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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齐白石

  白石生于1864年1月1日,逝世于1957年9月16日。

  27岁以前,白石是个雕花木匠,走村串乡,靠一双手吃饭,过着农村个体手工业艺人的生活。27岁后,他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画花鸟草虫和诗文,渐以卖画维生,并开始和县内的乡绅、士子交往。直到近40岁,他从未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

  从1902年至1909年,白石应友人夏午诒、郭葆生、汪颂年、罗醒吾邀请,先后六出六归,游历了西安、北京、南昌、桂林、广州、钦州、肇庆、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教画卖印,寻访名迹,纵游名胜。其间,他结识了著名诗人樊樊山,书法家曾农髯、李筠庵,并与创办巡警学堂的蔡锷及化装成和尚做秘密工作的黄兴有过来往,还曾替罗醒吾传递过革命党的文件。

  远游之后,白石在家乡过了约八年富裕、安宁的日子。早在1906年,他就用外出挣的钱在景色美丽的余霞峰茹家冲买了20亩水田,把房屋翻盖一新,并给它们取名曰寄萍堂、八砚楼(实乃平房)、碧纱橱。他携妻搬至新居后不久,长孙秉灵出世,乡亲们都羡慕他人财兴旺。经过远游,他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也感到离家浪迹生涯的苦处,决心“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他把积蓄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自谋生计。他开始精心经营自己的小窝:凿竹成筑,引泉烧茶,几案陈设,一律自出心裁,加工制作。他在《寄宝觉禅林僧》诗中写道:


  波水尘沙衣上色,海山万里送人还。遍行世道难投足,既爱吾庐且息肩。

  他在屋前屋后种上花木,还从原住的百梅祠移来不少木芙蓉,又亲自种了三十余株梨树。开始过起耕种、作画的安静生活。偶尔与亲朋旧友相聚,吟诗刻印,欢欣异常。他有许多诗描述这几年的乐趣和心境。

  不作扬尘海岛仙,结来人世寂寥缘。苦思无计十年活,老耻虚名万口传。茅屋雨声诗不恶,纸窗梅影画争妍。深山客少关门坐,老矣求闲笑乐天。——《萧斋闲坐》

  他在《小园客至》诗里还记述自己“夜读百篇”的苦用功;而客友到来,他便“沾露挑新笋,和烟煮苦茶”,请他们“小住看梨花”。他已经知道了中国之大,世界之广,但他宁肯“自扫园中雪”,享受山村一隅的宁静时光。

  后来的定居北京,完全是出于无奈。官居逼税、匪逼谷、军阀之战、讨袁之战,把白石得到不久的安逸生活击碎了。乡里哄传着“要绑芝木匠的票”。他躲到紫荆山的亲戚家匿居数月,吃尽苦头,终于决定避祸远离。但他未曾想到,一去40年,终老他乡。

  除了对日寇的侵略一再表示自己的愤慨、沉痛之外,白石依然如居山乡,只卖他的画与印,维系他一家老小的生活,其他一概不问,不感兴趣。他有一印:“星塘白屋不出公卿”,终生以布衣身份骄傲。

  1902年,近40岁的白石游西安,好友夏午诒介绍他认识了陕西臬台、著名诗人樊增祥。樊欣赏他的印章与绘画,亲笔为他写了一张刻印的润例,使白石作品的身价大为提高。

  有人劝他去走樊增祥的门路,弄个进身的差事,他用一方“独耻事干谒”印章加以回答。后来,樊增祥主动推荐他做内庭供奉,为慈禧太后代笔,吃六品俸。他马上拒绝了。夏午诒说:“当了内庭供奉,照常可以在外头挂了笔单,卖画刻印。有了供奉头衔,姓名就像贴了金,京城里准能轰动一时,还怕不够一生吃喝的吗?”白石相对无言。

  《画杏花》题:“春风过去地犹香,星斗塘前杏子塘。七品状元无此梦,杏花花下看鸳鸯。”

