只要英语没过就都算不合格的话，那将是遗害无穷的。如果对英语的过分强调，则表达了一种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这种按西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来要求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的做法，其危害程度在未来岁月中将会显现为人才断根、专业深度消逝、母语自卑主义等。说到底，英语至多能作为一国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标准，母语和专业才是真正第一位的。
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应该成为文化自信自觉的文化大国。汉语文化在张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不应以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为卑，不拜倒在拼音文字的强势之下，而是在转型性创造的健康心态中，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交流”和“对话”，以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心态。
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大观。这对中国文化输出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现实回应。汉语危机本质上是东方文化的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只有当21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真正的“人类文化”，才能使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衡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