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圈地又无力还贷的大学城肥皂泡以及盲目扩招、浮躁升级、小企业办大学……中国大学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中国还没能经营好大学这个买卖。照西方的经验，大学商业化或许并不是错，甚至是大学走上正轨的路，问题是如何经营？
李燕是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今年8月底刚入学的新生，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掩饰不住兴奋，“有很多话想跟记者说。”她告诉记者这里条件不错，有电视、电话、单独的卫生设施、声控灯，面积甚至比黑龙江老家的县城大，但她的住宿费却要每月2600元。据她介绍，在入住东方大学城的40多所院校中，一年学杂费一般在2万元左右，4万以上也实属正常。而这些大都是民办院校，“已经很多人退学了，因为现在大学生很难找工作的，特别是民办大学，其实兴奋完我也在想，上这个大学值吗？”
从去年开始，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学城话题至今还很热门。但就在7月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的研讨会上，一个学者气愤地说：大学城本来就是个房地产项目，还谈什么责任。“说到底，这只是一桩生意，在中国，很多人都把教育当作最后一块肥肉，很不道德。”参加这个会议的一个学者对记者说。
“大学城”原来是房地产项目？
“毗邻大学城”正成为楼盘广告的新词。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城乡研究处处长刘波对记者说：“全国已经知道的有多达50多个已建或者在建的大学城，这对于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来讲不能不说多了点。” 就上海而言，从2001 年起陆续树起“大学城”招牌的项目就有5个之多——南汇大学城、松江大学城、上海大学城、东方大学城和中科大学村。中国大学城不仅多，而且占地面积大。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一万多亩，广州大学城43.3平方公里、郑州大学城50平方公里、武汉大学城50平方公里。
大学城这么大面积地集中出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史朝教授认为这是有一定客观因素的：1992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平均规模为1800人，到1995年达到2800人，去年年底是6800人，大学拥有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让大多原本蜗居在市区的大学生普遍感到空间不够，据国家教育部门的数据，2004年全国高校新生总数达420万人，比去年增长50万人，扩招5年，在校生总人数激增，这成了大学扩改建新校区的关键，而从1998年教育部推动大学联合办学方针以来，大量政企结合的大学、二级学院出现，也需要足够的空间。
但最为关键的推动力量可能不是这个原因。两个多月前的那次“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研讨会上，教育部表态支持大学城这个教育模式，认为它解决了中国高校的燃眉之急，然而同时也表示“发展大学城并不是由各大学主导的，而是由地方政府策动、人为制造的，其中房地产商也加入了自己的利益。”
在许多地方大学城建设的策划文案上写有这样的数据：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收入已占到城市经济的40%；德国海德堡，学院经济收入已经占到城市经济的65%。美国对50所4年制的大学研究表明：如果大学的预算为1000万美元，则会产生1600万美元的地方消费，创造550个就业机会和岗位。
毋庸置疑，这是令城市领导者动心的数字，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数字打动了地方的政府官员。
根据这样的数据，南京对照自己的仙林大学城换算的结果是，未来三到五年内，投资总计将近100个亿，加上现有8.5万名学生进驻带来的直接消费，综合各项，他们的“保守估计”：“将产生地方消费60亿元，同时至少创造55000个就业机会和岗位。”也是这样的数据，让廊坊市市长吴显国在2002年5月23日的公开讲话中兴奋地说：“大学城模式的出现是个伟大的奇迹。”耐人寻味的是，开中国甚至世界所谓大学城先例，被廊坊市市长称为“奇迹”的东方大学城早期仅仅是一个商业地产项目，首期规划一万多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就占了6640亩地，城中有别墅、度假村甚至夜总会。
一个知情者告诉记者，这实际上是政府试图通过商业运作消化大学包袱的“创举”。1998年中央决定理顺教育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管辖权上的关系，除教育部保留72所高校和其他11个部委保留40所高校外，将其余300多所高校划归地方政府管理，而其中又大量直接下放到市一级。廊坊和各个地方市政府一样都在为突然接办大学头疼。事实上，大学从来不是赚钱的事情，据牛津大学估计，该校为培养一个学生每年要赔4000美元，一年的赤字更高达4000万美元以上。大学都是稳亏不赚的，因而各地政府都在想办法如何消化。
契机出现在房地产商的介入。2001年许多房地产商在开发房地产顺便办小区学校中捞到了甜头，地产+教育模式被认为可以挣钱。这样的背景下，从办廊坊爱心日语培训学校获得相当利润和信心的金卫华自告奋勇，而廊坊市政府也觉得靠市场盘活大学可靠，便热心地支持。
