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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世界上最大的爱是母爱,世界上最悲痛的事是失去母爱。我的妈妈已去世四年了。昨天是母亲节,妻子在小区参加“慈母颂”的歌唱活动,邀我去做嘉宾观众。她们共唱了15首母亲的歌,深深地打动了她们自己和台下的观众,大家都热泪盈眶。当她们唱到“拉住妈妈的手,泪水往下流,哭着喊着妈妈呀,我要跟着你走!”我的心酸酸的,人家哭着喊着跟妈妈走,可是我怎么跟妈走啊,妈去的那个破地方,去了就回不来了。想想妈妈那辛劳的一生,对我们无私地爱,潸然泪下。

  妈妈在建国初就参加了工作,是个职业女性,按现在的说法也算是个白领。爸爸是县里第一任林业科长,1952年妈妈就在林业苗圃参加工作了,她搞的是园艺技术,一生没离开这个行业。她没文化,只念过几天夜校,识字不多,不能考技术职称。所以,当了一辈子技工,她一辈子的职务就是“姜师傅”,却做过县最大果树示范场的技术主管工作。她共生下我们八个子女,在那艰苦的岁月,既要工作又要抚养一大群孩子,那种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在大饥荒的1960年冬,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爸爸被下放到基层林场改造。我们从县城被赶到山沟,家里除了几床被褥一对箱子外一无所有。当时单位只给爸爸最低的生活费,那时我们家七口人,我们四个孩子还有奶奶。主要靠妈妈每月36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入冬后,粮食供应量一降再降,整天喝稀稀的糊糊,饿得不行,走路都打晃。妈妈偷拿了点亚麻籽回家,炒熟给我们吃。我们吃后都拉不下大便,妈妈用肥皂水涂在肛门,用手指给我们往外抠大便。天天早上妈妈让我早起去林场食堂的猪栏去看看,有没有死猪崽扔出来。我天天都让妈妈失望,那些该死的猪崽却总是活蹦乱跳的。后来妈妈听单位的姐妹说离这60里路的闫家岗专门种甜菜,地里有冻甜菜秧,可以拣回来吃。

  半夜,气温零下20多度,顶着寒风,妈妈领着我这个家中最大的10岁的孩子去坐夜车。夜车可以逃票。那时的小车站都非常简陋,没有封闭管理。夜里只要上去最后几节车箱,到站下车就溜出站台,没人管。后半夜3点钟,火车到达闫家岗,妈妈领着我绕出站台,再从正门进入候车室。候车室里有炉子,我们得等到天亮才能到甜菜地里去。

  天亮了,我们饿得肚子咕咕叫。妈妈领着我走了3里路。来到甜菜地。太阳还没有出来。不远的村庄炊烟渺渺,公鸡们此起彼伏的叫着。空气中飘散着粉沫沫,被风刮在脸上即凉又疼。甜菜地很大,妈妈领我往深处走走,地里的甜菜秧子很多,妈妈教我把秧子外边枯死的叶子摘掉,要里边冻僵的芯。很快妈妈的大袋子装满了,我的小面袋子也满了。可是饿得我们一点劲也没有了,扛不起袋子。妈妈看我又饿又冻快坚持不住了。就领我走进村子,敲开村头一家人的门,说明了情况,要点吃的。那个老奶奶很慈祥,赶紧把我们让进屋里。她从锅里拿出她们家的早饭,豆腐渣菜团子让我们吃了,又给我们喝了热水。顿时我们都有了精神,临走妈妈千恩万谢给老奶奶施了礼。我俩回到地里扛起袋子往车站走去,3里路,歇了好几次才走到车站。这回是白天得买票了,妈妈大人票4角钱,给我买学生票2角钱。


