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校办农场搞起来
我刚学上讲台不久，在“教育要革命”的浪潮中，一股开门办学之风也刮进了校园。当时，传唱着一首歌“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歌名我记不住了。共大指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毛主席的女儿李纳曾在这里工作过】，在社会上很普遍。在这股洪流中，茫然的教师和幼稚的学生共同勾勒出了一幅特殊年代的历史画卷。
开门办学是特殊年代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所谓开门，指打开校门，走出去，请进来，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要走向工厂、农村、军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家喻户晓，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指示指出的道路叫五七道路，体现了他要缩小三大差别【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战略思想，开门办学就是走五七道路的具体实践。
但是，由于动乱，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学校很难做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政治运动上，那个年代的学生很难学到真正的文化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和学生回首往事时，都感叹自己荒废了自己的青春。
文革前，建华山小学的师资力量还是非常强的，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能忠于职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正是那些正直、善良、有责任感的老师们，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1960年，建华山小学一个六年级班就有17个学生考上了文昌中学第一届试验班。
文化大革命十年，建华山小学的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教师的大部分精力都被牵制到其他方面了，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虽然打砸抢杀和停课武斗已经结束，但国家的苦难还在继续，为争夺权力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教育阵地也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我们教师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旋涡中去，学校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教育教学环境。
当时建华山小学校长是陈泽干，副校长是伍振亚，教导主任是郑庆红，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老师范生，长期在学校里工作，有丰富的教育和教学工作经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
陈校长私下对我们说：“我是个校长，学校办不好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也想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工作上，学生在学校里不专心学习文化课怎么行？可是，我们不能违背上级的指示呀！上面压下来一大堆任务，条条都要照办，件件都要完成。什么革命大批判，开门办学，校办农场，都要具体落实，完不成任务轻的要通报批评，重的要插黑旗。如此下来，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了，江青一伙的地位上升了。党的十大召开后，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常委，江青、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结成了“四人帮”。通过十大，四人帮在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力量增强了，权力扩大了，他们为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也加快了。
四人帮横行霸道，把教育阵线当做他们篡党夺权的主战场，他们打着批判修正主义的旗号，另搞一套，提出所谓“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在此期间，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实行所谓的“开门办学”，开展教育革命。学校领导组织广大教师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校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号召大家走“五七”道路。
上面举旗，下面就跟着旗走，走着走着，就离了谱。“以学为主”变成了“以学为副”。上面教育部门下学校来检查，他们一不听老师的课，二不看学生的作业，而是看学校的校办农场。那个学校的校办农场的蕃薯长得大，甘蔗长得粗长得高，猪养得多，那个学校就有了成绩，就办得好，就要开现场会，通报表扬。相反，轻的批评，重的挂黑旗。
70年代初期，在开门办学方面，海南岛的屯昌县搞得非常出色，成为全省【指广东省】的学习榜样，后来的屯昌县也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寨县。那时提出的口号是“远学大寨，近学屯昌”，文昌县不甘落后，要迎头赶上，组织大批人马【教育阵线】赶赴屯昌县参观取经。我们学校也派了一位教师到那里去取经，准备回来落实开门办学，大干一场。
