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邓公让我读大学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们的那一套不灵了，校园里再也没有忙乱的开门办学和喧嚣的革命大批判了，学校的一切工作又恢复到了文革前的状态。雄壮的广播体操乐曲声响起来了，校园里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学生们整整齐的坐在教室里，教师们忙着备课和批改作业，学校开始重视智育教育了。不久，公社教育组来了通知：取消开门办学，撤销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机构，下面村镇的小学统一由教育组【后改为学区】领导。
1977年，学校安排我担任新一届的四年级1班的班主任，同样上两个班的语文课。这时，我对开门办学和校办农场已经不再热心了，开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我认真的备课，精心的编写教案，在上课中我尽量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这里的老师大多用海南话教学】，努力提高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水平，我特别在汉语拼音和作文方面下工夫。我喜欢启发式教学，在课堂中多提问，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后，我要求学生进行预习，坚持天天写日记，努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还特别要求他们写字要工整，作业要按时完成。我千方百计的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家里拿来很多课外书给他们看，跟他们讲古今中外优秀人物发奋读书、用文化科学知识救国救民的事迹。这样，大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我这个班里，学生上课迟到的现象少了，课堂纪律保持在最佳状态。很多老师都向我反映：你这个班学生很好学，课最好上。
不久，公社学区的黄守森主任下到我们学校来检查，这一次，他们再也不去看校办农场了，而是专门检查教师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本。当我拿学生的作业本给他们看时，黄主任赞不停口：“黄老师，你们班学生的作业棒极了，好象印刷厂印出来的一模一样！”他还特意把我班的陈海光【后来考上文中，高考考上上海交大】和黄丽婉【高中读文中，高考考上海师】两位同学的作业本拿去，说要在公社里进行展览。
受到黄主任的表扬，我心里并不感到十分高兴，罩在我心头的阴影久久不能散去：我是个民办教师，拿的是土饭碗，随时都会被打碎的，什么时候我能拿到一个铁饭碗，做一名公办教师呢？
1977年下半年，好消息传来了：国家要恢复普高招生考试制度了，我们有希望了！这时距离我高中毕业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
1977年12月11日，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拐点。
就在这一天，我参加了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次考试【1966-----1976年国家取消了高考制度】，这是建国以来最特殊的一次高考【在冬季】。
广东省【当时海南归广东管辖】的高考时间是12月11日。各省自行命题，考试时间也不统一，但都在12月。广东省是考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有90多万人参加高考，仅次于四川省的一百万人。文昌县因参加高考的人太多【将近一万人】，在很多公社也设了考点。
后来我才知道，是邓小平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1977年，邓小平上台以后，立即拍板恢复高考制度，为新时期的四化建设打好人才基础。
在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十一年的高考闸门终于打开了，570万考生如过江之鲫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高考。
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希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的拐点。
我是一名老三届生，1968年毕业，在参加了包括埋葬高考制度在内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被打发回家务农，从此跟高考无缘。在回乡后的十年中，我当过农民，也当过渔民，最后当了民师。我当时就立下了在农村干一辈子的念头，因为我没有别的出路。在文革十年中，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教育阵线，几代人没有得到正常的教育【大学、中学、小学两年都停课闹革命，也没有招生】，造成科学文化事业上后继无人，跟外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取消高考制度是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之一。文革开展后几年内大学停办，没有招生。后来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大学才开始招生，从1971年起开始招少量的工农兵学员，没有经过考试，采取推荐保送的方法。后来听说也进行了“张铁生”式的考试，但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十年来，我看到大队里一个个上了大学，一个个远走高飞，心里除了感到委屈，觉得无奈以外，别无选择。招兵、招工都没我的份，还想去大学？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大学”两个字。
回乡以后，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学习。我爱好文学，也喜欢政治、历史、地理等书籍。我在读书时就不喜欢数理化。我家里有很多书，那是我在读书年代所收藏的书籍，有好几百本，里面也有一些是我读小学和中学时的课本。文革打武斗时，我什么东西都丢光了，就是这些书还保存下来。回家后，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我就喜欢看书，以此来消磨无聊的时光，安慰自己精神上的空虚。我从来就没有想到我还会有考大学、上大学的机会。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打倒四人帮，大地展新颜。党中央拨乱反正，深入揭批四人帮，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各条战线出现了新的气象。教育战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上级领导部门撤销了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机构，取消了开门办学。学校开始重点抓智育教育了，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动抓科技和教育战线。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专家参加。后来会议延长到8月底。
