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九五五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其时，我的父母还在部队当兵，部队驻扎在江苏省射阳县六垛。那里地处黄海之滨，往东是一望无际的海滩，海滩上生长着芦苇，风吹苇动，似波浪起伏，呼啸作声。五个月后，部队集体转业，全师两万官兵，解甲归田，屯田垦荒，在那里建立了国营淮海农场，父亲任农场西迅分场场长。
淮海农场，是我儿时向往的地方，我的胞衣就埋在我家门前的一棵大石榴树下，我在那里度过我人生最初三年时光。那儿良田千顷，河流纵横，一片片树林点缀其间；有成群的野鸭，有白鹭、白鹳、白鶴，有捉不尽的鱼虾蟹鳖……
我的父亲三十七岁得子，对我自然十分疼爱。出生三个月时，正值夏季，酷暑难当，父亲便在一个澡盆里放上凉水，将我泡在里面。海边的水特别凉，我以后几十年身体一直不好，常疑与此有关。我颇任性，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常常，我和姐姐一人一盒饼干，姐姐“呱呱”说个不停，我不讲话，只是吃，眼睛却望着姐姐的饼干，待最后一块饼干送进嘴里，手便立即伸向姐姐的饼干，姐姐不给，我就大闹。有一次去姨父家玩——姨父原是我父亲的警卫员，是我父亲一九五0年到海门接来的兵，其时也是农场职工，姨父拿东西给我吃，吃完，不过瘾，还要。姨父那时也有一个儿子，比我小两岁，东西都是留给他儿子的，姨父说没有了，我就大闹起来，从屋里一直滚到门口一条小河边，吓得姨父将家中好吃的东西全拿了出来。
一九五八年，父母从淮海农场调至盐城。那时，新中国才建国十年，国家还很贫穷，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城镇一个工人每月工资三十余元，要养活全家。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更加匮乏，物价上涨，一担胡萝卜卖到十八元，我父母每月计划供应三两猪肉，每次买肉都排很长的队。城里还没有听说饿死人，我母亲老家一个老人，饿得快要死了，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待，他说他想喝粥，要喝一大桶粥。我记得登瀛桥东轮船码头旁一个饭店门前，经常有人从泔水缸里捞东西往嘴里塞。有一次，我和姐姐去买饼，人多挤不上去，有一个大人过来说：“我替你们买。”拿走了钱和粮票，我姐姐还冲着那人的后背喊：“还要找七角钱。”那人拿了钱和粮票就消失在人群中了。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一个男生，每天放学后都去捡破烂换东西吃，夏天，蚂蚱、知了，逮住什么吃什么。有一次我给他一块水果糖，他放在一个空火柴盒里，拿出来舔一下又放进去，吃了很多天。他还指派一些同学给他带吃的东西，一个家在油米厂的同学给他带豆饼，我给他带“浮肿糕”——那是一种用麦肤和少量的面做成的食品，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种像鸡蛋糕的味道，其实那是一种很难下咽的食品，但就是那样的食品，人们也很难吃到。一天我没有上学，那个同学竟带人找到我家里来。一九六0年底的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我已睡觉，父亲单位来了一个人，将我叫醒，带到父亲单位，那里人们正在会餐。我记得那晚吃到了香肠和淡菜，那可是当时难得吃到的东西啊，时过近半个世纪，印象还非常深。
一九六二年中秋节前一天，我家从城西搬到城南，我也从城西小学转到城南小学；我在城南小学读了二、三两个年级。城南小学的校长是个女的，叫顾宗孟，上海人；教导主任也是女的，姓窦，苏南人；她们都是饱学之士，我们那里教育界的权威。最初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姓岳的女老师，她虽也经常板起面孔训人，但不体罚学生。不久岳老师生孩子了。继她而来的是一个姓马的女老师。这个马老师很凶，动不动就掐学生胳膊，特别生气的时候就揪头发，踢腿。因此我非常怀念岳老师，常对同学说：“什么时候岳老师回来就好了。”但一直到我离开城南小学，岳老师也没有再回到我们班。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们班上两个同学在学校旁边一个小巷子里打架，一个女老师走了过来，那个女老师也是个孕妇，挺着大肚子问：“你们是哪个班的？”伸手就抓住一个打架的同学。我在旁边说：“他们都是×班的。”那个老师就松开手，来抓我说：“他们明明都是××班的，我都认识，你却说是×班的。”就拉我到学校办公室去。我另一只手死死拉住一棵树。她用劲拉，拉不动，就用两只手拉，像拔河一样。相持中，我突然向她那边一松劲，她一下失去重心，撒手倒地，面如白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斜靠在小巷的墙上，急促喘气；我赶紧溜了。第二天，我不敢去上学，同学告诉我，那个老师流了一地的血，送到医院，生下一个女孩。下午，我硬着头皮去了学校，马老师将我两条胳膊、脖子和脸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她越掐越气，又揪住我的头发，朝我两腿乱踢，完了，将我赶出学校。我不敢告诉家里，在外游荡了许多天。后来，父母知道了，带我去学校承认错误。我反复做了多次检查，又不时被马老师揪揪掐掐、踢踢打打，才算过了关。