那位教师参观了两天，回来什么都不带，就带回两条甘蔗【上面的指示】，又粗又高，让师生们来参观。在学校办公室前，望着有三、四米高，手臂般粗的甘蔗，学生们一脸惊讶，啧啧称奇，感觉到人家大有作为。但大家当时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两支高过屋顶的甘蔗，刺破了这一代人知识的天空，带来无穷无尽的厄运。
在教师会议上，那位教师介绍了屯昌开门办学的经验：“在开门办学方面，屯昌县的师生们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亲眼看到，他们种的甘蔗比楼还要高，比胳膊还要粗，养的猪比牛还要大。”我们都不相信，说他是编出来的，替人家吹牛。
【海南日报】也推波助浪，大肆推广屯昌县开门办学的经验，全岛各县掀起了一个“学屯昌，赶屯昌”的新高潮。屯昌人也沾沾自喜，越走越离谱，结果后果非常严重，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文昌县有数百人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屯昌县没有几个人考上大学，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建华山小学也提出了“学屯昌，赶屯昌”的口号，大张旗鼓地搞起了校办农场。校长要求，总校要办个大农场，下面分校也要搞小农场。文昌跟屯昌不同，屯昌地多人少，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好。我们这里先天不足，条件很差，主要是没有土地，没有地你能办农场？建华山是个人多地少的大队，每个社员才有几分地，哪里有地给你们学校办农场？但搞校办农场是上面的指示，是落实不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走不走“五七”道路的大问题，你不办不行。学校领导跟大队干部商量，好说歹说，最后给了几块地，加起来不到三亩地，总校的农场总算是办起来了。至于下面的分校，校长叫我们老师自己想办法解决土地问题。
我刚当老师，上来没几天，就碰到了校办农场这个大问题，感到很头痛。下课后，我到学校周围跑了几圈，就没有发现一块象样的地：周围除了椰子树，就是人家的墓地，我们总不能把椰子树都砍掉，空出地来种蕃薯呀！后来我发现离学校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块地，周围椰子树不多，也没有坟墓，如果开辟起来，可以搞一个象样的小农场，但里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海棠树。要造地，首先必须把那些树除掉。我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在这里搞个小农场。
第二天下午，我告诉学生把锄头、砍刀等工具带来，准备砍树造田，当时学校是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由于是同一个村的缘故，我又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他们比较听我的话。在劳动中，大家的干劲很高，砍树的砍树，挖树头的挖树头，除草的除草，不到一个下午，就把地清理得干干净净，一个小农场初具规模。我绕了地看了几遍，感到心满意足，我们也有地了。屯昌县开门办学搞得好，主要是地多，如果我们也有土地，搞开门办学不会比他们差。
第三天上午，我正在上课，港头二队的生产队长把我找了出去，他气势汹汹地问我：“那块地的树跑到哪里去了？是你带学生砍的树？”我承认：“是我砍的树，我们要开荒造田，搞校办农场。”他接着骂了起来：“你办学校农场是你的事，我不管你。但那块地是我们生产队的，你砍了那么多树，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破坏造林的行为？”我强词夺理：“我才砍了几棵树，你就大见小怪，七零年我们搞了围海造田，砍了几百亩的红树林，那是不是搞破坏？”我这一讲，生产队长就没词了。我进一步解释：“如果你给我一点地，我保证把这几棵树种起来！”生产队长没吭声就走了。那时候还没有【森林法】，砍树没犯法。大跃进时期，生产队为了制造手推车，砍掉了很多椰子树。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把许多有几十年树龄的海棠树都给锯掉了，这些我都亲眼看到。我为了搞好开门办学，挖了几棵树苗算什么？但如果放在今天，我固定是犯法坐牢了。
有了地就好办，我计划在上面种几种农作物，如蕃薯、黑豆、萝卜和瓜类，在地的周围，我还想种一些西瓜。
我自小就喜欢种花种菜，年积月累，也自信有一些种地的经验。小时候，好奇心太重，大人做什么，自己也学做什么。五六岁时，看见大人们种蕃薯【本地最主要的农作物】，我也找来几棵蕃薯苗，在自己家门口的空地上种了起来，一个多月后，我挖来一看，蕃薯藤上居然结出几个象姆指那么大的蕃薯来，我感到非常高兴。小学五六年级，恰逢大跃进时期，学校号召搞勤工俭学，我们班在海边的坡地上开荒造田，种上蕃薯、花生和瓜菜等农作物，经过师生们的精心管理，颇有收获，小学举办毕业酒会，饭桌上的食物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劳动果实。后来我上了文中，学校实行学习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给每个班划上一块地，号召学生自己种菜改善生活。我们虽然不能做到自给自足，但也能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我的学生都来自农村，他们从小跟父母参加过地里的劳动，对劳动较有兴趣，特别是那些女学生，更是里手行家。地整理好以后，我就具体的划分到各个小组里，叫他们松土，整畦。多数女生参加过这样的劳动，不到半天时间，他们把地搞得整整齐齐，美观好看，然后，就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我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生产劳动的兴趣，至于收获，那是以后的事情。萝卜和瓜菜的种子，我自己花钱来买，那用不了多少钱。黑豆用量大，我叫他们回家拿自己的，一人出一点，集中起来就很多了。蕃薯苗我叫他们想办法，多数学生去偷割生产队的蕃薯藤。几天时间，我们的校办小农场就全部种上了农作物。