在8月16日下午，会议讨论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来。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将方案上报中央，引起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要求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告收回来。邓小平英明果断，当即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邓小平当时表态：十六字方针【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文革期间的招生制度】必须推翻，恢复高考从今年开始。他还提出新的招生制度的标准：招生主要抓两点，一是本人表现好，二是择优录取。
到了9月份，开始了新的学期，我继续担任四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上两个班的语文课。这时，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不断的传到学校中来。学校里有二十多位民办教师，其中有许多是老三届生。大家都认为民师这个饭碗不稳当，随时都可能被打破，只有参加高考，进入正规的师范院校里学习，才能拿到铁饭碗。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感到高兴，后来又觉得怀疑，因为这毕竟是小道消息，国家当时还没有正式公布恢复高考制度。
我带着疑问询问了校长，他竟吓唬我说：“哪里传来的消息？我怎么没听说？这是小道消息，不要乱传，上级没来正式文件。再说，就是国家恢复高考，也只能招收应届生，你们这些人年纪都大了【我们都三十岁左右】，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哪个大学会要你们？”
听了校长的话，我感到半信半疑，就去征求我的表叔先导老师和陈家冀老师的意见，他们都说：“我们也听说了，这是好消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对你们是个很好的机会，快去准备复习功课应考吧！”我赶快回家去，用了半天的时间，终于挑选出了我要准备复习的初中和高中的课本。
不久，我的朋友也给我来了信，要我马上复习功课，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考试。他在海南教育局工作，消息非常灵通，这时我才慌了起来，赶快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功课中去。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重头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并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
社论指出：“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
社论还指出：“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文化考试，是考查学生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也播送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
消息传来，我们欢喜若狂，奔走相告。我们还把喜讯告诉给了校外的同学。第二天，我们一齐赶赴公社报名，我们大队一共有三十多人报名，有老三届生，也有七零年后的高中毕业生。
建华山小学共有十名教师报考，都是老三届。这时校长也改口了：“学校坚决支持你们参加高考，除了上课外，一切时间都由你们自己支配，是班主任的换别的老师。你们要全力以赴地复习功课，争取考上大学，为学校争光！”
过了几天，县科教办来了通知：老三届中的六六、六七届学生可以参加县里举办的高考复习班，我们小学也去了两位老师。怎么我们六八届的学生就没份？我感到愤然。后来我细思量，心里也坦然了下来：谁叫我们六八届学生运气这么差？三年高中才读了一年，文化基础这么差。人家至少读了两年高中，底子比我们好，当然领导要他们，而不要我们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文昌县报名参加高考的有将近一万人【后来实际参加考试的没有那么多人】，而各科辅导教师【高三】却非常缺乏，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复习班。后来参加复习班的仅有三百人【一个文科班，两个理科班】，他们是参加高考中的姣姣者，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都考上了大学。
因此大部分考生都打游击战，自己复习功课。报名时我选了考文科，主要原因是高中才读了一年，一点理科知识基础都没有，而且本人向来又特别讨厌数学，数学基础特差。再者，理科知识很难自学，必须有老师辅导才行。文科可以自学。
这时距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紧迫，复习内容多，困难重重。在自学过程中，除了几本旧课本外，我两手空空，辅导资料没有，辅导老师也找不到，一切全靠自己。最主要的，要复习哪些内容，怎样去复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是我想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遇，我决不放过这次机遇，我一定要努力拼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白天我坚持给学生上课，晚上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复习功课，做到争分夺秒，每天晚上都坚持到凌晨一两点钟。我把书本里自认为是重要的知识扎扎实实的背了一遍又一遍，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的硬骨头，解决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我跟符松老师同住一间宿舍，他也参加高考，我跟他成了好搭档，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他教初中数学，我在数学中碰到难题向他请教，他在语文方面遇到困难也请我当老师。就这样，我们一步步地前进，攻破一个个难关。
数学复习我花的时间最多，因为在要考的五门科目【语、数、政、史、地】中，这一科平时接触少，难度最大。初中课本中的习题我基本上都做了一遍，自觉没有问题。高一的数学虽然学过，但把握不大，我虚心向数学老师请教，不懂的就问，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学习，基本上可以过关。对于高二和高三的数学，从来没有学过，自叹入道无门，我就自动放弃了。
对于政治科，我特别关注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动态，多看报纸，了解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此外，我还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哲学方面的问题下了一些功夫。
历史和地理是我的强项，也是我喜欢的学科，平时接触比较多，很多知识早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对这两科的复习主要是多看课本，增加知识面，并加以条理化。
