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了《知青岁月》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强烈触动
我比习近平主席大十四岁，他刚当上国家主席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在陕北插过队。由于我出身于山东农村，更因为我在内蒙农村工作过两年，相信陕北那样的环境培养、熏陶出习近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其他几个由知青成长起来的如丁爱迪、孙立哲、艾平、路遥、陶正、史铁生等知青精英是完全可能的。内蒙农村和陕北农村的“人文”环境非常相近，连说话的语调、生活中的语汇、内蒙“爬山调”和陕北“信天游”的唱腔都十分相似。贫苦落后而又纯朴善良的内蒙农民感动过我，陕北农民的生活和集体人格也肯定感动过习近平等知青。看了中央党校采编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后，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强烈触动，并几次流下眼泪。不是我攀附国家主席而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发现自己确实跟习主席的行为、性格和年轻时的经历有相近处，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习主席的精神距离。
十五岁的习近平刚插队时的不适应，跟我二十五岁还是单身时到内蒙农村搞“四清”时的不适应完全一样，只是习近平当时还是个孩子，更加让人同情。
习近平插队时受着父母遭受政治迫害的影响，背着沉重的“黑帮子弟”的包袱，其精神压力是十分巨大的。
“四清”后我留在当地当了文化馆馆长，文革一开始便被打成了“周扬夏衍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全旗的总代表”，以“黑帮”的身份下放到“十年九不收”的重灾区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精神压力也实在是不算小。
梁家河的农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习近平。正如受访人戴明所说：
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146页）
灾区的“社员”对我这个“黑帮”也像宝贝一样爱护着，仍然把我当成“蹲点”的工作组干部尊重着。
习近平一九七四年基本上是独自一人在另一个公社的赵家河搞“社教”七八个月，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没有批斗过一个人。
我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的“四清”和“四清复查”中也是独自一人包一个村，同样也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没有批斗过任何一个人。
习近平崇学尚读，是一个有着伟大的精神追求的人。
只上过五年小学的我也是靠读书学习来寻求精神的支撑和救世的答案的。
习近平在读马列原著中对很多“左”的做法有了新认识，逐渐对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有了疑问，引起了思考。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大都产生于这七年的知青岁月。习近平在同梁家河父老乡亲谈心的时候，深情地说过：“我走的时候，我的人走了，但是我把我的心留在了这里。那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一定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346页）可见，习主席早就志存高远。受访人曹谷溪又补充说：早在2002年，他（习近平）就在公开发表的《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写下了“为人民做实事”的誓言——“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信心。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348页）请读者注意，习近平在这里说的是“办好事”，“做实事”，而他本人始终拒绝办虚事、办没有原则的“人情事”和不负责任的“坑爹”事。受访人杨世忠说：近平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说要来厦门，感情上我很盼望见到你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有些事应让你们搞清楚：一个地县的力量到厦门来搞联合，一般来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的经济合作，难度更大。至今陕西省还没有哪个地市在厦门谈成项目，这涉及到审批权、外汇、奖金、交通等等问题......”（370页）
文革中，高层的思想理论混乱、荒唐、不能自圆其说，发展到一九六八年提出“要斗私批修”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给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贡献上几条“管见”，供当代人或后人治国理政时参考，也算是用心良苦。
习近平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前进的道路尽管崎岖坎坷，但他对政治的追求矢志不渝。
一九六八年我对“要斗私批修”这一提法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历时近半个世纪思考、研究“人、人性、善与恶、公与私”诸问题，认可了荀子的性恶论，接受了恩格斯“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的说法。十年后的一九七八年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还写下了长达三百多行的长诗《我的世界观》，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普及有关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长达四十多年里写下的有关论文和这篇长诗，没有一家报刊给予刊登。为了让这近五十年的思想成果能够问世、留世，我终于抢在八十岁之前出版了四部合计七本书，其中有小说集，诗文集和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这也算是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追求吧。
具体工作上我无法与习近平比。他当了村支书后，办了很多利民惠民的好事，如修沼气池、修路、打水井、建“淤地坝”、办铁业社、办缝纫社、办代销店、办扫盲班等，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县上奖励他一辆三轮摩托车，他却用这辆摩托车换来一台磨面机和一辆手扶拖拉机，为全村人磨面、耕地、拉庄稼带来了很大方便。
梁家河的乡亲们是如何爱护习近平的呢？讲一个七年中习近平只吃过一次、而且只是一碗大米饭的故事吧。受访人王宪平讲道：
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娘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趋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213页）
受访人王宪平还说道：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213页）
这种深厚感情由习近平发自肺腑的几句话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受访人石春阳说：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197页）
从这样的环境里走出的又是有情有义的习近平，能不把全部的智慧和生命贡献给老百姓吗？
从习近平下面的经历中，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信赖他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受访人何毅亭介绍说：
陕北7年，清华4年，军委机关3年，正定3年，福建17年，浙江5年，上海近1年，中央高层5年，之后在十八大当选党的总书记。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下层军官到军委主席。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都待过，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这么丰富的阅历，在这么多重要领导岗位上历练过，有这么长时间的实践积累，所有这些都是干好领导工作的宝贵财富。（450页）
