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终于给我打钱了。”
在被拖欠了将近2个月工资后，夏竹终于有了收入，而这还只是11月的工资，其所在的电子烟企业，至今还欠着大部分在职及离职员工的工资。
与许多2019年内被裁掉的普通员工一样，90后的夏竹需要一份新工作，但她放弃在春节前找工作，“休息一段时间，上半年太累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她口中的“休息一段时间”，竟因为疫情问题，而变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
始终是“钱”的问题
简单来说，“钱”始终是个重要因素。
细数2019年的裁员事件可以发现，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创业公司，“正常调整”、“人员优化”、“绩效不合格”等都成为了企业进行裁员的理由，一方面在企业发展中员工面临能力不足的问题，企业端主动发起调整，另一方面的主因还是市场骤变导致企业通过裁员“断臂求生”。
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存在的各类问题，最终只能以“裁员”这种剧烈人事冲突得以呈现。
在进入到电子烟行业前，夏竹在一家公司负责市场工作。2019年初，新公司主管向夏竹发出邀请，在朋友跳槽的触动下，夏竹选择“试试新机会”。
新公司带来的变化非常直观，夏竹拿到的offer是上一家公司接近3倍的薪资，尽管此时央视“315晚会”，刚刚播出了电子烟长期吸食尼古丁会产生依赖的负面新闻，夏竹还是觉得，这个行业大有所为。
她认为尽管市场与政策环境都不稳，但这就是创业，只有在不稳定中，才会有企业成功的机会。“你知道电子烟有多暴利吗？一包售价几十的烟弹实际出厂价格才几块钱。”
夏竹幻想着伴随市场回暖，公司业务进入正轨，自己也能和公司一起赚到很多钱，在她看来，美国的JUUL如火如荼，中国市场肯定更大。
进入新公司后，夏竹的职责包括寻求各类大型会展的展示机会、邀请KOL参与新烟测试、代表公司参与各类市场活动等等工作，出差与熬夜成为家常便饭。
“一开始还挺兴奋，全新的行业和大手笔的市场投入，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加上我比较年轻，可以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还是挺愿意加班的。”
她透露，其所在的市场部需要在全国各类大型展会进行展台布置、舞台露出、现场试烟等等，单次投入都在数十万到百万级别，单次活动的市场预算就超过了上一家公司一个季度的份额。
手握充足预算的夏竹也认为，有些投入是在打水漂。“最扯的还是我们对接网红来试烟，来我们展台拍个视频，就要几万块。”她对于高投入的市场活动并非全部支持，“他（网红）微博下面几个评论都没有，我觉得公司在浪费钱。”
与夏竹境遇类似的还有张弛。2015年从西安某211高校通信专业毕业后，张弛没有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去到一线城市打拼，而是选择回到东北工作，“希望工作更加稳定”。
张弛最初在家乡附近找了一份国企的工作，专业对口但“工资太低”，张弛最终选择离开。
在2018年年中，张弛选择了一家软件信息服务公司，公司开出了每月1万元的工资，同时签署了5年合同，“公司业务不小，阿里系投资企业，去年（2019年）还说要上市了”，不错的薪资、稳定的工作环境吸引了张弛。
张弛所在的部门负责开展东北地区客户驻场项目维护，包括与政府部门进行软件部署、维护等工作，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拥有4000名员工，张弛和同事数十人构成了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落地部门。
张弛和同事时常加班加点，甚至有人因此病倒，“当然我没有生病”。入职后张弛对项目热情饱满，在经历过之前的低工资后，张弛认为只要好好干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好在项目一切顺利，生活似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工作稳定后张弛在2019年5月份买了房子，开始与女友一起供房，但裁员却在此时接踵而至。买房前一个月，张弛的部门完成了对客户的交付工作，等到6月，主管突然找到张弛，向其提出了两个“离职”方案：主动离职，公司愿意支付“N+1”赔偿；劳动关系转入当地外包企业，但薪资只有原来的70%。在张弛看来，已经是在“变相赶人”了。
