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三篇： 我的“社会大学”
眼看着1951年的春节就要来到了，机关里给每个人发了一笔过年补助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的人竟然也领到了一份，而且钱和郝经理一样的多！虽说那时候的10000块钱，只是后来新版人民币的1元钱，但我一下子拿到了厚厚一叠子15万块钱，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遇到的大喜事！那一个晚上呀，我将那一叠子钱压在枕头底下，在木板床上翻过来覆过去，硬是一夜都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向经理请了假，将钱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一口气跑回了家。进了家门，姆妈正费力地在纳着那厚厚的军鞋底。我嘴里高声喊着：“姆妈，我会赚钱了！”就将那一叠钱从怀里掏出来，双手递给了她。姆妈将鞋底放下，一手接过钱，一只手将我紧紧地搂进她的怀里，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喃喃地说着：“我的寿伢子长大了，会赚钱养姆妈了。”说完这一句话，她又从那叠钱里抽出几张塞回我的衣袋，说：“姆妈晓得你爱吃麻圆，真想吃了就去买一只吧。”
回到机关，经理给我写了一张山西省某某地方某某人的纸条子（因为我早就忘记了，现在只能写某某），连钱一起递给我，说：“小鬼，到邮局把这钱给我寄到家里去。”我说：“您就不留下一点钱买香烟？”他一挥手，说：“不留了，不留了，不抽烟也死不了人。全都寄去吧。”
我拿着厚厚的一叠钱往外走，刚好碰到上次帮我改衣服的南下干部陈同志。她问：“小王，拿这么多钱干啥去？”我说：“经理说要寄回老家去。”她说：“哪个老家？纸条给我瞧瞧。”看完后，她深情地低声说：“抗日战争时期，经理的爸妈都让日本鬼子杀害了，他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八路军，这哪里是他家呀？这是跟他一起参加革命的一位战友，早就牺牲了。我们来到湖南，只要是逢年过节，他都要往那位战友家里寄些钱。”听了陈同志的话，我心头一热，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我到邮局寄完钱，又用母亲塞给我的钱买了两包“大生产”牌的香烟。回到机关，我将寄款收据和“大生产”一起递到经理手里，对他说：“我知道了，您刚才让我寄的钱，是寄给革命烈士家属的。今后您想抽烟就别太省了，我有钱，我替您去买！”听了我的话，他好久好久没有说话，可是也没有让我将那两包烟退回去。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只木烟斗，便抽上了便宜的烟丝，再也不抽香烟了。
我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不老实，总爱“打被”。每当那时候，经理就会在寒夜里悄悄起床，再轻轻为我盖好被子，掖好被角。
春节刚过去不久，机关就开展了整风运动。一天下午，我可能是开水喝多了，那晚上竟然尿了床。我被冷冰冰的湿垫子冻醒了，一下子吓得没有了睡意。我心想，现在参加了工作，再不是小孩子了，可是还尿床，明早若是让经理发现了，他会怎么想？我越想越害怕，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我早早起来，用被子将床垫子捂得严严实实的。上午经理让我外出送信，中午吃了饭回到宿舍一看，被子、垫子全都不见了。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肯定是经理发现我现在还尿床，没有资格当通讯员，他将被子垫子都收走了。我只好坐在床边流眼泪。一会儿，经理走进来，笑呵呵地问：“小鬼，谁招你惹你了？一个人偷偷流猫尿？”我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嘟囔道：“我坦白，那不是猫尿，是我喝多了水……”经理听后哈哈大声笑了起来，说：“哪个小孩子没有尿过炕？我也尿过呀！你坦白个啥？只是湿垫子不拿到太阳底下去晒干，反而用被子捂住它，晚上再睡到那冰凉冰凉的湿垫子上，冻出病来了怎么办？”他站起身来，说：“走，跟我去收被子去。”被子、垫子收了回来，经理帮助我铺好，拉我坐在床边，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昨晚上你尿了床，今早就想用被子盖住它，不让别人知道。你很快就要离开我，到基层去工作了，若是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你想用什么方法去掩盖它？”说到这里，经理站起身来，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也有两个月了。你人聪明，是个好孩子。现在机关马上就要整风了，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来，我教教你。”五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经理教我唱的那一首歌：
我们是新中国的干部，我们是毛泽东的学生，为人民努力工作，为祖国奋不顾身。
手摸着胸口问一问，有哪些事情对不起人民。贪污浪费有多少？官僚主义有几分？
大家应该来反省，好同志有过就改正，思想包袱丢干净，靠近了组织一身轻……。
那天经理好像挺开心。唱完了歌，他又笑着说：“我这破嗓子唱不好歌，有时间你请小陈同志再教教你。可是你一定要记住，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遮遮掩掩，不敢正视它。有句老古话说得好，哪有不透风的墙？正确的方法是承认错误，并下定决心去改正错误！”
因为我参加工作才两个多月，年纪又小，领导就没有让我参加整风会，只是交给我一个任务：看守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是会计汪吉（这位先生现在该有八十多岁了，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这里写的是一个化名），据说他贪污了120万（也就是后来新版人民币的120块钱）。另一位是年纪轻轻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同志，名字叫做方万香（也是化名），据说她同一位南下干部有“那个”关系。