  《例枝梅花》题:“飞雪半空花不辨,好枝高极解回头。年深自有低心日,不欲叫人仰首看。”他还告诫自己的后代说:“贫未十分书满架,家余三亩芋千头。儿孙识字知翁意,不必官高慕邺侯。”(《煨芋分食如儿移孙》)“笑侬万胜林和靖,除却能棋粪可担”。(《竹院围棋》)

  如果把白石和王一亭、张大千、刘海栗、徐悲鸿这些同时代的名家相比较,他的交际之寡,真可称作闭门自守的孤独者了。

  1946年农历十月,张道藩以“中华全国美术会”的名义,请白石和溥心畲到南京、上海举办作品展览。其时,正值蒋介石60岁生日,南京报纸称作“祝寿画展”。在南京,张道藩拜白石为师,并举行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拜师礼。张道藩的动机,与其说是欲向白石学画,不如说是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在南京,溥心畲和白石受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召见”。时“国大”将开,蒋介石推荐他和溥心畲当“国大”代表,他送给蒋介石一幅《松鹰图》和两方名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石给毛泽东刻了两方名印,毛泽东为表示答谢,由俞平伯作陪,在中南海宴请他一次。他先后送给毛泽东一幅《鹰图》轴及“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篆书联等作品。后来,江青和王季范(毛泽东表兄)曾代表毛泽东看望白石,相赠以人参、鹿茸等物。

  最关心白石的是周恩来总理。买雨儿胡同住宅,修葺跨车胡同旧房,在中南海为白石祝九十大寿,甚至西单曲园酒楼每天为白石送二餐湖南风味饭菜,都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由国家出钱办理的。一次,白石因住房纠纷,让汽车直接开到国务院找周总理,周总理听取了他和家属的意见,指示全国美术家协会妥善解决矛盾,请他吃了饭,并亲自送他回家。

  他在1915年曾丢过一束诗稿,多是断句残联;自认为“不求藻饰,自主性灵”,近于宋词的“轻朗闲淡”。他认定是被人盗走,气得不得了,说“做诗原是雅事,到了偷袭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难得太俗了”。面对这桩扫兴事,他也用类似上述的办法求解脱:“料汝他年得好句,老夫已死无是非。”

  其中,多少还能看到他父亲——那个老实、忍让、肯吃亏的“德螺头”齐以德的影子。生长在湘楚好巫之地的白石,虽不大信佛、道、幻术,却有些信梦和鬼狐。白石早年曾在陈少蕃指导下读《聊斋志异》,他对狐仙之类的兴味,或许与此有关。

  在古代中国,要以画谋生并跻身于画界,多半要依靠皇室、官僚和著名士大夫的提携,或为宫廷画师,或为官僚宾客。画家提供精神消遣品,换取相应的待遇和声名。

  先求职,兼卖画,像黄宾虹、王一亭、陈师曾、刘海栗、徐悲鸿、林风眠、陈之佛、丰子恺、潘天寿这样的名家,莫不如此。

  这些条件,白石几乎都没有。他自小只不过是个木匠学徒。27岁拜胡沁园为师时,才靠着同音字音注读完《唐诗三百首》。40岁前,他不曾出过湘潭附近,鲜有得遇名家,或目睹历代名画的机会。他在当地获得一定声誉,主要靠的是刻苦自修、独自摸索。王湘绮是文化界大名家,但他不懂画。诗人樊樊山是白石40岁遇到的大名流,后来帮他定居北京,但樊樊山也不懂画。白石生平遇到的第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并给他的艺术以重大影响的画家是陈师曾,但那已是1917年,他55岁的事了。直到60-70岁,白石才真正立身于中国画坛。

  布衣名重于世,艺技绝于天下,对此,白石十分自豪,但对于名声,他并不太在意。印文“何要浮名”、“叹浮名堪一笑”、“有衣饭之苦人”就表明了这种态度。崇高的声名并没有改变他的生命价值标准。这在近代史上最罕见的。

  据他的女婿易恕孜记述,白石34岁时初学篆刻,曾去请教黎鲸庵。鲸庵以为他不过是个木匠,便有鄙薄之意,指着手中的烟壶说:“芝木匠,你如果能喝我这烟水,我就指点你刻印。”白石顺手接过烟壶,把又苦又辣的烟水一饮而尽。

