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学，因由私人发起举办，与官学相对而得名。在漫长的东方教育历史上，中国私学以其独特的教育方式、丰富的教育文化和优良的教育传统闻名于世，对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私学——源于家教，受益军训。
早在春秋时期的教育史籍文献，就记载了私学兴起的有关情况。《礼记·内则》记述了西周时期贵族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准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户门，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家庭教育从幼儿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生活习惯入手，随着年龄的增长，教以基本的礼仪。从7岁开始，便进行男女有别的教育，男治外，女理内。由生儿育女的家庭结构和启蒙教育的起源分析，家庭和家庭教育应是私学的发源地。家庭教育方式的职业化、教学内容的专业化以及组织形式的规模化，是私学的最早雏形。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通常尽管以私学的形式出现，但也是为未来入官学、奔仕途打基础，做准备的。因此，此时的家庭教育具有明显的规划性和教育目标上的倾向性，是整个社会教育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另据史书记载，“师”在远古时是军官和军队建制的称号，“大师”是最高一级军官，“师氏”是高级军官。至今，军队中“师”仍然是较高级别的建制，成语中还有“兴师动众”一词。以“师”和某军官的姓氏连起来称呼，就是“师某”或“某师”，表示这个人有权势，有威望。西周时担任朝廷警卫的高级军官，“大师”、“师氏”等，在履行军警职责的同时，还要负责王廷贵族子孙的教育，教文习武往往是穿插进行的。久而久之，“师”就由军队职称转为教育职称。教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后，“教师”便成了教书育人者的职业称谓了。
私学兴起的历史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当时士阶层的变化与教育的新需求，改变了“学术官守”和“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尤其是在由西周走向春秋的社会大变革中，原有的一些贵族阶层逐渐没落，士阶层在不断壮大。没落贵族具有“六艺”等文化知识，便成了求职谋生的一种技能，能在文事方面为统治者和贵族提供所需的服务，可充当官吏等。同时，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私学的发展开辟了相应的市场。其次，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养士成风。大批的自由民向往加入士阶层，学习文化，就成为改变身份、实现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没落的贵族官学已不可能培养士，它那传统的六艺教育也不能适应新时期培养士的要求，能适应这种社会新需要的，就是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创办私学，开展私学讲学活动，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先后出现。‘学在四夷’说明春秋末叶私学已存在于四方各地”[1]。
春秋私学的兴起，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教育基础。“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2]。首先是适应了当时政治变革的需求。割据的各列强统治集团亟需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新文化的文士为他们的集团利益服务，官学已不能担当此历史重任，私学便应用而生。各种学派的出现，既丰富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内涵，拓宽了教育途径，创新了教育方法和手段，又为维护各统治集团或贵族阶层的利益，培养了所需的人才；同时，为士阶层向统治者们宣传各自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搭建了桥梁，提供了舞台。他们也借此逐步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私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传统，文化开始通过广泛的私学形式传播于民间。私学逐渐形成了自由办学、学术自由的新风尚，形成了以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孔丘等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家和学术思想流派。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日益壮大。
究竟是谁首创了中国私学，至今众说纷纭。单从私学教育成就以及对后世教育思想、教育文化和教育行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讲，孔子是中国私学和私学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这一点能为历代大多数学者以及教育界人士所接受。“私学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到孔丘创办私学时，私学已有初步发展，孔丘曾到各个私学去游学，他的学问也是得之于私学。《论语》中子贡赞扬孔丘‘学无常师’，说明在孔丘办私学之前，已经有人以私学的资格在传授文化知识了”[3]。
也有人提出《论语》在私学里产生，同时也是私学精神的源头的观点[4]。私学在孔子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得到了蓬勃发展，培养了一批来自平民阶层的有识之士和文化教育人才，为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战国时期的私学——诸侯争雄，乱世繁荣。
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250余年间，社会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七雄”争霸，秦始皇最终兼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在这场群雄逐鹿、争霸世界的博弈中，一方面，各统治集团之间对有识之士的迫切需求，刺激着私学的蓬勃发展；另方面，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开辟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和空间。在战国私学发展中，有多少家私学就产生出多少个学派，但对后世教育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四大家私学。到了战国末期，军事政治斗争的惨烈加剧，“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日增，私学更加盛行。