我虽然当了一段时间的农民，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搞水利，当民工，种地的时间很短，但我从小就喜欢在地里种这种那，自觉有一点种地经验。校办农场种上农作物以后，每到课余时间，我都跑到那里去观看，当那些小苗苗都冒出了土地，长出了绿色叶子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舒畅，一呆就是一个半个钟头，这里转转，那里看看，我把它当成一种享受。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安排学生们去浇水、施肥，学生们也乐意去干，每个组都认真负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农场里都铺满了翠绿色，农作物长势很好。
但是，我和学生们毕竟不是农民，不懂农业生产技术，再加上土地瘦瘠，肥料不足，农作物中看不中用，萝卜根块没长出来，西瓜没結果，黑豆和蕃薯的产量也很低，远远比不上生产队的。但我们种的胡芦瓜却結出几条大瓜出来，看着绿莹莹的胡芦瓜象猪仔那样躺在地上，我觉得很开心，舍不得摘，天天带着学生们去看，学生们都很高兴，欢呼雀跃。这是我们唯一的劳动成果。
学期快要結束，公社教育组来学校检查，他们照样不去看学生的作业和老师的教案，也不听课，而是来看我们的校办农场。校长特意带他们来看我班的农场，他们走了一圈以后，就在那里开了现场会，对我大加表扬，还要我写经验介绍。不久，公社又来了一大群人，都是各小校的校长和领导，他们走了一圈以后，就叫我在现场做了经验介绍，我有点飘飘然起了，搞校办农场的劲头更足了。校办农场搞了几年的时间，浪废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后来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
几十年以后，我一回到家乡，一见到我的学生，就不好意思，心里感到难受，因为他们不是当建筑工，就是下海当渔民，没有一个读过大学。开门办学，校办农场，造就了一大批文盲学子。
十五、勤工俭学建校舍
1971年11月，我当民办教师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上面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死了！我感到震惊，头脑里打着两个大大的问号：他是怎么死的?他为什么会死去？在中国当时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当中，他还是最年轻的一个呢。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对林彪是再熟悉不过了。报纸上天天有他的像片，广播电台天天点到他的名字。我们造反派喊得最多的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喊得最悲壮的口号是“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当时林彪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宣传媒体多次提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在九大的党章中竟把林彪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在“三忠于”活动中，我们都起劲地喊“敬祝毛主席万筹无疆！万筹无疆！”“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敬爱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现在，这个“永远健康”的人竟死了。
当时中国的新闻封锁得相当厉害，林彪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蒙在鼓里。当上级通知我们把贴在墙壁上的林彪画像撕下来，把毛主席语录本里的林彪语录集中销毁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从来没有报道过林彪死亡的详细消息。
1971年10月24日，学校突然通知全校教师到公社开会，听取传达中央6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我们才知道林彪事件的真相，这时距离林彪死亡的时间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此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学校多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听取传达【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等中央文件时，我对林彪事件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71年9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叛党叛国，乘坐空军一架256“三叉戈”飞机从三海关机场起飞外逃，凌晨2点22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是革命战争年代著名的军事家，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有所贡献，但他也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大乱的局势，使他的野心极度地彭胀起来，他利用在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毛主席对他的信用，同妻子叶群，还有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安排亲信，培植死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新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总纲，加强了林彪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达到极盛时期。