  从他20岁在松油柴火之下一页页地把《芥子园画传》勾影下来始,到居京40年,一生只有三次暂时搁笔,一次是母亲病逝,另两次是患重病。

  定居北京后很久一段时间,他的出身、诗文、风度、生活习惯、画、印和字,都受到一些出身高贵、以正统自居者的鄙视与嘲笑。在这些人眼里,白石不过是个“乡巴佬”,他的工笔“太匠气”,他的写意画“太粗野”,他的印章“太犷悍”。有一位名士,表面虚与周旋,背地里却骂他“人粗,诗也不通”、“俗气熏人”、“一钱不值”。他的印文“流俗之所轻也”、“还家休听鹧鸪啼”以及诗“老子面寒心似铁,行无偏向害无惊。飞谗说尽全非我,只有梅花辨得清。”等,都是对这些鄙视嘲笑的回答——不是与人辩,而是借以抒愤和自励。

  七绝:“年年糊口久忘归,不管人间有是非。三字难除香色味,荷花残矣蟹初肥。”“老着安闲想,泥堂洞里天。水源人不到,鸡犬亦神仙。”

  20世纪40年代初,他一度不卖画,拒绝对外交往。友人写信问他生活怎样,他写诗回答说:“晚学糊涂郑板桥,哪曾清福及吾曹。名大却防人欲杀,年衰常梦鬼相招。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

  白石一生敬师重友。他的想法很单纯;你待我厚,便于我有恩,我就永远感念。印语“受恩慎勿忘”、“肝胆照人”、“一别故人生百忧”、“患难见交情”,正表达了这种品格。

  樊增祥(字樊山),著名诗人。他以长者和著名诗人的身份,在西安和北京数次提携初入文化界、尚无声名的白石,帮助他卖印和立脚于京城。后来二人成为相知的朋友。一次,白石和宗子威谈樊山诗,是夜做梦,与樊山相见,醒后怅然。其时樊山已逝,留给白石的仅一篇《题白石诗草》。白石即作两首绝句,其中“怕读赠言三百字,教人一字一伤心”,说的就是这篇赠言。白石还有一方印,刻“老年流涕哭樊山”七字,语言朴素,情意真切。

  陈师曾晚白石13岁,但成名早,见识卓绝。1917年在法源寺结识白石,遂成莫逆。其时,白石初到北京,不为画界所认可。陈师曾极称白石才力,劝他抛弃模仿,创格变法。1922年又把白石的画介绍到日本,并大获成功。在画友中,白石引陈师曾为第一知已。

  1928年,徐悲鸿曾主持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历时三月余,辞职南返。在京期间,徐悲鸿结识白石,并极力推崇他的艺术,请他担任教授。

  据白石的孙子齐佛来回忆,在50年代初,年届九十高龄的白石,每天吃菜用钱才5角(当时为5千元),来客添菜时再加。到去世,他也未曾睡沙发床,家中的一套旧沙发还是公家配给的。王森然在193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介绍说:“他的家务,无论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安排处理,买几块引火的劈柴,都是他自己讲价过秤。”

  他毕生没有忘记母亲用捣衣椎椎稻草积攒粮食的情形。一年365天才能积三斗六升。他8岁去读村馆,买纸笔和书本的钱,就是母亲用所积四斗稻谷换来的——她原本把这些稻谷存在一个银匠家里,准备换副银钗(那时他才二十多岁)。最后还是换钱给儿子用了。白石记得幼时在描红纸上画画,屡受外祖父呵责。

  他不敢再用珍贵的描红纸,到处找包皮纸代替。就这样的日子也没多久,他就无力上学,去放牛拾柴了。白石晚年喜欢画芋头和野菜,也和这些童年记忆有关——家里经常没粮吃,用以充饥的只有芋头野菜。13岁那年的春夏之交,雨多不能上山砍柴,家里又没了米,全家只好用干牛粪烘煨野菜吃。柴灶早停,灌入雨水,竟成了青蛙聚生之地。直到他学木匠出师,家境仍不好,“挣到的钱,一个都不敢用掉。完工回了家,就全部交给母亲。”