战国私学便是在这种纷繁的历史背景下自由蔓延、繁荣昌盛的。它的繁荣，开创了中国教育历史上一个空前的辉煌时期。养士之风的盛行，反映在政治军事上是诸侯国之间争雄加剧，对治国人才的渴求。“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5]。便是当时统治集团对人才需求的真实写照。而在一国之内，求士又引起公室与私门之间对士人的激烈争夺。“各国执政者竞相养士，使士成为一种受人青睐的职业，于是，士就成了人们择业的对象，人们竞相学习做士，形成一股社会风气”[6]。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竞相养士，有的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多优秀人物，颇受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十分宽松的教书育人的人才成长环境。“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现实，使士阶层与各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由的离合关系，合则留，不合则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公室不留我去私室，私室不留我远走他国。诸侯各国对人才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发展，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打好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各种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创新和文化观念的开放。历史上的诸子百家争鸣，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大多采取宽松的政策。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宽待士阶层，允许他们言论和学术自由。这就为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战国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私学的发展，到战国时，可谓盛极一时。其时，私学大都由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来主持，因此私学又带有思想中心的性质。于是思想理论上的创造与办私学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一旦思想理论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社会影响便会传播，生徒就越多；而生徒越多，越能扩大影响，促进思想理论的深化，私学成为社会上思想最活跃的地方”[7]。
战国的私学，已初步建立起中国古代教育的科学体系。积极探索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和方法，为后世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宝藏。以墨家私学为例，墨家学派认为，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8]的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举措，就是推行教育，“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9]。教育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性。在墨子看来，人性不是先天所成，天生的人性如同待染的素丝，放进什么颜色的染缸里，就会染成什么颜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提倡从人性的平等出发，认识教育的作用，“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实现“兼相爱，交相利”这一理想的贤士，通过他们来实现仁政德治，改变那种用人以亲、以势、以财，而不问贤能与否的腐败政治和社会不合理现象。在教育的内容方面，把政治和道德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注重科学和技术教育，使自然科学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涉及到数学、光学、声学、力学以及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把文史教育作为私学的重要内容，强调博学多艺。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包括认知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教育、形式逻辑的教育等。锻炼和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善于辩论，通过辩论说服他人，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在教育教学方法上，积极探索出了“虽不扣必鸣”的“主动”方法；“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的“创造”方法；“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的“实践”方法和“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的“量力”方法。这些都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教育指导意义。
战国首开了“官办民主（主持、管理）”的办学先例，开辟了一代民主办教育的先河。在公元前370——前360之间，齐桓公当政时期，齐国兴办了一所闻名教育史册的著名学府——稽下学宫。稽下学宫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也是官学私办的成功典范。稽下学宫存续了大约150年，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关于稽下学宫，史书多有记述，这里仅从教育管理的角度进行一些办学特色方面的探讨。稽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私主”的高等学校。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转化的教育机构，由于它是官方出资举办的学校，始终保持了养士、用士的政治特色。这充分表明了学宫的官办性质。但它又始终保持了尊重士人治学，不加干预的传统；教学和学术活动，由各家各派自主，官方不予限制。采取的是私学的教育管理形式，容纳百家，学术自由。“它是一所由官家操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带有官办私学的性质”[10]。“稽下学宫的出现意味着先秦士阶层发展的登峰造极，也表现了养士之风的制度化。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稽下学宫与之前的官学、与同时代的一般私学、与以后时代的官、私学校相比，都显得独具特色”[11]。
三、秦汉时期的私学——秦火未尽，汉风又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朝的教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统治为中心，主要采取了统一文字、吏师制度和禁止私学等措施。当时社会处在百家争鸣时期，私学空前繁荣，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统治集团内部敏锐地察觉到，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不统一、不一致，直接影响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郡县制的推行，也威胁着新兴的秦王朝的统治。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传播各种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的私学，便采取残酷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最为典型的事例是焚书坑儒。李斯本是一个楚国的读书人，为施展政治抱负，到齐国的稽下学宫跟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满腔热忱要为齐国成就霸业献计献策，无奈齐王胸无大志，便别师离乡来到秦国。入秦前，他的老师荀子问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2]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和重用。在秦国下令驱逐各国来长安的宾客时，他及时上奏《谏逐客书》，阻止秦王政下令驱逐六国客卿，劝说秦王政伐诸侯，灭六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李斯作为秦朝的开国丞相，极力主张废除私学。