几十年来，我常常见到岳老师和马老师，她们现在都已七、八十岁，早已不认识我这个当年顽皮的学生了。岳老师后来还做过我儿子的小学老师。马老师有一个女儿，也已年近五十，与我在一个大院里上班。那个跌在地上的女老师，我对她已没有一点儿印象。那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算来，她那次生下的女孩，如今也四十五岁了。我有时见到马老师的女儿，就想，我们这个小城就这么大，或许她也生活在我的周围吧。
小学四年级时，我转到第二附小。第二附小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全校不足三百学生，却是当时我们那里最好的小学，是当年为空军七三0一部队子女而建的。学生除机场子女外，也有少数地方干部子女。那时部队地位很高，空军又是林彪的嫡系部队，那些机场子弟派头十足，目空一切，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留着小胡子，讲普通话，每天上午和下午吃一只油馒头，根本不把军分区和地方干部的子女放在眼里。我们班有二十多名机场学生，其中有两名男生。一个叫徐米克，大家叫他“米克”，长着大鼻子，象外国人，他与走读生关系很好，这与机场其他男生不同，可能是他母亲在地方工作的缘故，他母亲是我们地区医院的医生；他后来改名徐建军，在我省建行任保卫处长，现已退二线。另一个叫宋维，他个子很高，有力，却不欺凌弱小，滋生事端，大家叫他“大尉的儿子”。他父亲当年是大尉，他后来却当到了大校，在解放军某部任仓库主任，执掌军需供给大权。一次，我们一个同学路过他那里，盛宴款待，临走又将汽车灌满了汽油。2004年，他儿子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了工作，他一高兴，喝了几杯酒，夜里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时年五十岁。女生中，有一个叫季苏华，她父亲是七三0一部队政委，她于是就成了我们班的班长。还有一个叫袁新，是中队长。那些女孩子，长得都很漂亮，是一群可爱的天使。其中最漂亮的一个叫孙丽华，不仅我们班的男生喜欢她，其它班的男生也都喜欢她。但她脾气不好，性情孤傲，对机场的男生还有笑脸，对走读生简直就是不屑一顾。但她对我却很友好。一是因为我的父母过去也是当兵的，二是我和她都是班上的中队委员，常有联系。在我们班七个中队委员中，六个是机场的女生，只有我一个男生。孙丽华是文体委员，会跳舞，当时我们学校宣传队有一个保留节目，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她演姐姐龙梅。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们五年级结束了。她们离校的那天，我站在南门大桥桥头上，望着她们上了汽车，目送汽车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可是，暑假过后她们没有再回来，“文革”烈火越烧越旺，终成燎原之势，学校停课了。不久，七三0一部队就调到山东去了。但我怎么也忘不了她们。一九七一年，我到部队后，每当遇到女兵时，我就注意寻找当年那些机场的女孩子。那时，我在我们部队宣传队，常参加各部队文艺会演，也常到兄弟部队演出，我总想在那些地方遇见她们。但人海茫茫，天各一方，这样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有一次，一个代号“武夷山支队”的部队，拉练经过我们部队营区，我在队伍里看见一个女兵，仿佛是孙丽华，匆匆而过，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是我产生的幻觉，还真的是她。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她们还记得我们这个小城吗，还记得二附小的老师和同学吗，还记得我吗？儿时的记忆，是最美好的。我常常想起她们，也常在梦中见到她们，那些美丽、可爱的天使，但一直音信茫茫。直到今年春节，见到当年的同学黄海宝，他与徐米克一直保持着联系，才知道她们一些情况。黄海宝告诉我：袁新在南京空军医院任护士长；季苏华和孙丽华当年都在济南军区当兵，转业后在山东省广播电台工作。黄海宝还说，她们三人都离了婚，袁新现在还是独身。我记得，季苏华比我大两岁，一九五三年生，今年55岁。袁新和孙丽华比我大一岁，也已54岁了。但她们留在我心中的，依然是当年那种楚楚动人的美丽少女的形象。袁新任中队长时，像老大姐一样，厚道，平和，乐于助人，不知为何会与丈夫不和。她的丈夫也在南京军区空军，是一名团级干部。孙丽华，当年那个骄傲的小公主，像天上的月亮那样圣洁、清丽，那样高不可及。她的婚姻竟也出现过波澜，不知她现在的爱人是怎样一个人。我祝愿她幸福美满，青春永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