  陈春君命子为她寄诗白石白石亦以诗作答。伤离之情溢于字句,但中心是慰她自爱自护,享膝下天伦之乐,理解他难以终还的苦衷。印章“七三老妇八千里”,应是怀念老妻之作。

  胡宝珠18岁被聘为白石的副室,陈春君逝世后扶为继室,1943年死于难产,先白石翁而去,年仅42岁。她生于四川丰都县(今属重庆市)农村,父亲是个篾匠,母亲早逝。一个妹妹嫁给姓朱的,一个胞弟名海生,不知下落。她18岁前的遭遇,鲜有人知。《白石作品集·诗》有:《友人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索去。后报我以婢。诗以纪其事》。友人即胡南湖,所赠之婢即胡宝珠,时年18岁,白石纳为副室。

  白石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在收徒、赠画、赠诗、题画、卖画乃至素昧平生的偶遇中,对她们不免更加热情而慷慨。为此,有的论者便以“好色”二字冠之。

  白石15岁(周岁13)时,身体瘦弱,很不适应做田里的活,父亲就让他去学木匠,起初跟本家叔祖齐仙佑学“粗木作”,专做椅桌凳和梨耙水车之类,或盖房子,立木架。白石年龄小,加上力气小,扛不动檩柁大木,齐仙佑就把他送回家了。后来,又拜远房本家齐长龄为师,仍学粗木活。一次,他见长龄师傅对做细木活的人十分敬畏,心中不服气,遂决心学细木作。第二年,父亲为他托人求拜雕花木匠周之美为师。周之美的雕花手艺,在白石铺一带很出名,平刀雕刻人物,号称绝技。周之美当时38岁,尚无子女,很喜欢白石这个心灵手巧的徒弟,把他当亲生儿子一般看待,将自己全套手艺传授给他。19岁出师后,仍跟着周师傅做活,直到活路增多,独立承接为止。

  1889年,白石27岁(周岁25),有了些画名,遂受到湘潭韶塘胡沁园(名自倬,号沁园,又号汉槎)的器重,收为弟子。胡沁园善画工笔花鸟草虫,能写汉隶,富收藏,是一位乡绅兼文人画家。他广交游,倡风雅,慷慨助人,提携后进。他教白石工笔画,还请家中延聘的湘潭名士陈作埚(少蕃)教白石诗文。“齐石山人”这个别号以及取名“璜”,号“濒生”,都是胡陈两位老师起的。

  白石35岁(1897,丁酉),曾为黎鲽庵画4幅人物(每66。5厘米X32厘米),现藏中央美术学院。其一《放风筝》,款“寄园”;其二《玩铜钱》,款“濒生”;其三《拍球》,款“梦松庵主”;其四《踢毽子》,题“光绪丁酉白石草衣为鲽庵先生之属”。这是一组描绘儿童游戏的作品(应是四条屏)。

  1987年(丁酉)所作《李铁拐》,有年款,画李铁拐睁一眼看葫芦的神态,表情十分夸张,形体轮廓虽用勾勒法,但略染边缘,似还有擦炭画的影响。

  山水作品,纪年确切的有《龙山七子图》,作于1894年(甲午),32岁题:“龙山七子图。七子者贞吾罗斌,醒吾罗羲、言川王训、子荃谭道、西木胡栗、茯根陈节暨余也。甲午季春过访时园,醒吾老兄出纸一幅,属余绘图,以纪其事。余亦局中人,不得置之度外,遂于酒后驱使山灵,以为点辍焉。濒生弟齐璜并识。”钤“齐伯子”白文印及朱文印“名璜,号濒生”。

  从48岁到56岁(1910-1918),大约八九年间,结束了远游的白石居家作画、刻印,完全脱离了靠画像、教画、代笔维生的境况,过着以画自娱的隐居日子,并大体完成了由民间艺匠向文人型艺术家的转变。这种转变从27岁识胡沁园肇其端,37岁拜师王湘绮为其续。但只是在这几年,白石才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和时间读书、写字、作诗,逐步具有了诗、书、画、印兼之的文人艺术家资格,并从体格上贴近了文人绘画。他在自述中说:“回家以后(指远游回家),自觉书底子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往往一字未妥,删改再三,不肯苟且。”到1916年,所吟散句已积三百多行。“夜读百篇惭造士,春耕三亩亦农家”、“平生诗思钝如铁,断句残联亦苦辛”。