这两个“对象”分别关在两间小屋子里，我的任务是每天给他们送三顿饭。他或她要上厕所了，我去开门锁，然后看着他或她进厕所；事毕回来，再将他们的小屋门锁上。一天，经理看我闲得怪难受的，给我找来一本纸张虽然粗糙但是挺厚的书，封面上印着《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几个大字。我说：“这书我哪里看得懂？”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初中生，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你就看不懂这本书？”我说：“经理，这是炼钢的书，我哪里能看得懂？”他笑着说：“你翻开里面看看呀。”我按照他的话，将书翻开，竟是一本苏联小说。这可是我今生今世接触到的第一本‘苏联小说’。读着读着，我就被那本书迷住了。后来的一天，当我读到保尔和冬妮亚在那个晚上，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眼看着两个人就要吞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国人视为“该死”，但又确实令人们舍生忘死的“禁果”了。那一段短短的文字是这样写的：“呵，青春，无限美丽的青春！当情欲还没有被意识到，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的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像受惊一样地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谊阻住了最后的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像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可爱的呢？”就是这一段话，竟让我这个当时还不满十三周岁的“男子汉”浑身发热，心也怦怦怦地跳了起来……
一天，方万香又被带去参加会议，快开中午饭了，还不见她从那会议室出来。我就到会场门外去瞧一瞧。只见一位南下女同志，脱下自己一只脚上穿着的军用大头棉鞋，正用那厚厚的鞋底在打她的脸。脸打肿了，嘴角流着血。那位女同志问：“你这个破鞋，到底招也不招？”她带着哭腔说：“我实在没有干那事，你让我招吗咯（什么）呀？这真正是黄泥巴掉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呀！”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她脚上那双半新不旧的蓝色布鞋，一点也没有破。心里想，好好的鞋子怎么能说是破鞋呢？后来我告诉了通讯班长小夏。小夏一听，笑得弯下了腰。他一只手揉着腰，哎哟哎哟了好一阵子，抬起另一只手指着我说：“小王呀小王，赶快闭上你那张嘴。你再说这样的话，我的腰就要笑断了。”紧接着，他“嗨——”了一声，又指着我哈哈哈地大声笑起来，说：“只怕再等几年，你这个小鬼头也会去想那‘破鞋’了哟。”
后来，听说会计汪吉被判刑3年，方万香在整风运动结束后被开除公职回了家。那位南下同志听说是受到了一个什么处分调走了。
那次“整风”，我没有亲身参加，但又确实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受到的“深刻教育”。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千万做不得：一件事是贪钱，一件事就是乱搞“那个”关系。我还知道了北方话的“破鞋”，原来指的是人而不是鞋。（记得是1980年，我从西藏回内地探亲，就去看望已经离休的郝部长，刚好遇到县里的同志来调查情况，为方女士落实政策。部长说：小王，今天刚好你在这里。你那时候年纪小，记忆力强，你就将那些情况讲讲吧。我也就讲了上面那个故事。调查同志边听边记，也没有再问什么。只是听说后来为方女士落实了政策。）
1951年3月，单位刚刚配发了从民主德国进口的用脚蹬子刹车的自行车，我兴致勃勃地学骑车，后来还骑着自行车，跟着通讯班长小夏，去衡南县听人武部葛振林副部长给我们讲他们当年在狼牙山阻击日本鬼子的故事。葛副部长说：那一次，鬼子来了三千多，我们的主力和地方机关还有那么多老乡需要转移，到最后担任阻击敌人任务的，就只剩下了我们六班一个班。敌人的火力十分地猛烈，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护主力和地方机关及老乡安全转移，马班长决定牵着敌人的鼻子，往棋盘坨的悬崖绝路上走。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只剩下了五个人，只有班长枪里还有一发子弹，大家就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班长用最后那一粒子弹打死了一个敌人，我们砸坏枪支，然后就跳下了悬崖。
那次惊天动地的战斗，班长马宝玉等三位同志英勇牺牲了，葛振林和另一位姓宋的战友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听完故事，我冒失地问老英雄：“部长，那么多的鬼子，您们当时就不害怕吗？”小夏班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老英雄却宽厚地笑了笑，说：“战斗刚打响，谁都难免有一点紧张。莫说是一个人，就是一只小蚂蚁，它也想多活些日子呀。但是战斗真的打响了，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了，心里充满了仇恨，眼睛打红了，啥都忘光了。当时想的就是，打死一个鬼子就够了本，打死两个就赚了一个。何况那时候，我们一个班，与敌人苦战了一整天，已经击毙了90多个鬼子，早就够本了哟。”听了老英雄那坦诚的话语，当时我就想，葛部长这样全国乃至是世界闻名的战斗英雄，他虽没有说害怕，但还是承认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今后我若是能够参军，打起仗来，一定要做到一点也不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