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远去武汉陪伴孙儿，我便成了家中的“留守处长”。一天，接到她们单位的电话通知，要求将她的医疗本送交单位。我在翻箱倒柜的搜寻中发现了老伴保留的一张旧粮票。端详着这张旧粮票，使我想起了曾经经历过的使用粮票的年代。
在使用粮票的年代里，在单位食堂及饭馆吃饭，或者购买粮食及制成品时，需要先交粮票，后交钱，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粮票是吃不到饭，也买不到任何粮食及制成品的，就连一丁点小饼干也是不可以买到的。
我上中学时，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在灶上吃饭凭的就是饭票。饭票分为粗粮票、细粮票和菜票。菜票是可以随便拿钱去买的，但粗粮票和细粮票只能按国家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去购买，不许超购，除非你家有多余粮票，可以用粮票加人民币换取，粗细粮票比例仍执行规定标准。在当时，一个2两重的白面馒头收2两细粮票，一碗素汤面要收2两细粮票，即便是一碗米和面也要收1两细粮票和1两粗粮票，一点也不会少收。我记得，那时我是按中学生标准定量的，先开始是每月35斤，后来支援灾区统一将定量减至33斤，直至中学毕业。粗细粮的比例最先是7：3，后来又被改成了8.5： 1.5。我一个月可以领到28斤粗粮票和5斤细粮票，细粮票少的可怜，吃不上几次就用光了。要是来个客人真是没法招待。那时还有一个规定，饭票只可以推后购买，不能提前购买，不能寅吃卯粮。所以，在当时每个月的吃饭要精打细算，不能随便多吃，要有计划，要保证能天天有饭吃，还要保证饭能吃到月底，否则就要挨饿了。我有一位同事，他家在武汉，母亲住在姐姐家，他每次去看望母亲，如果在姐姐家留宿吃饭，饭钱可以免，但他吃的那份饭的粮票是要给姐姐家留下的，他说，那不是姐姐吝啬、小气，而是姐姐家人口多，粮食特紧缺。在那个年代，人们眼里最明亮的不是金项链或金戒指，而是粮票。在当时，我听说在黑市交易中15斤粮票就可以换一辆自行车，10斤粮票可以换一件八成新的呢子大衣，5斤粮票可以换一双新皮鞋……。可见粮票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珍贵和重要。
我参加工作时粮食定量供应政策仍在延续执行。那时，干部粮食定量标准是每月30斤（属轻体力劳动者标准）。粗细粮的比例是7：3。记得我每月可以购到粗粮是21斤，细粮是9斤。我和老伴的粮食关系均在单位集体粮本上，都在单位灶上吃饭，要在一起吃顿饭就得互相请客。女同志饭量小，常有结余，我在她单位灶上吃饭可以不用交粮票。我们的孩子出生后最初的粮食定量是3斤，半岁后增加为5斤，一岁后是8斤，三岁后是12斤，十五岁后便加为成人标准27斤了。在当时，孩子的粗细粮比例同大人一样，没有差别。为了照顾孩子，大人们常常尽量多吃一些粗粮，把细粮余下来留给孩子吃。
有一年过年前，我把经一年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饭票换成粮票，好不容易托一位好友买了一袋白面，赶在年前捎回父母家。当时我在想，过年时全家定能好好吃上几顿白蒸馍了。但当我回家后，看到全家依旧是上顿接下顿的吃粗粮。我问母亲，我捎回的那袋白面放哪里了，母亲说被你父亲分送给了他们单位两位生病已久的同事了。面对此事，我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没有再去问父亲，也没有抱怨他，我知道，他没做错，他是领导应该关心同志。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过年前父亲将家里粮本上积攒数月的一斤二两油从粮站购买后让妹妹拿回家，油是盛在一个大搪瓷缸子里的，妹妹端着盛装油的缸子进家后，看到我的儿子高兴地向她爬来，她把手中盛油的缸子放到炕边上，准备抱孩子。没想到，我的儿子突然对缸子感兴趣，很快先去抓了缸子，结果把缸子掀翻了，缸子里的油被倒光了，弄脏了炕上铺的床单和褥子算件小事，只可惜一斤多准备过年的油就这样没有了，父母没有责备妹妹，但妹妹却自责的哭了好一阵子，难过得连晚饭也未吃……
粮票的使用到使命的完成，在社会上流通了三十多年。它出现之后，社会上的人被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吃供应粮居住在城里的非农业人口，另一类是住在乡下不吃供应粮的农业人口。这两者的社会待遇差别很大，吃供应粮者，不但可以参加招工，招干，而且当兵复转后还可以安置工作。不吃供应粮者，要想当干部，当工人，那比上天还难，即便你很有才华，也是难以实现夙愿的，当兵复原还是农民一个。在那个年代，农村青年分为两类，同是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的中学毕业生，在农村一样劳动，吃过供应粮者被称作“插队知青”，未吃过供应粮者叫“返乡青年”。插队青年就有机会参加招工、招干，而返乡青年却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以致在当时人们找对象时，先要问问你是吃什么粮的。我有一个同事，他在农村插队锻炼时结识了一位很好的女孩子，他们两个很要好，结果就因为女孩家是农村户口，他没有敢娶她，现在谈起此事，他还常常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恢复招生考试后，农村户口的青年可以通过招生考试，录取入学时就能将农业户口转变成为非农业户口，这便是农村人迎来的第一个进城升迁的机会。之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现在城里人和农村人差距已经缩小很多了，农民可以进城买房子，居住，经商，办企业，政策还有一定优惠，这应该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不可否认，粮票及其制度的出现曾经起到过一些重大的积极作用。在粮食紧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虽然做不到吃饱饭、吃好饭，但却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保证了国家基本物价的稳定，使我们这个数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平稳渡过了各个方面的一些难关。在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上，它是功不可没。但它也有一些负面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比如说，现在的户籍管理，还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填写一些表格时，有时还要继续填写有关户口类别之类信息。在全国刚刚更换的二代身份证的信息内还保留有这方面的信息。还有，在一些媒体、文件、报刊中我们至今还可以听到和看到，将进城后实际从事城市工作的农民称做为“农民工”，一些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只要是农民出身也要在他们的头衔前加一个农民企业家。这，好像给人的印象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里农民将永远是农民，世世代代不可改变似的。说到这里，我想，要消除我们这种社会不公的现状，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去努力，去探索，去改革。看来我们的改革步伐是不能停止的，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