  《芦鸭图》:两丛芦苇由左出,下画一游鸭。鸭身多以枯涩笔点画,目睛圆睁,形态浑浊似八大山人画鸟。款书仿金农体,曰:

  古人作画,不似之似,天趣自然,因曰“神品”。邹小山谓“未有形不似而能神似者”,此语板刻,其画可知。《桐荫论画》所论真不妄也。萍翁。白石崇拜徐渭,甚至说“我欲九泉为走狗”,但他究竟见过几件徐青藤真迹,大可疑问。

  他画的蔬果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亦缘乎此。在白石的题画诗中,能见出其双重身份、体验的句子俯拾皆是。如“自家牛粪正如山,煨芋炉边香扑鼻”(《画芋》),“田家蔬笋好生涯,兼味盘餐自可夸”(《画白菜兼笋》),“朱门绝少,茅舍秋早,一笑加餐,何曾同饱”(《画瓜》),“七载榴花背我开,还家先到树边来。眼昏隔雾花休笑,未白头时手自栽”(《题画石榴》)。

  鱼虾草虫,也浸透着白石早年的生活记忆。“丁巳年前懒似泥,杖藜不出借山西。细看鱼嚼桃花影,习习春风吹我衣”(《题画鱼》)。丁巳是1917年,白石55岁(53周岁)避乱离家。他晚年的创作,差不多都取材于对离家前生活的印象。

  幼时的阿芝,常去拾柴,碰到阴雨天气,或寒冬时节,柴不能燃或无柴可拾,家中只能用牛粪烧饭和取暖。正是这样的穷困经验,加上对贫苦农民的深刻同情,才产和了这样的画和诗。

  白石是这样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诗、文、绘画乃至印文——都充满了真的爱心、童心和智慧。

  灯火燃着,读书的迟迟却伏案睡去。他身着红衣,与《送学图》中的小儿一样。他把脸埋在手背上,只露出圆圆的娃娃头。书桌方正,坐椅歪斜,暗示着孩子睡之沉酣。白石题曰:

  余年六十生儿名迟,六十以后生者,名迟迟。文章早废书何味,不怪吾儿嗑睡多。

  真是一位豁达的父亲!他宁愿看着小儿子瞌睡,也不逼他死读书。舐犊情深之感,跃然纸上。

  “等闲我被鱼虾误,负却龙泉五百年”(《画虾二首》)——何以“被误”?因为身不由己,爱不释手,爱的需要是白石老人作画的内在动机。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藏《松鸟图》,画一鸟饲雏。鸟雏张口待喂,有如婴儿待哺。这让人想起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小鸟》,刻画一年轻农妇在屋门口喂两个幼子吃饭。白石画鸟,使观者想到人;米勒画人,以小鸟相喻。他们虽一个用水墨,一个用油画,但都出身于农家,都有一颗朴素的爱心。如果他们看到彼此的作品,要相视莞尔吧!

  在画面上,灯蛾或在飞行,或已落在灯盘上;灯草有时齐整如新,有时横竖狼籍,情趣盎然。黎锦熙、齐良已编《白石选集》收入一幅《灯蛾图》题:“儿辈有仁心,与以此帧。”仁心者,爱心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从魏晋人物品藻到发现自然美,直到宋代传统花鸟画,完成了从宇宙观到语言形式的全面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艺术创造和“天人合一”精神的集中体现。白石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以怜爱之心画生命万象,对自然生命也报以质朴的真爱。

  牧牛、砍柴、钓鱼、白菜、芋头、辣椒以及柴筢、扫帚、箩筐……都纷纷拥入他的绘画与诗歌。白石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每画少时熟悉之物,白石老人就想起一段故事。画芋头,总忆及幼年用牛粪煨芋头吃的情景(《自述》云:“我每逢画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题画诗“自家牛粪正如山,煨芋炉边香扑鼻”、“一丘香芋半年粮,当得贫家谷一仓”。指的均是这段经历。画柿子,常想起小时拾柿子吃的情形。他写道:

