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末左右，两趟街开始春整地。
男人们有的去田地里，刨苞米茬子、清理秸秆；有的赶着牛车，向地里运送发酵好了的农家肥；有的留在队里修理农具。
女人们大多聚在生产队办公的屋里，或坐或站，有说有笑地挑选种子。她们把那些做种子用的黄豆、玉米和小麦先是过筛子，筛掉小粒儿的，再用簸箕颠出发飘的、干瘪的颗粒，还得用手再扒拉着，挑出土砟子和掉皮儿的、破损的种子，留下的都是圆滚滚、沉甸甸的颗粒。
大家心里都明白，选好种子，保证出苗率，才有可能做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只是那些年，优育优选种子等农业科技还没有推广、普及到我的老家，生产队的种子都是每年秋收时，挑选植株高大、粗壮，籽粒饱满、成熟的，单独存放，做来年的种子。这是老家粮食产量不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家全年日照时间不足，秋天来霜早，又因地处洼地，夏天雨水勤，总是发生地涝等自然原因，导致大田农作物减产歉收。
在大面积播种前，为保证出苗率，队长就布置一些女社员拿几把玉米、黄豆、小麦种子，回家做发芽儿试验，根据出发芽率决定播种的多少和密度。
我二姐拿回家的苞米籽通常都是放在一个饭碗中，先用温水浸泡，等发芽儿了，就沥干了水，蒙上一块湿润的旧棉布，放在柜子上。过了几天，玉米芽儿长大了，二姐就很认真地数一数，算出发芽率，上报到队里。
上报完出芽率之后，我们舍不得扔掉那些玉米芽儿，还是每天换水，等苞米苗儿长大了，拿掉旧棉布，见了阳光的玉米苗一个晌午就能变得葱绿，喝足了水，用不了几天就能长半尺来高。
呵呵。……东北的冬季漫长得很，从入冬下雪到来年清明前，都很难见到绿色植物。这碗葱绿的玉米苗儿给我家带来了春天，看着它们长得水水灵灵的，有好几回我都想自己能像山羊一样，低下头，咬几口这鲜嫩的玉米苗儿，那滋味一定很甜很甜！
挑完了种子，修理好农具，地里的秸秆、苞米根儿，豆茬子都放荒烧过了（放荒，就是把玉米秸秆，黄豆茬子等放一把火烧了，草木灰留在地里，也给地皮儿热热身），就开始种地啦——
枣红马拉着犁铧走在前面，强壮的男劳力，一手扶着磨得铮亮的铁犁铧，一手拿着鞭子，嘴里大声吆喝着：“得儿”“驾”，还不时把鞭子在半空中轮一圈，用力抖开鞭子绳，发出清脆的响声，这响声会传得很远，还带着回声。
那些猫在草丛里的野鸡，躲在树枝上的鸟雀，胆子特别小，听到这清脆的鞭子声音，常常是被吓得扑楞楞地飞起来，四下里逃窜。
呼哧呼哧的枣红马拉动着犁铧翻起黑土，新翻的泥土似乎还冒着凉气儿，在亮闪闪的阳光下，散发出喷鼻子的泥土味道。
前面刚起好垄，马上就有人一边吆喝着，一边抽打着老黄牛走过来。老黄牛拉着沉重的长条石头磙子，慢吞吞地把一垄一垄的土地压平整了、压结实了。
这样准备好了苗床儿，就可以播种了。
在播种小麦、谷子、黄豆、玉米等农作物当中，最好玩的是种玉米了。体力壮实的劳动力在前面用锄头刨坑儿，后面的两个人通常都是半拉子社员，一个挎着筐，筐里装满玉米种子，Ta负责向刨好的坑儿扔三四颗玉米种子，后面的那位，就用脚趟着土，把玉米籽埋上，再踩得严严实实的。
在一块地里，通常有好几个这样的小组散开劳作。社员们的衣衫破旧，但是春寒料峭之中，女人们常常包裹着头巾干活，那头巾红的、绿的都有，在黝黑的土地上，那些移动着的红头巾、绿头巾，格外鲜亮。
此时此刻，你若放眼望去，田地的四周，草木还没有发芽儿，树木枝桠清瘦萧条，地面枯草乱蓬蓬的，如此这般一衬托，那田地里的春播场面，特别像一幅油画：荒凉寂寥的底色、枣红马、铮亮的犁铧、吱扭吱扭的石头磙子、女人头上的红的、绿的围巾……
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忽然觉得有必要对一些年纪轻的、没有干过农活的读者朋友交代一下这巨幅油画的时代背景，这时代背景和文中的一些常用语有关，比如生产队、社员、半拉子、工分之类的。这样做，有助于大伙儿听我讲述乡土故事，还能了解那已经久远了的风华年代。
大跃进时期的农业合作社解体后，农村开始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行政管理。其中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生产组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每年生产队都要按上级主管部门计划进行农业生产，向国有粮库缴纳公粮。村里的农民，即为社员，都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取工分，用工分来生产队领取口粮和卖了剩余农副产品所得的钱款。
每个村屯儿都会根据定居的户数和人口来划分生产队，并划分相应的地块儿。一般情况下，一个生产队有二十户人家，一百来口人组成。生产队设立队部儿，由队长、会计、出纳、记分员，妇女队长等人组成领导班子。强壮的男劳力，日工分是9——12分，女劳力在9分左右。老弱社员、妇女、青少年参加队里劳动，每人每天只能挣3-—5个工分，时称半拉子。
