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末，认识了许世友将军，也记不清楚是如何开始认识的，反正，无缘无故的就认识了。
那是，经常听到父辈的人，说到：“许大马帮又回来了”。
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好比“胡汉山又回来了”。曾有人纠正，这个马帮，应该写成"马棒”，东北话土匪的意思，不过那个时候，似乎偷偷地看过一场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只知道世上有这个马帮。许大马帮，就是许世友将军，大人们在背后基本上就这么称呼，似乎特别顺口。我们这些小孩子，口齿不太伶俐，于是，直截了当称呼：“土匪”。
许大马帮又回来了，大概是指许世友又从大别山回来了，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吧。许大马帮，为了躲避红卫兵或者造反派，带了警卫营，上了几次大别山，还带了几挺机枪，封锁上山道路，而没有跟他上大别山的，有的就莫名其妙没有了成为历史悬案，有的呢，甚至已经装进麻袋里，就要丢到长江里了，幸亏，许大马帮的警卫营，连人带麻袋，抢了回来，这些事情，是父辈们事后闲聊的话题，不知真假。
许大马帮，在南京城郊有个住处，紫金山下，位于“美龄宫”的左下方，2005年回到南京，还看见过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独立的院落，两层半楼，其中有个“暗层”，大概有十几个房间，四周全部是围墙，围墙外面，是水稻田。是许大马帮下令，把四周50米之内的树木全部砍光，灌上水，变成水稻田，理由是“水稻田可以防止快速冲锋”，防的不是蒋匪军，蒋匪军早就跑到岛上去了。
夏天，尤其是春夏、夏秋之交，我们一群小孩子，就喜欢到中山陵一带玩。紫金山上留有国军抵抗日寇攻打南京时留下的许多碉堡，曾在里面找到烂枪，拿到废品回收站，想去换个冰棒钱，被收废品的老头撵骂好几回。
春夏、夏秋之交，我们喜欢到许世友的水稻田里，抓青蛙。水稻田里的青蛙特别多，南京城里、中山陵附近，似乎只有这么一块水稻田，于是乎，方圆几十里的青蛙，大概跑到这块水稻田里了。抓青蛙，很容易，扯下一根剑麻的叶子，剑麻叶子又长又硬，尖端还有一个“倒钩”，看见青蛙，八、九根剑麻，铺天盖地的扎过去，青蛙们，就挂在剑麻叶子上成战利品。抓青蛙，从现在的角度讲，有点破坏环保吧。不过在那时，特别喜欢青蛙，看见青蛙就会流口水，青蛙的肉，实在好吃啊，而且那时，正在长身体，特别需要蛋白质。
就在我们，像个泥猴一样，在水稻田里噼里啪啦往来穿梭时，一不留神，在不远处，就会冒出一个“老头”，一个长的像“土匪”的老头，结结实实的一个老头，两手叉腰，极其严肃的挺立在那里，有时候，脖子上还会挂着一副望远镜，极其严肃的冲着我们大吼：
“小鬼，都在干嘛啊啊啊？”
这个步骤，我们早已烂熟于心，看见这个老头，我们就知道，该要演戏了，就等他问这句话，似乎他每次都是这句话。顿时间，齐刷刷的，把手中的剑麻叶子、青蛙全部丢了，然后开始“瘪嘴”，脸颊一抽一抽，像抽泣，满脸的委屈，似乎比窦娥还“冤”，站在那里，等着这个老头问第二句话：
“想干嘛啊，小鬼啊”
他基本上就是这句话，话音里会带一点点的南京口音，等他问出这句话，我们马上带着“哭音”，一定要有“哭音”，但不是真的哭，真哭就太累了，齐刷刷的回答：
“我饿了”。
于是，那老头依然会极其严肃的看着我们，然后摇摇头，叹口气，第三句话就来了：
“这些个娃，都瘦的像猴了，爹娘是咋养的啊？来吧”。
只要他说出这句话，顿时间，我们笑足颜开、争先恐后往前跑，往那个老头的院子里跑。
那个老头，就是许世友将军，就是许大马帮，而他的院子里，种着番茄、黄瓜，还有南京特有的杨花萝卜，拇指般大小，皮红肉白，一咬一个“脆”。如果碰巧遇上烧饭的“老朱头”，还可以看看他的那把“王八盒子”手枪，也只有老朱头，才会给我们看他的枪，许大马帮就小气多了，知道他腰里有两把手枪，从来没见过。
许世友为何要住到比较偏僻的南京东郊呢？
原先他住在鼓楼区北京路上，靠近现在的省委省政府一带，住在原先国民党时代留下的一个小院子里，这种房子至今还有一些保留着。结果，一不留神，被人抄了家，于是，他就跑了，跑得远远的，跑到中山陵边上、紫金山下去了。这个是他的习惯，他经常跑，比“范跑跑”还会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关于抄家的细节，那就版本各异了。据说他当时还不知道，竟然回家啦，正好被逮个正着。堂堂上将，居然中了埋伏，输得心服口服，于是心甘情愿的接受批斗。
批斗完了，许大马帮就跑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安全，最后看中了紫金山下的这个院子。这个院子，背靠紫金山，面南背北。地形不错，一旦有事，抵挡不住了，还可以往紫金山上跑。紫金山，山虽不高，但林密草深，还有一些旧碉堡，凭着许大马帮打游击的水平，支撑个三、五天的，根本没有问题。实在抵抗不住了，还可以继续跑，翻过紫金山，就到长江边了，学习达摩祖师，来个“一苇渡江”式的水遁，那就跑得更加远了。传说中，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地方，就在紫金山主峰的边上，称之为“夹螺山”，或称“夹骡山”。
