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5日,姚博因患白血病在岳阳市一医院去世，我那天的日记写道：“下午3点45分，姚曙光不幸逝世，虽然并不突然，但我仍感十分悲伤。立即和文艺文等一同赶到市一医院，并陪同送到殡仪馆，几次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姚曙光出生于1963年，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的优秀的历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毕业后担任湖南理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200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他处事低调，诚以待人，书生气足，书卷气浓，所以同事和朋友都不称他的职务和职称，而是亲切地称他“姚博”。
可能是共同的爱好、兴趣、情趣所致，我和姚博交往甚多。有时忙过一段后，我和他再加上另外一两位朋友相约一起吃餐饭，每人喝上一两酒，在一起聊各自近段了解到的学术动态，聊各自手中正在作的课题，聊刚刚读过的对方近期发表的论文。这样的时候是我们感到特别快乐的时候。可惜由于大家都忙，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到后来他连啤酒也滴酒不尝（他当时说是喝了酒过敏，现在看来是他已患白血病而暂未发现）。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工作中、在办公室里交流。在学术研究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总是互相想到找对方商讨。2003年6月，《光明日报》理论部约我写一篇展望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前景的文章，我深感任务非同寻常，我将约稿信给姚博看，征求他的意见，很快他就给我找到了多篇参考资料，并谈了他的看法，对我很有启示性。我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完成了约稿《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2004年，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向我约稿，要我组织关于“湖湘学术”的专题讨论，该报愿意提供整版的篇幅刊发讨论文章，我又首先找到姚博商量，我俩在一起初步商定了讨论范围、题目及拟约请的撰稿者，只是因为后来太忙，该专题讨论一直拖延下来，变成了我们学术合作的永远的遗憾。他的一些论文，包括他的博士论文的修改和出版，也和我有过多次商谈。
姚博知道，我和他一样管理、教学、科研工作都较忙，是特别珍惜时间的人，所以虽然他到我办公室来的次数多，但一般都不久坐，有时是站着和我说完话或把资料放到我的桌上就走，有时则是给我发手机信息或电子邮件。他生病后先后在长沙、北京、岳阳住院，我去医院看望过他多次，我和朋友们去看他，他当然很高兴，但只要我呆的时间稍长一点，他就催我走，说不要为他的病耽搁了我的时间。2005年7月17日下午，我和妻子到北京的301医院看望他，他当时的治疗效果较好，在北京见到我们非常高兴，那天谈得特别快乐，但一个多小时后他就催我们走，一连催了3次，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告辞。姚博逝世后，我连续3个晚上为他守灵，既是为了表达我的深切怀念，也是为了弥补我对他病中陪伴时间的不足。
姚博是2005年“五一”长假期间为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加班时病倒的，检查后发现是白血病，此后病中，他一直关注、关心学院的评建工作。12月12日上午，我和彭时代院长等学院负责人去医院看他，他这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自己也知道时日不多，他当时郑重地给我们讲了3点，其中第3点就是很想到学院去看最后一次。当时我们对他谈的前2点很重视，对第3点却因觉得可能性太小而忽略了，到了12月14日，我从教务处及另外几位朋友处都听说了姚博的这个愿望，我觉得应尽力满足，于是和他的亲人及医师商量，看能否用救护车送他来学校作最后的告别（我当时还举许世友临终前被救护车送到他战斗、打猎过的地方作最后告别的例子），但医生说已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姚博最后的遗憾，但我想，当今天姚博在九泉之下，得知他奉献了青春和理想、他魂牵梦绕的湖南理工学院已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校园建设得如诗如画的时候，他应该会得到安慰吧。
那几天在姚博灵前挂满了挽联，湘潭大学刘松茂教授（姚博读大学时的老师）的一幅至今留在我的记忆：“正英年应是仙岛惜才遽邀博士乘鹤去；方雄飞岂料人间失君共挽教授任泪流。”上联是浪漫的想象，下联是痛切的现实。刘教授是由浪漫进入现实，我想我们可以再由现实进入浪漫的想象，就让我们相信有“仙岛”存在，相信姚博乘鹤到达“仙岛”后在那里倍受珍惜与尊重吧。
2006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