  紫云山上夕迟,拾柿难忘食乳时。七十老儿四千里,倚栏鹤发各丝丝。——《燕市见柿,忆及儿时,复伤星塘》

  白石8岁时,每天到三里以外的王爷殿去读蒙馆,每至雨季,路滑难行,他祖父万秉公总是一手撑伞,一手提饭萝,一步一拐地背着他走。老人有时累得喘不过气。如今,白石也到了当年祖父的年龄,怎不叫人慨叹!

  遥远的记忆单纯而又复杂。画面单纯,感情复杂。前面介绍过的《柳牛图》,画中只有一头牛,几根柳枝,余皆空白。没有山坡、草地、水塘和牧童,近乎梦一般空灵。留在记忆中的童年景象,单纯、清晰又朦胧,似乎纷杂的世界消失在时间的空白中,空白变作了情感、精神。

  客来索画,语言不通,画瓜以赠,忽觉儿时种瓜犹如昨日,自己已经七十,还依然像个儿童。“衰老收到知煤米价,儿时乐事可重夸。”

  晚年白石的印章,有“思持年少渔竿”、“也曾卧看牛山”、“归梦看池鱼”、“小名阿芝”等印文,都反映出他对童年天真的怀念。他晚年还常画钓鱼,一竿、一丝、几条小青鱼,题曰“小鱼都来”。极单纯的描写和口语化的标题,悠然把人带回遥远的孩提时代。

  如前所述,白石在远游期间,以教画、为人代笔和刻印挣了一些钱,回家买了地,盖了房,过上了小康日子,决意不再外出,终老家乡。儿女们耕种,他吟诗作画,闲来听松赏花,探访知己好友。对此,他已十分满意。

  定居北京后,他娶了妾,买了房,忽忽几年,儿女又成行,再也未能回湘“做老农”。但正是北京的环境,把他造就成了大艺术家。否则,他只可能做个地方小名家。他曾刻一方印,曰“故乡无此好天恩”。“天恩”者,天时地利,人文环境也。北京聚集了许多诗人、学者、艺术家、收藏家和批评家,有大量的历代名迹,而且卖画方便,有更多被世界认识的机会。白石没有放弃这“天恩”,他获得了成功。

  但在情感上,在深层意识中,白石始终想回到家乡。那里有他的祖茔,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有他用血汗换来的房屋土地,有他怀念的童年记忆、山川草木以及欢乐与痛苦的往事……

  “久将心事付桑林”的欲望,与白石在北京长期受冷落的处境有一定关系。“一画京师人不买,先人三代是农夫”(《题画菊》)的感叹,包含着复杂的潜台词。白石自尊而倔强,人们愈瞧不起他的出身,他愈把自己的出身宣讲出来,同时也更激起了他对农村家乡的怀念。他的别号“木居士”、“木人”、“老木”、“大匠之门”、“湘上老农”、“杏子坞老民”、“江南布衣”以及印章“星塘老屋不出公卿”、“何人重布衣”、“吾草木众人也”、“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等等,是告白,自肯,也是回敬。

  中国大陆是典型的大陆农业经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的生存方式,派生出浓厚的乡土意识。

  虽有因买卖画印而成至交的朋友,毕竟寥寥无几。孤独感不免缘此而生。白石如果满足于金钱和城市生活,不再刻骨铭心思念故园,也许成不了大画家。正是“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李白诗句)的乡思,才推动了他的想象,酿出他动人的诗画。在一首《菜园小圃》诗中,白石有“饱谙尘世味,尤觉菜根香”之句。

  白石学篆刻,始于1896年前后(32-34岁左右)。《自述》说,他在34岁的“前二年”,曾求一位长沙来的篆刻家刻名章,那位“名篆刻家”很傲慢,几次说他的石头磨得不平,不给刻。他气愤之下,自己用修脚刀刻了,是为刻印之始。他的朋友中,王仲言、黎松安、黎薇荪等都喜欢刻印,便教他一些方法。他“参用了雕花的手艺”,顺着笔画削刻,摸索门道。