开发商是为地方政府消灾解难的，所以在大学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见地方政府一直在前台充当主角。根据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表明：项目建设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学城的建设在一些地方享受到政府所给予的特权。审计组发现，有的省、市政府居然对“大学城”免收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在东方大学城最初的开发工程中，中国工商银行河北分行曾答应向东方大学城贷款3.1亿，但在2000年重新评估，此时廊坊市政府出面亲自协调。可见政府的用心。而6月重庆大学城出现资金不顺畅，市政府也公开表示将通过各种形式保证建设资金15亿的到位。毕竟大学城既能顺利消化大学，同时还是个不错的政绩，地方政府当然都纷纷效仿。
但是这样的努力似乎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2004年1月6日，东方大学城包工头常广风讨债无望服毒自杀之后，各地许多的大学城都传出不同程度的资金问题。情况正和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结果所吻合：“一阵风”上马、盲目建设“大学城”的后果是出现“新一轮资产投资—闲置—不良资产”的恶性循环。
一个学者曾经用过这么一个比喻来解释中国大学城问题：大学像是一个皮球，中央踢给地方，地方踢给企业，结果企业一不小心把它踢爆了。
焦躁的中国大学
焦躁，这是中山大学行政学院管理中心教授任剑涛对中国大学状态的描述。大学城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任教授的说法。
照任教授的看法，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接轨，使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焦虑状态。主管部门拼命扩大大学招生规模，推出一个又一个工程“211计划”、“985计划”、“2加7”方案、“2加8”方案，而各个大学拼命自我升级，大专转学院、学院转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在全球语境下自我检讨和急于占据有利位置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大学发展举措上的混乱和急躁。在这种焦躁的背景下，容易采取各种过激的行为，大学城便是一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大学城实质上是政府希望通过企业转嫁教育成本不成功的一案例，大学城背后的推动因素是政府急切的想转嫁压力。在全球语境下，政府意识到加强教育的急切，然而这种焦躁却因“无力”，只能盲目地转嫁。
无力，这是联合国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判断。她所谓的无力，并不是政府的无能为力，而是没有使足力气，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中国教育情况后指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者其他来源补上。她觉得这样的状态并不是合适的比例，这样的资金还不能很好地承担中国目前的教育需求。
政府没能承担，缺口的一部分家长付账，不过这份账单越来越蹊跷。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10年间中国大学学费的水平大踏步上升：1989年国内高校试点收费时，一般学杂费100元/年，到1993年全国高校平均学费为610元/年，1995年1124元，1997年1620元，2000年达3550元，2001年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而近一两年，收费上万元的学校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对比中国物价上涨幅度和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学费的上涨确实有点不正常。
今年5月武汉一名贫困大学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5份工最终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其中的一则留言这样写到：“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家长们找的工作也很不好，我真怕，我也会垮掉！”社会语境下学生们还是需要大学文凭，即使他们消费不起，即使并不一定物有所值，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必须被迫承受。
缺口的另一部分则希望通过民间资本或者高校自己的经营去补上，中国大学城、大量民办大学、民办二级学院的出现可以说是运用民间资本急躁的表现，而网络、函授教育的泛滥都无处不见强烈的经济目的。事实上，中国目前的高考录取率在世界上也是较高的。德国大学每年招收学生人数占中学毕业生总人数约30%，英国今年的目标是达到50%，与此对比，在中国有一种说法：“只要你有钱，可以接受民办高校，那你就有大学读。”
有一种说法，中国大学扩招是有很强烈的经济目的，始于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交给国务院的一封信。那年他们回了一趟国，看到有亲戚的孩子在当时还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中败下阵来，全家沮丧不已，出于搞经济的敏感，他们从这点想到当时的经济环境。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当时经济工作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他们便于1998年11月呈交给国务院领导一封信，建议扩大高校招生量一倍以扩大内需，据他们估计，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他们的信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于是催生了1999年初的扩招。