秦朝既首创了中国统一的集权封建专制国家的历史先河，也首演了中国教育史上以政治手段干涉、禁止、取缔和摧残私学的历史悲剧。在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两个历史事件上。一是“焚书”。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竟相称颂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齐国出身的博士淳于越却不合时宜地向秦始皇建议，像周朝那样，
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李斯当场反驳淳于越，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13]于是，秦始皇颁布法令规定，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还规定教育要“以吏为师”。李斯从中借题发挥，酿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针对教育文化浩劫。二是坑儒。在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再次下令，将聚集在咸阳城内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坑儒”事件。始皇长子扶苏对此大为不满，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令扶苏离开咸阳，到上郡蒙恬的部队去担任监军。焚书坑儒事件表面上是由一些偶然事端引起，实则是秦王朝一贯奉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必然结果。禁私学，正是这一政策在教育领域里的进一步贯彻执行。同时，秦实行了一套由官吏治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私学的禁止和‘吏师制度’的执行，必然会使教育上出现一种法律之外无学，官吏之外无师的局面。众所周知，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官师是合一的，后来由于私学的发展，才出现了专门以教授文化知识为职业的教师。专职教师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4]。
汉朝建立后，总结秦朝在轰轰烈烈兼并六国后，又迅速土崩瓦解的亡国历史教训，对文化教育政策实行了适应性改革，解除了教育方面的禁令，允许开办私学。这是由于汉朝建国伊始，政局不稳，官学未立，私学乘势发展，实际上承担起了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发展学术的任务。私学活动不仅没有受到汉朝统治者的干预，而且相应地恢复了秦以前士阶层在社会上受到的礼遇；朝廷也接连不断地发布求贤诏书，私学在这种无声的政策鼓励下得到了恢复发展，学派林立，学术活跃。儒家学说开始恢复传播，法家、刑名之学等各家学说也同样受到朝廷的重视。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私学大师们拜师求学。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其他学术流派所以能存续下来，应归功于私学。官府所立的太学和郡国学校教育，主要以儒家的“五经”为主，死守章句，鲜有创新，相互诘难，排除异己。而民间私学较少思想束缚，其教育内容呈现出诸家并存、异象纷呈的局面，所开课程不但讲解今文经，同时也传授古文经，而且黄老、法律、诗文、乐府、天文、历算、图纬等无所不教，门下弟子也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15]。
中国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官学和私学）起始于汉代。汉朝实行的是一种官学与私学并举的教育办学体制。汉代的官学，除了官办的特征十分明显之外，官治的管理体制也很正规，与私学具有明显的区别。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和宫邸学；地方官学有郡国学、县道邑（校）、乡（痒）和聚（序）。私学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种。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在办学层次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书馆也称书舍，主要从事最基本的识字和书法教育，循序渐进地讲授一些儒学内容。书馆里还根据学生的情况，因人而异地开展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完成书馆学业的学生，有少部分人可进入地方官学或者直接进入太学升造，还有一部分进入更高一级的私学——经馆从事专经学习，大部分则中断学业，就业劳动。经馆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名气较大的可与太学媲美。著名的私学大师董仲舒、王充、郑玄等便出自这个时代。由于朝廷实行官私并举的教育政策，私学自由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办学的规模和接受教育的普遍程度，一度超过了官学。一所私学常常拥有成百上千的弟子，受场所限制，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进行面授。其中的弟子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及门弟子”，也称为“授业弟子”，大多是些高材生，可直接聆听私学大师的教诲，和老师一起辩论经义，交流学术；另一种是“著录弟子”，他们慕名而来，登门拜师，得到老师的承认后，在需要的时候求教。郑玄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拜马融为师，虽在其门下，但“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16]。“汉朝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就私学的高级阶段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官学相比也难分上下。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的历史渊源”[17]。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士人经术，游学成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呈现繁荣局面。私学在这个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教学内容上，开始突破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官学教育传统，讲授玄学、佛学，道教、科技常识等。开始重视启蒙读物和传统教材的编辑，规范教学内容，《千字文》、《颜氏家训》等私学教材相继问世。