“秋后算账”，这个词大概起源于此，就是每到秋末冬初，生产队里打完场儿，完成缴纳公粮任务之后，队领导要核算好剩余粮食的重量，根据人口总数确定口粮份额，这是要每家每户用累计的工分来领取的一年口粮。
分完口粮，扣掉应该支付的工分，再根据剩余的工分总数，按比例分配缴纳公粮、卖掉农副产品所得的收入。这样的分配方式，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好在那些年，用工分领取口粮，是不论大人和孩子，都平均分配口粮的。更重要的一条是，哪家当年的工分不够领口粮的，还可以挂账赊欠，来年多参加劳动偿还工分，并不影响按时足额发放口粮。
父亲去世后，我家没有壮年劳动力，两个个姐姐跟头把式地从春种忙到收秋，也只能算一个成年劳动力，即使加上大哥做了民办教员的工分，也不够领取一大家子的口粮，像我们家这种情况，行话叫“涨肚”，大意是透支户吧？！
播种完玉米、黄豆、小麦等大田庄稼，还要在边边角角、零散的地块儿种绿豆、向日葵、蓖麻、芸豆等小杂粮；种完了小杂粮，又开始给大田庄稼间苗、除草、趟地……数不清的农活儿，社员们都是起早贪晚的忙活儿着。
我也说不清是几月份，反正是看到苞米长到一人多高，秸秆尖儿上开出淡黄色的小碎花儿，又长又宽的苞米叶子支棱着，变粗变胖的苞米棒子长出胡须来，小麦成熟了！
一大早儿，社员们带上自家的镰刀，来到临近道边儿的小麦地头，男男女女的一字排开，靠地小麦地一侧边上的，通常都是打头的。也不知道是他喊了“预备，开始！”，还是社员们都瞄着他的举动，只要他一弯下腰，大伙儿立马也弯下腰，低着头，挥舞着镰刀割麦子，好像比赛一样，你追我赶，较着劲儿。
那些成手劳动力，动作娴熟、轻快，他们一手划拉着聚拢过来麦子秸秆，另一只手伸过镰刀用力一拽，刷刷的几刀下去，随手一放，眨眼儿的功夫就是一堆儿；割麦人也不直腰，把镰刀夹在胳肢窝下，空出两手，拿起两绺麦子，麦穗一头相对，打好结儿，麻利地拧成绳儿，飞快地把割下来的麦子捆成捆儿，麦穗朝上结结实实地戳在地上。
麦田里，这一捆一捆的麦子，横看成行，竖看成列，矮墩墩的，金灿灿的，真是好看！
等到九、十点钟，太阳升得高高的，热辣辣地，好像玉米叶子都要开始打卷儿的时候，给割麦子的社员送水的人来了，他用扁担挑来冰凉的井水，还带来葫芦瓢或是搪瓷缸子，还没等他忽闪忽闪地走近麦地，就扯起嗓门大声喊：“歇气儿啦，喝口水，解渴喽！”
那些挥汗如雨、口干舌燥的人们就会跑向水桶，抢过葫芦瓢或是搪瓷缸子，咕咚咕咚地喝个够，然后就地歇气（歇一会儿，休息的意思）——
男人们坐在地头，有的卷旱烟，有的拿出磨刀石、磨镰刀；女人们多半是会跑到附近的树根底下乘凉。如果有人讲上一段评书，或是说个笑话，即便是老掉牙的段子，大家照样儿捧场儿，可以N次的笑出声来。
我的姐姐可舍不得休息，她俩总是跑到庄稼地里采野菜——半人来高的苋菜、灰灰菜、柳蒿芽等，用手摞下嫩超的尖儿来，然后拧个草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上几大捆，放在树根底下，等歇晌的时候扛回家，由母亲切碎了，喂猪。
因为割麦子时节，日光充足，也就十天八天的光景，拉回到场院的麦子就干透了。
社员们把麦子打开捆儿，麦穗儿一头朝外，围成圈儿铺在溜光的地面上，成手车老板子（赶马的人）把长长的马缰绳一头栓在自己的腰上，然后挥舞着鞭子，驱赶着健壮的马拉着短粗胖的大石头磙子，碾压麦子秸秆儿，脱下小麦粒。
一时之间，场院里人欢马叫，打下来的麦子被装到大麻袋里，麦秸垛堆得老高，放学了的孩子们也跑来凑热闹。
淘气的孩子们，有的爬上麦秸垛，从金黄的滑溜溜的垛顶出溜下来，打滑梯；有的围着场院撒欢地跑，嘴巴里还在嚼着饭；有的在麦秸垛下面掏出洞穴来，钻进去打闹、嬉笑。
我和小姐姐喜欢一遍又一遍地数那些大麻袋，一边数着，一边咧着嘴儿乐。
记得有一次高大的麦秸垛底下被掏空了，麦秸垛突然倒塌了。垛上的孩子掉下来，垛下的孩子被捂在里面，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张开嘴巴哭或是叫骂，他们从麦秸堆里爬起来，照样疯跑，嬉笑、打闹着。
嗨，那时的我们，不懂得欣赏麦浪，也不懂得欣赏天上的月亮和星光；我们不会哼唱“风吹麦浪”那样诗意、浪漫的歌曲，也不会用文字来书写热情奔放的“秋色赋”。但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猴嗨森，并热切的盼望着打完麦子，分麦子；分了麦子，去磨白面；磨了白面，家里可以蒸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我们可以管够儿地吃香喷喷的大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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