  白石初学篆刻时,家境还不好,用不起像样的石头。《自述》中曾记述他向会写小篆的黎铁安请教篆刻,黎铁安笑着说:“南泉冲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你要刻满三国个点心盒,都成了石浆,那就刻得好了。”白石从黎铁安的玩笑话中悟出至理,发愤篆镌,真的用灰黑色的楚石刻了不少章。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一书说,白石刻过“一两箩筐”楚石印,还“刻了一箩筐”的木章。这虽不免夸张演义,但也证实着白石学刻印之认真与艰苦。

  1905年夏,白石远游桂林,以刻印谋生。《白石诗草》卷一有《忆桂林往事》诗,记他当时卖印的情景:“眼错隔雾尚雕镌,好事诸公肯出钱。死后问心何值得,寻常一字价三千。”

  在八年的远游期间(1902-1909),白石所作篆刻比绘画更受欢迎。在西安初识著名诗人樊增祥时,他送了几方印,樊增祥给他50两银子作润资,还为他写了一张润单:“常用名印,每字二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靠了这张润单,他在西安、北京、桂林、广州等地,都吸引许多顾主,多有收入。1904年,白石自拓了一本印谱,并请王湘绮作了一篇序文。

  第一,白石把自己存的印石刻满三百,是1934年(甲戌),白石72岁时。其中绝大多数乃完成于一年之内。

  第二,这些印章,不是为外人所刻,嫁鸡随鸡 不是出售挣钱或送人之作,其印文,应为白石自己的名号、自用抒情言志之句以及白石亲属(妻、子女、兄弟等)的名号等。他嘱咐“子孙不得一印与人”,也证明这一点。从1933年前的印谱和绘画用印看,白石的名号章、闲章很少,1933年后才多起来,这也从侧面证实这一判断。

  傅抱石认为白石篆刻的基本特色是“胆敢独造”,在篆法、章法和刀法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格式,并在整体上掀开了“中国篆刻史上的新页”。

  那么,白石印文的丰富内容和独到的坦诚等表现在哪里?简而言之,可分为如下诸方面:

  一、记述自己的平生经历 如“曾经灞桥风雪”、“天涯亭过客”、“五十以后始学填词记”、“戊午后以字行”、“五十以后字萍翁”等。它们有极珍贵的史实价值。

  二、介扬勤奋与苦功 如“要知天道酬勤”、“闲散误生平”、“痴思长绳系日”、“一息尚存书要读”、“心与身为仇”等。它们记录了白石老人的辛勤状态,也传达了他对艺术劳动乃至做人的看法。

  三、思念故乡一亲友 如“西山风日思君”、“百树梨花主人”、“梅乌堂”、“忆君肠欲断”、“老年流涕哭樊山”、“吾家衡岳山下”、“故里山花此时开也”、“客久思乡”、“七三老妇八千里”、“归梦看池鱼”等。这类作品很多,也最真切动人,是前人所不及的。

  四、追怀童年记忆 如“思持年少渔竿”、“吾幼挂书牛角”、“佩铃人”、“也曾卧看牛山”、“小名阿芝”等。这类印文也是独具特色的,与一般文人篆刻字的印大异。

  五、感叹身世遭遇 如“吾草木众人也”、“叹清平在中年过了”、“余年乱离”、“丁巳动灰之余”等。这些喟叹,绝非无病呻吟,亦无一般士大夫的高蹈意味,其率直、情切、质朴,前代篆刻家鲜有比肩者。

  六、表达某种人生经验和智慧 如“不贪为全”、“寂寞之道”、“寻思百计不如闲”、“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私淑何人不昧恩”、“寡交因是非”、“患难见交情”、“无君子不养小人”……这些人生体验,有些承自传统伦理,有的来自白石个人的切身体会,从中还可以了解白石所处的社会环境。

  七、嗟叹世事艰难 如“有衣饭之苦人”、“强作风雅客”、“偷活沉吟”、“何人重布衣”等。它们表达了一个来自下层的艺术家在近代都市文化中生存的困难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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