有的教材还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游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教学方式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非常重视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就是最早的游学大师，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讲学，既增进了学识，开阔了眼界，也为各诸侯国传播了文化，交流了学术。游学之风自孔子时代开始，流行于秦汉，兴盛于魏晋。据有人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文献记载进行统计，这个时期有名的游学者为47人。其教学特点是：一是游学者多以追求通晓经术为教育目的[18]。到魏晋时期，士人的游学目的由通晓经术逐渐转变成了主要以交接名士，从而达到获得社会地位及名誉的目的。很多士人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成为名人，并登上了政治舞台。二是游学地点的变化，由长安－洛阳，转为各郡县。汉代，教育文化中心在京师，长安和洛阳先后都曾是中央太学所在地，初期士人游学大都集中在这些地方。到了魏晋时，各地的士人，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经过党锢之变，名士们开始厌倦政治，回到自己的故里，或游学，或办私学[19]。
五、隋唐时期的私学——官私并举，人文荟萃。
隋唐时期，多变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统治者个人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发展方向。隋唐把我国学校教育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学校种类齐全、管理规范、生徒众多，都是空前的。隋朝所设立的国子寺，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教育部，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机构。官学是这个时期教育的主流。中央官学在国子寺的领导下，开设了“六学一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这些学馆，主要是为培养品级以上文武官员和贵族子孙，是历史上最早的“重点学校”。由此不难看出，举办“重点学校”，是自隋唐以来的官学遗风。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感悟出教育特权为何盛行至今的悠久历史渊源。
隋唐官学的发达，教育制度的完备，不但没有妨碍私学的发展，而且官私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完备的教育办学体系。这个时期由于朝廷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官学的长足发展，使人们产生了私学不发达的错觉。其实，这一时期私学也相应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社会上每一种专门学术都有私学在传授。比如王通的家学，往来授业者近千人，培养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人才。还有王孝绪、何妥、房晖远等硕学鸿儒都曾设立私学，授业于生徒。唐朝在大力举办官学的同时，明文鼓励私人办学。私学和家学作为早期教育的主要形式，在唐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名流学者，在居官理政的同时，招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唐朝的家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平民百姓自己的家庭教育形式，属于私学范畴；还有一种是朝廷为加强对高官贵族子孙的科举教育，派专门的官师在其家庭中进行的官学性质的教育。唐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产生过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这与他们早期接受的私学教育具有密切的关系。
六、宋元的私学——书院遍布，清淡闲适。
中国历史上的官学，大抵是贵族世袭教育。宋元时期基本沿袭了唐朝的教育体制。经过了多次兴学运动后，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这个时期的私学，在史书上少有提及。书院则成为私学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宋元时期盛极一时。正如孙培青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一书中所总结的，书院的源远流长，是从汉朝的经馆开始的。书院的设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政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资料的机构，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我们这里所说的书院属于后一种情况。
宋代的书院，初期多为私立，后来逐步由政府控制。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后来书院超过了州县学。南宋书院尤多。南宋时由于朝廷偏安，官学困难重重，管理不善，而由私人兴办的书院则管理有方，教学质量高，逐渐繁荣兴旺起来。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形成和兴盛在宋代，办学形式主要以私学为主。这是由于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急功近利，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以满足对大批治国人才的需求，忽视教育的全面发展，以至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20]。“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21]。到了宋朝后期，书院出现官学化的倾向。这是由于书院受制于政府，被纳入了官学体系，有两种情况：一是私学举办者受仕途利诱，将所建的书院斋舍及田产设施等，捐赠给政府，以学舍入官，谋得一官半职。这类书院已改变过去私立的性质，变为官学，如应天府书院等。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公款公物直接兴建书院办成地方官学，如石鼓书院等。这种倾向导致了私学官化，也是这个时期私学少有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养教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蒙学始于汉代，是古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多以私学形式出现。“我国古代重视教材建设，蒙养教材按其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最为有名。二是诗文教学的课本，可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代表。三是历史知识教材，如晋人李瀚编纂的《蒙求》。四是博特常识教材，最为著名的是宋代方逢辰编写的《名物蒙求》。五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此类教材多为宋明理学家所编。蒙养教育阶段，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习惯。近现代私学教育更为丰富”[22]。