许大马帮的院子里，全部种满时鲜菜果，密密麻麻的，红的番茄，绿的黄瓜，紫色的茄子等。还有一口水井，警卫员打上水，我们就把身上的泥巴洗干净。天热，有个好处，穿的少，就是一条短裤，六、七岁，不知羞耻，穿着短裤满世界到处跑。南京的夏天，天气特别的热，三大火炉之一，尤其是“秋老虎”，又闷又热，没有一丝的风，穿着短裤还嫌热呢。
洗刷干净，就要分帮派、站左、右了，就像现在的一样。许大马帮亲自指挥，单手叉腰，气势十足，似乎在指挥千军万马，破蒲扇一挥，一声令下：
“番茄，右边；黄瓜，左边”。
番茄？，还是，黄瓜？，这是个选择，有番茄就没有黄瓜，有黄瓜就没有番茄，黄瓜与番茄，势不两立。我们往往要反复思考，一会儿跑到右边，一会儿跑到左边，上串下跳，东奔西突，不亦忙乎。
番茄，个大、甜、汁多；吃黄瓜呢，虽然个小，但结实，吃得饱，还搭配一个南京特产的“杨花萝卜”，拇指般大小的“杨花萝卜”，皮红肉白，多汁，又酸又甜又辣，还特别的脆。分左、右，其实非常困难，思前想后，权衡利弊，一场混乱，在吃的上面分左、右，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混乱结束，终于站好队伍，分清左、右了。许大马棒按照人头，反复计算，要摘多少个“番茄”、“黄瓜”与“杨花萝卜”？一边掰着手指计算，还不时地回头看看院子里，别了，可爱的“番茄”、“黄瓜”，别了，可爱的“杨花萝卜”。我们在边上，嚷嚷着，这时的嘴巴，特别的甜：“爷爷，爷爷，快点哦，都要饿死了哦”。
等到许大马帮计算清楚，指挥警卫员按数量去摘“番茄”、“黄瓜”时，我们就坐在廊檐下遮阴处，伸长了脖子，左边的、右边的，还会一点争议。一会儿喊“叔叔啊，先摘番茄嘛”，另外一边的，马上反击：“叔叔啊，先摘黄瓜嘛，还有萝卜呢，快点嘛，都成萝卜干了啊”。
许大马帮坐在破藤椅上，摇着破蒲扇，越听越心烦，手一挥，安排三个警卫员，番茄、黄瓜、杨花萝卜，一起采，那就公平了，大家不会再争论了。最苦的，就是那个采“杨花萝卜”的，杨花萝卜长在泥水里的，搞得两手都是泥。
在等“吃食”送来的时候，许大马帮就要开始调查户口了，挨个的问过来：你是哪家的？老几啊？爸妈呢？爸妈下班都回家了吗？
“爸妈下班都回家了吗？”
这个问题，也许很可笑，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确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甚至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问题。是否还有明天，就要看，爸妈下班后能否回家了。
就像我的父亲，经常叮嘱我：如果到时间，他没有回来，就看看楼下宣宣家的，有没有回来，他们是一个部门的；如果宣宣家的，也没有回来，那还不要紧，可能都在开会；如果宣宣家的，已经回来了，而我家的没有回来，那就可能出事情了。抽屉里有一个信封，里面有写着姓名、地址的一封信，还有五十元钱。我就要拿着这个信封，去找宣宣的爸爸，或者是其他人。或是在他们家住几天，或是请他们按照信上的地址姓名，把我送到上海母亲处，或者是，送回绍兴老家祖母处。当时，大院里，有小孩子的人家，都是这么做好准备的，相互之间，都事先关照好的。
记得大概72年冬天，春节前，下了好大好大的一场雪，走路都困难，冬季，天也昏黑的早，看着闹钟上的时针，不时的打开窗户，对着楼下喊：
“宣宣哥哥啊，你家的，回来没？”
宣宣比我大两岁，住在底楼，听到喊声，缩着脖子，双手笼在在袖子里，跑出来，扯着嗓子回答：“没呐，你家呢？”
笨蛋，真个笨蛋，不动脑子。我家的回来了，还会问你嘛？懒得回答他，摇摇头，最多也就摆摆手。晚饭都没有吃呢，还是先省点力气吧。
有时候，他会穿着一双高帮套鞋，跌跌撞撞的跑到西门去打听，然后兴高采烈的回来，大喊大叫：“没呐，都没回来呢”。
许大马帮，就这么一个一个的问过去，如果有人的爸妈下班后没有回家，他就会继续问下去，住在哪里啊，家里还有谁啊，还有大人在家吗？等等。
记得早些时候，有个伙伴，爸妈三天没有回来了，他住在别人家里。许大马帮就把他留下了，和烧饭的老朱头住在一起，住了几天，他爸妈都回来了，谢天谢地。也就是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老朱头的腰里有一把手枪，小日本的“王八盒子”，还有子弹，晚上睡觉还枪不离身的。
烧饭的老朱头，也是一个老头，胖嘟嘟，和和气气的，比许大马帮好看多了，他的那把“王八盒子”，后来我们都见过，不止一次。拿着王八盒子，他就会说起抗战时候的故事，说起缴获这把王八盒子的故事，最后还会说到，这把王八盒子不好使，子弹容易“卡膛”。每每听到这里，我们都会厚着脸皮的说：
“爷爷，那就给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