我特别加强对语文科的复习。我虽然是语文教师，但我教的是小学语文，很多知识跟高考靠不上边。我重点复习高中语文，每篇课文我至少看了三遍，着重掌握每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于汉语拼音，我也下了一些功夫。我非常注意文言文，除了把它翻释成现代汉语外，我还把后面的练习都做了一遍，做到心中有数。语文科考试最重要的是作文，在这方面我请教了我的老师先导和家冀两位老师，他们多年从事语文教学，都是教毕业班，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请他们帮我猜作文题目，然后由我来写，再由他们帮我改。陈老师说：“我划个范围，你自己定题目，这样更好。”于是，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给我定了几个内容：一、粉碎四人帮，二、华国锋抓纲治国，三、教育阵线拨乱反正，四、农村新面貌，五、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六、先进人物。
按照陈老师指定的范围，我自己拟定了几个作文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抓纲治国气象新】，是我从报纸上拣来的，然后按题意写作文，写好后，他们帮我改，最后工工整整地写在稿纸上。在考试那一天，我把它们都带进了考场【那次高考是开卷考试，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也真是笨猫碰上了死老鼠，广东省的作文题目竟然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跟我猜的一模一样，在考场上，我把预先准备好的作文，一字不漏地搬到了试卷上。
1977年12月11日，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早上，我和参加高考的老师们来到了考点-------东郊中学。天气虽然很冷，但我的心里却热烘烘的。来参加高考的人很多，大部分是老三届，还有不少是应届生和七零后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小得多。在考场外面，我碰到很多文中的同学，老同学相遇，十年沧桑，大家悲喜交集，大有劫后重逢的感觉。我还遇到吴雄同学，他在文革中是文中井岗山的“坏头头”，当着大家的面，我故意说：“你也来参加高考？即使你考上了，有哪一所大学会录取你呢？”搞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临考前的紧张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
九点钟，考试的钟声敲响了，我走进了考场，激动、兴奋、感激之情一齐涌上心头。久违的高考，我终于有机会接受你的挑选！
考场里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紧张地等待监考员分发试卷。我拿到试卷后，迅速地看了一遍，似乎都在我意料之中，我来不及多想，那些带来的课本和资料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我连看都没看过一眼，我按顺序一一答了下去，没有多少题难住我。
我手中的笔“沙沙”作响，心里“呯呯”直跳，一道道题目，一张张试卷，好象是一座座高山，一条条江河，而我是一名战士，无论是刀山火海，还是地雷阵，我都要冲过去，决不后退。
两天，只有两天，我终于度过了我人生中最有意义和最紧张的两天！
然后，我就是等待，难熬的等待。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成绩入围的通知。
又一个月后，我接到了海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终于“咸鱼翻身”了。
四十年过去了，弹指一瞬间。我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有幸成为录取率仅有百分之五的27万大学生中的一员，成了77级【78年入学】这个特有名词中的组成部分，这是多么的幸运！77级已经成为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培养人才、尊重人才的转折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77级是我们一辈子的光荣，也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四十年前的那两天，我永生难忘！
二十一、老三届人的悲哀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我的自传体小说【广阔天地】。在这部小说里，我记录了我回乡十年的一段经历。
在现在看来，我用“激情”这个形容词来描写那一段的生活经历是不太恰当的。但在当时，我确实是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说是满腔热情，虽然有时迫于无奈。
1968年的下半年，在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强大攻势下，全国造反派全面崩溃，文昌井系旗派也全军覆灭，最终销声匿迹了。我回校“蒙耻”了一段时间后，终于获得“解放”，灰溜溜地回到了家乡。我“高中毕业”了。
我是戴着“站错了队”的帽子回到家乡的，因此我跟那些回乡知识青年不一样，身上多了一层包袱，当时我的情绪很低，在思想上的压力很大。回乡后，我要走一段很艰难很曲折的路，我不但要在劳动中经受考验，还要忍受心理上的折磨。我所在的家乡在文革中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大动乱结束后我们这一派都成了另类。现在对立派掌了权，大队干部【革委会】全是对立派，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来对待我，我今后的命运全由他们来决定。因此，我在回乡以后，必须重新调整心态，一切都要看他们的眼色来行事，夹着尾巴做人，从而获得他们的谅解，不再把我当做“另类”。我必须改掉“狂”【指造反派的脾气】字，甘当“孙子”【示弱】，老老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和改造。因为再“狂”下去就等于把自己推往绝路。
“痛改前非”是我回乡初期处事和做人的原则，这些后来我基本上都做到了。在回乡的初期，我要让大队干部们【他们代表了贫下中农】放心，我回乡是响应毛主席的教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重新做人，而不是来捣乱的。因此，刚回生产队【村】时，我就规规矩矩，小心行事，放下架子，时刻听从生产队长的召唤，热心配合生产队长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当时的政治活动是排在第一位的】，很快就取得他的信任。这一点很重要，有了他的扶持，我得到了群众的好感，在群众中就有了基础。
稍后，我跳出生产队这个小圈子，开始在大队这个大圈子里接受检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当时，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是接受农村干部的再教育。我的命运都掌握在大队干部的手中，什么参军啦，招工啦，提拔干部啦，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是如来佛，我是他们手中的孙悟空，多厉害也跳不出他们的手掌。刚回乡时，我积极参加了大队组织的几次劳动强度较大的水利建设，在劳动中，我服从领导听指挥，不怕苦，不怕累，哪里困难哪里上，工作任劳任怨，很快就得到群众的认可和领导的信任。经过一年多的考验，我在大队里也站稳了脚根。在众多的回乡学生中，我是获得大队干部普遍认可的少数回乡学生当中的一个，为我后来能够顺利当上渔民【在那个年代，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当渔民】和民办教师打下基础。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经过努力，我终于“有所作为”了。