元朝灭宋后，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忽必烈曾下诏严禁侵犯书院。在一些热心教育人士的倡导下，书院以官学形式进行重建。这个时期以私学形式出现的书院，大多是一些士人不愿入仕新朝，纷纷避居山林，自建书院，专事教授，传播学识。元朝政府在积极提倡兴办书院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元朝教育尽管以讲授儒家经书和理学家的著作为主，但从对书院的官化、控制倾向可以看出其对私学加以限制的教育政策和办学态度。
七、明清的私学——规模空前，屡遭禁毁。
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展和人口的壮大，到了明清时代，私学在规模上空前宏大。尽管如此，在明清统治上下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私学并没有展现出先前那种学术交流异常活跃的生动局面，学术文化成果缺少创新；除王守仁、王廷相和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几人外，私学大师寥寥无几，对后世教育的影响也远不及前人。明代的教育发展，初期以官学为主。明初书院沉寂，足以证明私学已走向凋敝。后来，在科举垄断仕途的人才选拔制度影响下，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士大夫们开始由不满官学到远离官学，纷纷创办私学，复兴书院，施展自己的教育抱负。自公元1465年（成化年间）之后，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新兴书院不断涌现，到正德年间达到了顶峰。书院在恢复初期，作为私学，自由的讲学风格形成了自由的学术交流风气。各种自由思潮兴起，必然会影响一统的专制统治，再次遭到反对。统治者便开始对以书院为象征的私学，进行残酷的取缔，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第二次针对教育文化大浩劫。公元1538年（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正式下令禁毁各地书院；公元1539年（嘉靖十七年）“申毁天下书院”；公元1580年（明神宗万历七年），下令禁毁书院；公元1926年（明熹宗天启五年），
下令禁毁东林书院，并波及其他书院。反映了自由讲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明朝中后期的四次禁毁书院事件，对教育文化的浩劫，客观上也是加剧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初，仍然实行对书院严厉抑制的政策。从康熙年间起，教育政策开始宽松，书院再次复兴起来，其中有民间私人创建的，也有士大夫和地方官员的崇教之举。康熙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支持教育、鼓励私学，不仅是他在位61年对中国教育的历史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为康乾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教育制度保证，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受康熙重视私学的影响，之后的几代皇帝还亲手为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岳麓、紫阳等书院赐颁御书，送匾额，肯定书院的成就，提供资助，支持书院的发展。到清末，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接近2000所。但在办学方式上逐渐由官助转向官办，又走向官学化的老路，再次流落为科举的附庸。“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清王朝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下诏将各省的书院改为学堂。至此，古代书院制度宣告结束”[23]。
八、近代的新私学——实学救国，多有创新。
网上资料显示，近代新私学的概念，是由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李冬君女士提出并加以论述的。笔者突然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史，关注古代多了，研究近现代少了；关注教育理念多了，研究教育现实少了。以至于近百年来的私学，几乎被我们的正规教育史册遗忘了。客观情况也正是如此，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私学处在教育史上的又一个低谷时期。新私学的提法，从本质上反映出近代私学与传统私学的不同之处。所谓近代新私学，是指20世纪上半叶，以严修、张伯苓等教育志士为代表、以天津南开学堂（后来发展为大学）为教学实验基地，所创建的有别于传统私学的一种新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这一教育创新举措，赋予了现代私学丰富的内涵和对教育发展的深刻启示。对于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尤其是近20年来私学的一度兴起产生过领航作用。“何谓‘新私学’？以时代言之，乃近代私学，非古代私学；以取向言之，乃西化之私学，非传统之私学；以形式言之，乃学校之私学，非塾、院之私学。……传统私学，以孔孟为体，帝王为用，其学不离科举之轨；而先生（指严修、张伯苓，作者注）之新私学，以科学为体，经济为用，其学趋于教育与实业”[24]。新私学兴起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渡期。国难家灾、内忧外患的现实使得它承受了更多的责任，步履愈加沉重。尽管如此，新私学的先驱们依然沉着坚定，在阴霾当头、荆棘遍野的条件下，开创了中国私学的一片灿烂新天地。其特点是：
首先，新私学具有明确的办学目的。它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私学的发展方向。新私学的办学宗旨是“私立民有”，始终坚持“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张伯苓语）”。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是办学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南开私学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教家塾，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严修先生身体力行，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新私学的兴起也产生过重大影响。被誉为“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的张伯苓先生，是一位为办私学“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教育志士。由于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救国教育成为了新私学的一个鲜明主题。伯苓先生“认定救国在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教育独立，是这个时期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官学派所向往的教育理想。教育自立，则是以严修、张伯苓为代表的新私学派所追求的教育目标。