二，知青岁月与党的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关系
受访人王宪平说：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让他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232页）
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2400多个日日夜夜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233页）
受访人曹谷溪说：
做大事的人，都是从全心全意做好件件小事中成长起来的，而人的情操也是从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中培养起来的。当时的习近平，修建这个沼气池，他心中所想的，或许是为梁家河的老百姓带来温暖和光明，不再让婆姨女子为了烧柴煮饭熬煎。这种精神，在他后来担任各级领导的施政实践中不断升华，最终成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情怀！（332页）
习近平酷爱读书，在七年艰苦的知青岁月里始终坚持读书，后来还一再鼓励人们多读书，为什么？受访人曹谷溪说：
习近平说，先贤们的思想结晶，许多人的智慧和成功的经验都在书里，无须经其同意便可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呢？只有愚蠢的人才不去读书。（344页）
但是，说到底，社会实践比书本更重要。受访人艾平说：
毛主席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底什么叫“再教育”？农民能不能教育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起码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教育。知识青年确实受到了深刻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了他们呢？可能不一定是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而是现实生活本身，是农村生活本身。（392页）
在陕北插队的经历让我们这一批知青读懂了“生活”这部大书，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读懂了“实际”这部大书。这些“书”上虽然没有字，却比有字的书要深刻得多，对人的教育作用要大得多。（394页）
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系列举措以及他自己对知青岁月的回忆来看，7年知青岁月为他治国理政思想树立了“以人民为本”的方向。在陕北农村，习近平与农民朝夕相处，建立起了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树立了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人民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立足点，为民、惠民、富民是治国理政思想的出发点。这绝非空谈，也绝非易事。
在陕北插队的知青都知道陕北的特点：这里是农村，也是革命老区，不同于城市、工厂、兵团和农场，插队知青相对自由一些，可以和农民之间有更全面、更亲近、更真实的接触。在这样的环境下，习近平在梁家河看到了真实的农村，和农民建立了真实的感情。
梁家河的经历让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根基深深扎在中国最广阔的土地上，扎在最广阔的人民群众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扎根7年，从来没有忘记当年的农民朋友，他深深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举措都非常务实，着眼于解决一系列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
梁家河的经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的开端。他曾经讲道：“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他最先提到的“实际”“实事求是”都是实践的具体表现。唯有实践，才能认识到实际；唯有实践，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7年知青经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起点。（399－402页）
受访人何毅亭总结的知青岁月和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关系更具“概括性”。受访人何毅亭说：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7年知青岁月放到当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格局来观察，可以很很清楚地发现“三个最”，就是：他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知青；他插队的陕北是全国插队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队知青中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434页)
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校友，或入伍，或招工，或招干，或上学，或通过其他途径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地走了，自己却仍然留在农村，昔日热闹的知青宿舍变成了冰房冷灶，那个心情的确是挺复杂、挺焦虑的。我们从梁家河的知青和村民中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仍然是该干活干活，该读书读书，仍然是执着地一如既往地申请入党，不仅入了党还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种从容、这种坚韧、这种任随“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淡定，让我们这些当年插过队的人由衷地感佩。（438页）
“年龄最小、地方最苦、时间最长”，这“三个最”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生涯的鲜明印记。总书记这7年知青岁月，是他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无疑对他后来的成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结合我自己的插队经历和体会，我认为陕北7年在总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的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可能在以下这些方面是很突出很重要的。
一是，陕北高原那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生活，锻造了他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以后人生岁月中遇到的各种风浪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总书记回顾插队经历时所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二是，7年知青经历让他真正接了地气，了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三是，延安的红色历史文化和陕北人民豁达、包容、厚道、质朴、奉献的集体人格，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铸造了他不变的“初心”。......
四是，插队7年他利用农村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坚持读书，积淀了丰厚的知识文化理论修养。......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了，相信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任期内，一定会在前五年的基础上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会干出几件彪炳中华民族历史的大事情。习近平同志，我在有生之年全心拥护你，全力支持你！
二0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