在上个世纪六七年代，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人为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非常复杂，政治运动延绵不断，一个接着一个，稍不注意，就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泥坑里，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我已经犯过错误【指文革】，应该接受教训，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回乡的十年中，我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排除一切干扰，老老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
在回乡的日子里，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奢望，也更没有想到要考什么大学，离开农村，远走高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什么出路。十年来，我看到大队里一个个被推荐上了大学，一个个远走高飞【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文中的学生】，我只感到委屈和无奈。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能在农村里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成家立业，为人父为人母就很不错了。在当渔民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多打点鱼，为家庭多谋点利益。当民师的时候，我就想当一个称职的教师，为村里的孩子多学一点文化知识。我们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一样，他们的家在城市里，他们还有回城的机会【如果政策许可的话】。我们的家就在农村，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
在20世纪的时候，老三届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在新中国，没有那一代人象我们这样具有大起大落、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我们是跟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生在红旗下，成长在饥饿年代，读书在动乱时期，还有人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在文革中，我们被卷入了造反的狂澜，在历史上留下可悲的忠诚和被愚弄的光环。大动乱结束后，我们又被迫上山下乡，书写知青岁月的荒原。
老三届中年龄最大的是六六届高三毕业生，文革风暴到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迟来三个月，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肯定会坐在大学的殿堂上，可怜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年纪最小的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65年跨进中学校门，66年6月停课闹革命时年仅14岁，还没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走出了校门。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两年的学业之后，也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被迫上山下乡。
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曾激励着我们多少老三届人：一个人在回首往事时，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人生就不会懊悔。而我们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我们真的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青春年华吗？
老三届人的青春年华是在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我们人生回忆中的关键词，我的这篇文章多多少少也包含了这方面的主题。
近些年来，我看了不少描写知青、特别是老三届的作品和文章，这些作品和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难于忘怀的历史画面，也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世界。但是，在许多作品中，缺少对老三届的深刻反省，也缺少对自己那一代人精神世界的透视和解剖。
在老三届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当过红卫兵和造反派，奉命造反，斗过走资派，打过老师，破坏文物，焚烧书籍。他们还参与派性斗争，冲击军区，抢劫军火，参加武斗，有些人甚至为虚妄的革命理想而献身。所有这些，在作品中却很少出现，是他们忘却了呢，还是有难言之处？
在描写老三届的很多作品里，“青春无悔”是不断表白的基调。
在整整的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创造，没有人格的尊严，面对如此的历史现实，岂能无悔？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把自己的激情热血，抛洒在无谓的事业上，对理想、对信仰、对领袖的狂热，结果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本以为是改造社会的英雄，“天下者我的天下”，却成为政治旗盘上的兵卒。即使是一些气壮山河的改造自然的壮举，到头来才发现是对人类生态的破坏。所谓的崇高、庄严，到头来不过是荒唐再荒唐-------面对如此的历史现实，又岂能无悔？
历史已经证明，文革年代老三届人所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所谓理想和信仰，只不过是个人崇拜阴影下的虚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奋斗”，加深了对人类文明、文化和人性的破坏吗？
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但历史却让他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荒废了他们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在回忆和共和国同成长的经历时，往往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阵阵的疼痛。他们不能忘却那葬送自己青春的岁月，但在公开场合却极力掩饰自己。历史是不能随意扭曲和改写的。文革中展现出来的也并不是个别人的丑陋，而是全民族的弱势和劣根性。消灭这种弱性，铲除这种劣根性必须从每个人做起。【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