1970年3月8日，毛主席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及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多数同志赞同毛主席的建议。
1970年8月23日，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大讲特讲设国家主席问题，他的党羽也到处煽风点火，跟毛主席唱反调。
8月31日，毛主席写了一篇【我的一点意见】，对林彪一伙的不正常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败露后，认识到靠和平手段夺权已经很难实现，于是决心发动武装政变，通过武力来夺取政权。
1971年2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密谋政变活动。林彪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3月下旬，林彪一伙制定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林立果杀气腾腾：“办法是搞掉b52【指毛主席】，实行武装起义。”妄图谋害毛主席。
在批陈整风中，毛主席意识到林彪一伙并没有改辕易撤，而且越走越远，于是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手段，来对付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1年8月15日，毛主席开始南巡，同各省党政军领导人谈话，防止地方上一些人跟林彪走，使党发生分裂。林彪发现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决意对南巡的毛泽东下毒手。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作战命令。
1971年9月8日,林彪亲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林彪死党决定在上海一带谋害毛主席。
9月11日,毛主席离开上海,林彪阴谋破灭。
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林彪阴谋杀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彻底破产。
13日零时,林彪一伙仓惶出逃,2时半,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汉草原上机毁人亡。
9月18日,中央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
10月3日，中央成立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
10月24日，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2月11日，中央以77号文件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1972年1月13日和7月2日，中央又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了，但另一个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他们肆意妄为，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它就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九、一三事件给人们带来的震动并没有多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变幻无常，国家领导人上上下下，更是经常的事，老百姓也就见怪不怪了，但国家和人民还在苦难中摸索。
一切都在照旧，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在校办农场搞起来以后，上面又把大搞勤工俭学活动，增加学校经济收入的任务压到了各学校。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动乱，它不但摧残了人们的思想，还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毛主席一再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是“抓”上去了，生产还是“促”不了，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生产计划长期无法完成，国民经济面临蹦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困难。
在那个年代里，上级教育部门对下面的学校，特别是农村小学很少投入，有时候甚至一个学期都没有拨来一块钱，学校的一切经济开支全部由大队负责。这也不奇怪，那时候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的一切工作都由贫下中农代表-------大队干部-------说了算，管理应该包括经济管理，学校要花一分钱，都是校长跟大队里要。
建华山大队人多地少，是个半农半渔的农业生产单位，经济发展非常落后，一天的工分值只有四毛钱，大队没多少钱拨给学校做为教育经费，有时连民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学校的校舍非常简陋，教室破破落落，好多年都没有修理过，刮台风下大雨根本就上不了课。从72年开始，学校开始办初中班，邻近大队的初中生也来建华山小学上学，一下子增加了几个班，教室成了大问题。