“这个政策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也取得显著的效果，但是，就是这样思路下来，导致中国高校的盲目扩招。现在产生了一种情况，大学文凭因为扩招而越来越没有就业可信力和市场号召力，与此同时，却因为地方政府的转嫁而费用日增，这对受教育者来讲是十分不公平的。”该学者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强买强卖，毕竟在中国社会语境下需要大学文凭。”
大学是经营出来的吗
如果把大学城建设看成政府部门对于教育的一种单纯的“经营”，显然这种经营是否成功，仍旧需要划上一个问号。
经济压力大不只是搬入大学城的大学生们，还有他们所就读的学校。不止学生需要努力挣钱，大学的经营者也同样需要。
史朝曾给那些大学城的大学们算过一笔账：“现在一些大学不断扩招和高收费是还款的希望所在，一所学校的还贷期限即使可以长达20年，以一所大学借款10亿元计算，年利息达5000万元，招收1万学生，学费收入也才4000—5000万元，贷款怎么还？”
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学校，我们知道，自己肯定还不起钱了。”某大学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白地说：“事实上，我们大学是接到指示说可以先不考虑还款问题才跟进的。”随着扩招的加大，教师的需求也空前紧张了，据上海一家媒体报道：广东工业大学今年扩招4670，为了保证师生比，招了170个老师。还有各种办学条件的扩容，这些无不让大学雪上加霜。
华南理工大学前校长刘焕彬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该校2003年收支平衡，大体在11个亿。“这意味着学校不可能赚钱，不过我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信心，8年之后，广东的经济总量大了，这点钱相对小了，所以我估计还是会由政府埋单。”如果中国大学是独立经营的，那么其中大部分都濒临破产。
相对于国内高校的捉襟见肘，来自大洋彼岸的统计数据让人眼红：1998年预算年度，美国大学筹款数额前三的哈佛大学、德州大学、耶鲁大学的基金规模分别达到130亿、77亿和66亿美元，至2001年，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已累积至182.59亿元。
旅居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薛涌撰文指出，西方大学的成功来自经营得当，他认为不引入市场机制，大学就没有竞争的可能。他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牛津大学在近年资金萎缩，捐助基金相当于44亿美元，不及哈佛193亿美元的零头，
造成的结果是有才能的教授由于科研经费的原因纷纷奔向美国，大学一些系被迫关门，甚至有种说法：欧洲的高等教育正在沦为二流。
经营大学是去年北大改革的主体思想。北大效仿美国体制，学习所谓的TENURE制度，大学教师不再实行终生聘用，大学教师开始流动，这样有利于顶级的大学聚集顶级的学者。北大教授陈学飞指出中国大学的沉疴：“中国高校长期以来的现实是，北大的教授就是北大的，复旦的就是复旦的，相互之间不流动，差的没法走，好的没法进。”
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去年力主的北大校改，因种种阻力暂时停止，但他还是把几个有争议的想法全部集中出版了一本新书《大学的逻辑》，其中涉及大学的产权制度、股份化的改革构想。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也提出了“高校资本”的概念，尝试将股份化运营模式引入高校领域。
北京大学副校长郝平认为，大学引入经济规则并没有错，在于怎么用，他提出一个很直接的观点：大学一把手最重要的目的是挖人和找钱。这里有个产业链：找到更多的钱是为了挖到更好的老师买到更好的设备，更好的老师和设备是为了吸引培养更有生产力的学生，更有生产力的学生也成了一所大学找钱的关键。如果大学能擅长经营，他就能解决一切贫困学生问题，就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事实上，美国大学最被领导重视的部门应该是所谓的筹款办公室了。哈佛大学的筹款工作人员多达200人，他们负责每个月给毕业生发去问候，当然问候的目的是提醒校友别忘了给学校捐钱，有人开玩笑说读美国的名校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因为从入学那一刻，他就持有你前途的股份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研究所赵婷婷博士认为，中国大学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结构是一个样的，中国大学需要引进市场机制。教育学者杨东平分析到：“长期以来国家对大学实行配给制，由此导致了国有化的办学体制和单一渠道的投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无疑让现在中国大学在融资和经营上思路有限。
无论怎么样，对学生来讲，上大学纯粹是一种荣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上不上这个昂贵的大学已经成了学生工作生涯中第一笔重要的交易，应该先自己好好算算账了；而对大学来讲，依靠僵化地出卖既有的教育垄断资源的时代已不再了，想盘活大学，或许该好好打打算盘了。再疯狂降价大量出售，恐怕将走到绝路了。
薛涌有自己的看法：政府的责任不是包办国民的未来，而是帮助国民为自己的未来进行投资。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劳工，为什么一定要为一个大学生能享受好得多的生活而为他的教育纳税呢？大学不能完全靠市场规则运行，但是忽视市场规则却绝对不行。仅靠政府给大学塞钱，追加投资，无法创造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这是急剧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应该汲取的教训。（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