二是新私学实践了务实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新私学构想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就是像外国那样，把学校办成大工厂，学生如工厂的产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教育为体，实业为用。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在中国，最早提倡教育产业化的人，便是伯苓先生；最早将教育产业化理想付诸于行动的人，也是伯苓先生。早期的南开学堂以及后来的南开大学，便是教育产业化近百年来在中国教育实践的成功典范。“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伯苓先生的“实用主义”的救国志向。我国近代的私立大学，办理科者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新私学观点则认为，理科是教育的基础。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科学文化体系的建立要靠理科，将科技知识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张伯苓和胡适同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而张伯苓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伯苓先生实业化的教育路线，是留给后世教育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是新私学创造了市场化的教育管理模式。在学校管理上，新私学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体制。董事会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
四是新私学开创了近代中国民主办教育的先河。通过对西方教育的考察，张伯苓感悟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是教育精神的民主和教育投资主体的民主。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在董事会内部，股东议事民主；在教育教学中，教授治学民主；在学校管理中，实行学生自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是一种不断通过教育民主探索政治民主的实用主义实验方法。新私学的民主，一方面是股东之间的民主，在股东制下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们欢迎这样的“民”越多越好。另方面是管理过程的民主，董事会赋予学校、校长以及学生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很少干预学校的日常行政管理以及招生、考试等事宜。当时，社会上其他私立学校纷纷倒闭，而南开由小学、中学一直办到大学，越办越火，成功就在于民主化投资机制和民主化的管理体制[25]。
九、革命根据地的民办教育——首创公助，深入民众。
这是一段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催生的另一种形式的新私学。革命根据地的民办教育，是指自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这段革命斗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私立教育。即使是处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样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依然是生龙活虎、生机勃勃。有大量的史料证明，革命根据地通过举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以普及的方式提高群众（包括少儿、妇女和成年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的民族精英，对抗日救亡和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时实行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际上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私学采取的特殊鼓励措施。1944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提倡小学民办公助的指示信》指出：“①民办小学的形式（完全民办或公私合办）与这一方针执行的步骤，一般按各地具体情况决定，不求一律，一般普通小学，如条件许可，人们如要求改为民办，而群众确有条件接办时，应即改为民办，逐渐达到自中心小学以下，均归民办；②关于民办小学的学制、教育内容等，应尊重群众意见，按群众自己的需要，学制的长短、上课时间（是整天或半天，一年上几个月的课）均不求一律。课程科目可同意群众的要求，废除暂时不急需的科目；③民办不能和公助分离，不能听其自流。”依靠群众办学，充分挖掘潜藏在群众中的巨大教育资源，是这一时期教育政策的一项伟大创举，是私学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毛泽东主席在总结这一经验时曾这样说道：“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以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26]。“民办公助”，是自有教育历史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首创的属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型教育制度，既是市场配置教育资源的一种有益尝试，又是民主办教育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于今天教育改革与发展，“民办公助”仍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孙长缨《中国历史上私学若干特点探析》；
[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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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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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曾 文 应若平《略论我国私学的历史贡献与当今民办高校的发展》；
[1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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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5]卢鹰《东汉的关中私学教育》，西安晚报电子版2007年11月05日；
[16]《后汉书 郑玄传》；
[17]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18]张鹤泉《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
[19]陈雁《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20]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
[21]马端临《文献通考》；
[22]孙长缨《中国历史上私学若干特点探析》；
[23]曾 文 应若平《略论我国私学的历史贡献与当今民办高校的发展》；
[24]李冬君《新私学百年祭》；
[25]李冬君《张伯苓是怎样办南开的》；
[26]《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