经大队党支部和学校领导班子讨论，决定由学校自己解决新教室的问题。于是学校发动广大教师和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自力更生，依靠学校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校舍。这时，学校的墙壁上刷出了新的标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群策群力，建设新校舍，把批林整风运动进行到底！”当时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要牵扯到政治运动上来。
建设新校舍需要大量的石头和石灰，这不成问题，建华山大队靠近海边，浅海里有大量的小石头和成片的珊瑚礁，我们就地取材，把这些石头拉回学校建新校舍。
每当大海退潮的时候，学校就发动学生到海边拣石头，挑石头。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刮风下雨，我们从不断间，学校人多力量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全校师生挑回的石头堆满山，基本上解决了烧石灰的问题。
但筑墙的大石头就很难解决，需要把珊瑚礁炸开，才能把较大的石头拣出来。炸石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人命关天，决不能让学生来担负这个任务，也不能由一般教师去干，因为他们都不懂爆破石头的技术。我主动向校长请战，校领导经过讨论，决定由我们几个年轻教师来担负这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我参加过几次水利工程的建设，炸过几次石头，还当过爆破队的队长，我一个人曾经连续点十个炮，对装置炸药和炸石头较有经验，因此校长叫我带领几名教师组成爆破队，负责爆破珊瑚礁的工作。
在水底里炸石头确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毕竟在水底里炸石头跟陆地上炸石头不一样，主要是时间不好掌握，而且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我们这里有人用炸药炸鱼的习惯，经常发生炸死人和炸伤人的事故。一年前，我跟爱人到大海里拣石头，我刚要下海时，只听“轰”的一声，一股水柱在我眼前掀起，一个人也随着浮出了水面，人们都喊着“炸死人了”，我跟着大家一齐冲下大海，把他捞了起来，抬到了海岸上，我看见他遍体麟伤，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赶快把他抬去医院抢救，当时我肯定他会死去。后来我打听到他竟没有死，真是幸运。领到任务后，我想起了这件事，心里有点后悔，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但是我想到，多危险的事情都必须有人去做。有些事情，看来挺复杂，挺危险，但只要用心去做，是能够做好的。只要自己胆大心细，把爆破的时间把握好，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对此我满有信心。
一到大海退潮的时候，许多珊瑚礁都露出了水面，那是爆破珊瑚礁的最好时机。我先把炸药装置好，装好了雷管和导火线，然后下海，带上水镜潜入海中，仔细寻找爆破的地点。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以后，我浮出水面，点燃了导火线，又再次潜入水里，把炸药塞进预先看好的珊瑚礁的石洞里，再次浮出水面，赶快离开爆破区域。一会儿，一声巨响，海面上掀起一股水柱，珊瑚礁被炸得粉碎，我的任务完成了。
第一次炸石头我非常紧张，因为以前都是炸地面上的岩石，容易掌握时间，非常从容的离开危险区，但水下的爆破就很难掌握了。经过几次实战，我终于顺利地掌握了水下爆破的技术。
经过多次的实战，几位老师也掌握了水底爆破的技术。几个月来，我们利用海水退潮的机会，爆破了大片的珊瑚礁，获得了大量的石材。后来，学校发动广大师生，采取了大兵团的作战方法，把大量的石头搬运到了学校。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大队还出动了唯一的一辆胶轮车，连续好多天为学校运输石头。两个多月的时间，学校的各个角落里都布满了石头，这样，学校为修建新教室的石料，基本上都准备好了。
石料准备好了以后，我们就准备烧石灰。这是一项技术工，学生搞不了，全部由老师来包办，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木材。我们用了几天时间，在校园里挖了两个大坑，把石灰窑建了起来。这时，学生也把木材准备的差不多了。大木头由各个生产队负责，他们听说是要修建新教室，社员们的热情也很高，各生产队很快的就把大木头送来了。
为了烧好石灰，大队给学校派来了两名技术工，他们是大队基建队的技术员,对烧石灰很有一套经验。在烧窑师傅的指导下，全校教师轮番上阵，夜以继日,不怕辛苦劳累，经过几天的紧张劳动，终于把修建教室的石灰烧出来了。
在各种建筑原料都准备好了以后，大队向学校派出了工程队和木工队，他们起早摸黑，连续作战，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四栋崭新的教室就耸立在校园里。
为了建设几栋教室，向大海里要石头，在那个年代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连续的爆破,对珊瑚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但是在当时，国家基本上没有提出对环境的保护，人们也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大家为了目前的利益，对生态环境进行了肆无惧惮的破坏。十多年以后，建华山的群众尝到了苦果：大片美丽的珊瑚礁消失了，美丽洁白的沙滩也没有了。海岸没有珊瑚礁的保护,巨浪向陆地发起进攻,海岸线连连后退,大片大片的椰子树倒在大海里,惨不忍睹。几十年后，生态还未能恢复过来，我们真的对不起后代子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