  这些甜菜秧子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问题。后来妈妈又领我去过一次,可是那么大的甜菜地,秧子都被拣光了。我们只拣点上次扔掉的枯死叶子回来。快开春时是最难熬的时候,秋天储备的菜都吃完了。奶奶饿得快不行了,她把能吃的都让给孙儿们,瘦得皮包骨了,眼睛深深陷进去了。二弟和大妹妹也饿得胃痉挛,吐酸水。妈妈看着揪心,急得不行。傍晚,天上飘着小雪。妈妈把我叫到门外,在我耳边小声授意,叮嘱我千万要按她说的去做。之后她拎条面袋领上我走向林场的马厩。那时没有汽车,林场只靠几台马车搞运输。马匹是有供应料的。饲养员老赵是林场书记的哥哥,一只眼睛有玻璃花,一直独身生活,人很随和。妈妈领我找到他,一口一个赵大哥叫着,求他救救婆婆和孩子,跟他要点豆饼马料。他看看我妈说:“领孩子来干啥?”他让我在门口看着,如果来人赶紧告诉他。他带妈妈走进饲料间。我按妈妈说的悄悄跟在后边,趴在门缝往里看。饲料间里堆着一摞摞豆饼,在一个大木箱子里装着切碎的豆饼。妈妈急不可待地往袋子里搂碎豆饼。老赵从后面抱住妈妈,只听妈妈说:“大哥别急,别急,快帮我装袋子。”老赵拿来撮子帮妈妈装满了袋后,就把妈妈拽倒在一堆空麻袋上。我心里特紧张,想起妈妈的叮嘱,就大喊:“妈妈!快,来人啦,有两个人走来了!”老赵一惊,立刻起身。妈妈趁机拎起袋子跑出来,领我赶紧跑进雪夜中。雪越下越大,我们快步走回家。妈妈把一碗豆饼放锅里和拣来的干白菜叶子一起煮烂,再放半碗玉米面,加点葱花和盐。我们大家吃了饱饭,这袋碎豆饼救活了我们一家人。不久春天就来了,树叶出来了,山野菜冒芽了,活过来的奶奶领着我满山满岭采野菜,填饱了肚子。

  1962年妈妈和爸爸一起被县里安排到吉山水库沟里建果树场。经过爸爸和妈妈的努力,文化大革命前,这里初具规模,50多垧地的县果树示范场建成了。这时是妈妈最辉煌的年代,她是这个果树场的技术主管,忙时领导60多名职工劳动。县里还把40名知识青年交给妈妈学徒。妈妈这时年富力强,她把处理种子、嫁接、剪枝、施肥、打药直到杂交培育新品种的技术都教给她的徒弟们。她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给我们孩子们缝缝连连;还领我们在山边地角开了镐头荒,种上玉米、土豆、窝瓜和蔬菜;还养了一群鸡鸭鹅狗。可以想象那时她是多么劳累!那时我在县城住校读中学,每个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家。妈妈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留着,我穿的也比弟弟妹妹们好,我花的钱也多。星期天吃完午饭我就得返校了,每次妈妈都走二里路把我送到沟口,叮嘱我一个人离家在外,一定要跟好人学,千万不能学坏,要老老实实做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多帮李老师到学校植物园干点活。(李老师曾到果树场买过苗木,跟妈妈熟。)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残了妈妈。1966年冬的一天夜里,妈妈正在我三妹妹的月子里,造反派半夜抄家致妈妈腰脊骨折,才36岁就不得不退下了她钟爱的园艺技术岗位。

  改革开放后,妈妈和爸爸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办了花圃建了花窖。每到冬天外边是白雪皑皑的世界,妈妈的花窖里却春意融融,吸引了好多参观者。他们卖花也有10多万元的收入。这时生活好了,大点的子女都出飞了。每到星期天妈妈就提前准备好饭菜,她站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回家。那真是“枯手遮阳,望断肝肠啊!”每当望见我们的身影,妈妈高兴的像孩子似的跑来接我们。她看着我们香甜地吃着她做的饭菜,满足地笑着。她更加喜欢她的孙子辈的孩子们,拉拉这个的手,亲亲那个的脸蛋。这时我们的大家庭有20多口人。每个子孙的生日她都能记住。不管谁过生日她都要亲自给擀生日面条,煮生日蛋。

  随着爸爸历史问题的纠正,我很快就走上了领导岗位。在我当市物资局业务副局长时,市里给了35个就业指标。局务会决定分给下属11个公司,专门解决职工的配偶或子女就业。这时我大舅找到我,让我把他待业的儿子给安排了。我再三向他解释局里的决定。他听不进去,说我当上官就六亲不认了,还向我妈妈告了我一状。妈妈第一次那样生气,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她就来敲门,不由分说臭骂了我一顿。我怎么解释她也不听,气哼哼地走了。过几天后,可能是爸爸和我的弟弟妹妹跟她说明了情况,她毕竟是上班工作的人,她明白过来了。在我回家看她时她拉着我的手说:“妈妈错怪你了,咱当上领导不能光想着自己,别让群众戳咱脊梁骨。”后来我调到海南省直机关工作,离开了家乡。我走后妈妈想我想得在屋里呆不住,天天站在大门口望。妹妹对她说:“你别望了,我大哥走那么远,哪能像以前到星期天就回来。你想他就坐火车去看看他。”妹妹以为说说就没事了。这么远的路她不可能真去。谁知她天天收拾衣服,做了出发的准备。大家都明白不让她走她会生病的。爸爸只好陪着她换了五次火车一趟轮船,走了七天才从黑龙江的七台河市到达海口市。当我们母子见面时妈妈高兴的落泪了。才一年多没见面,妈妈显得老多了,头发白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深了。我带爸爸妈妈到三亚的大东海和天涯海角、亚龙湾趟了海水。妈妈玩得特高兴,满海滩跑着追小螃蟹。妈妈是搞园艺工作的,可她弄不明白菠萝蜜的果实怎么结在树干上?她经常围着省政府门前那棵菠萝蜜树研究。爸爸有事先回老家了。我留妈妈在海口过春节,她答应了。可是元旦刚过,我就发现妈妈神情不对,她想家了。海口只有我和她的大孙女,可家乡还有那一大帮子孙呀!无奈,只好让她跟回黑龙江过年的老乡结伴回去了。

  妈妈71岁时患了脑血栓,右半身不能动。她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又活了6年。我退休后患了心脏房颤,2009年春在北京做了射频消融心脏手术,出院后在秦皇岛子女家休养。我还得了过敏性哮喘,冬天回到海南就不犯病。过完中秋节我提前买好了火车票,正做回海南的准备,二弟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妈妈心梗住院了,特想见我。我和妻子匆匆忙忙赶回去。那天应该下午2点到,可是车晚点二个小时。听妹妹说那天妈妈在到午间后,每进来个人她就抬起头喊我的乳名。当我扑向妈妈的床前时,妈妈用她那好使唤的左手紧紧地拉住我,老泪纵横。她喃喃地说:“你咋才回来呀,妈不行了,不行了…….妈要走了…….”“不,妈妈你坚强点,治疗一段时间就好了。”我陪了妈妈一个星期,她神奇般地好起来,从抢救的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这时天气冷起来,早晨有霜冻了。我的过敏性哮喘有点要犯病,嗓子开始“拉风匣”。我看妈妈的病情好转了,就想按原计划回海南。弟弟妹妹们也都催促我走。我怕把妈妈闪一下子,提前跟她说了我要走,她沉默了一会儿同意了。可是第二天早晨我要动身跟妈妈告别时,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沉着脸,也不说话。大妹妹劝她:“妈,你让我大哥走吧,天一冷他哮喘就犯病,就会影响刚做手术的心脏。”妈妈松开了我的手,两行热泪奔涌而下。我抑制不住情绪抱住妈妈哭起来。弟弟妹妹们怕我和妈妈的心脏都承受不了,赶紧拉开我催我快走。我跪在地下给妈妈磕了三个响头,被大妹妹拉出来。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就这样在妈妈病重时离开了妈妈。我以为妈妈能挺过来,来年开春我从海南回来再看望她。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是永别。我走后不久妈妈的病情就加重了。可是弟弟妹妹们怕我担心,都隐瞒妈妈的病情,我在跟妈妈通话时妈妈忍着痛说她挺好的。后来弟弟妹妹告诉我,在妈妈弥留之际嘴里常常喊着我的乳名。我这个混账的东西,太自私了,为了自己的身体,竟然在妈妈最需要我陪伴时做了逃兵,太可耻了!现在我再想陪陪妈妈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后悔药哪里也买不到,留下了终生的痛,睡梦中时常被妈妈痛苦的呻吟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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