突然“过河拆桥”让张弛非常难受，“缺人的时候招过来，不缺的时候就干掉”，权衡后张弛选择7月离职重新找工作。
事实上张弛面对的情况并非某个行业的个例，创业企业早期追求业务发展速度，扩张极快，高速搭建起了各地区团队，一旦业务有变倒闭的创业公司并不在少数。
夏竹所在的电子烟行业，则是一种更加惨烈的集体塌方。
进入2019年下半年，电子烟行业就已经是“事故多发期”。11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电子烟不能在电商平台上进行销售，也就在政策发布当天，淘宝与京东就下架了所有电子烟有关的搜索内容，此后RELX悦刻、FLOW福禄、魔笛MOTI、YOOZ、EVOVE亿雾等超过26家电子烟龙头企业也发文表示，将全力拥护支持监管政策。
2019年国际电子烟产业高峰论坛上，电子烟行业委员会秘书长敖伟诺透露，2019年全球电子烟（不含加热不燃烧）统计销售超过2311亿元（330亿美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106%，观研天下在报告中指出，截至2017年，中国电子烟的渗透率低于1%，未来这一数字若能达到10%，相应的市场规模或能达到千亿级别，随着一纸禁令，千亿红利岌岌可危。
禁令下达时，夏竹的部门最开始担心的主要是工作内容是否会发生变化，甚至夏竹的部门主管都没有意识到裁员即将来临，中基层员工认为未来只是“预算缩减”，以及“更多的线下活动”。
10月，夏竹开始负责与北京一家娱乐会所达成线下广告合作，1个月后就被告知裁员。“一开始自己是懵的，后来发现我老大也走了，这时才反应过来，真的被裁员了。”
市场部门几乎全被裁撤，线上渠道、营销、客服部门则是全部裁撤，“大概也有小几十人吧”，同时公司无法发出工资，不少员工选择主动离职。
裁员“大小通吃”
不仅仅是电子烟企业，在2019年金融、社交电商、出行、旅游、软件信息、文娱等行业都出现裁员事件，从甲骨文到三星电子，从松鼠拼拼到蚂蜂窝，裁员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创业公司，但其中也不乏世界500强企业。
IT桔子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共有5867家新经济企业倒闭，其中不乏爱屋吉屋、熊猫直播、淘集集、小鸣单车等明星企业，甚至2018年获得高盛1.27亿美元D轮融资的Keep也逃脱不了裁员困境，“钱”的问题稍有不慎，企业生死就在一瞬之间。
根据亿欧此前统计，汽车制造、金融消费等行业2019年都出现大面积衰退，软件服务、能源、商业和专业服务、媒体、汽车等行业上市公司净利润都出现了负增长。不仅仅是创业公司，许多大企业也面临裁员阵痛。
2019年5月7日，甲骨文中国研发中心确认大规模裁员，涉及北京、上海、苏州、深圳等城市，许多人上午开会才被通知“与会员工均被裁员”，首批裁员900余人其中北京研发中心就占500人，补偿方案为“N+6”。
无独有偶，6月中国三星电子宣布关闭惠州工厂退出“中国制造”，而中国三星电子裁员员工赔偿方案包括“N+1”、年终奖以及一部三星手机，可根据工龄选择，同时三星还承诺将向友商介绍工作；
在8月1日，思科业务优化事件中，网传思科给予离职员工“N+7”补偿，并且2年后还可以再申请回到思科。
相形见绌下，创业公司直接走人、没有赔偿、甚至无法支付工资显得更为惨烈，“互联网民工”标签贴在了每一个离职者身上，相比成就事业，每一个失意者寻求的都只是一份安稳但却无法得到。
更严峻的是，在2020年春节前后，因为疫情问题，已经有大量企业都开始停止或收紧招聘，原因很简单，谁也不知道这场从未有过的疫情，会给自己和行业、市场带来怎样的损失。
对于那些2019年被裁员的人来说，这意味着雪上加霜：平日里没了工作还可以找新的机会，如今更多人需要被迫在家中“无薪躺尸”。
与缺乏保障的创业公司相比，大厂的员工有时候甚至希望自己被裁。不少大公司员工甚至选择主动离职，寻求更好地发展。马太效应之下，优秀公司得以成长，落后的企业也在让出行业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职场的失意者们，也在新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遭遇了人生的折点。
求职的至暗时刻
被裁员后就要找新工作。但就业不稳定、年龄等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压垮求职者心态的稻草。
选择离开的张弛从5月开始积极找工作，“但环境实在太差”，求职数月的张弛始终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期间有大企业向他发出年薪35万的橄榄枝，但因为要奔赴非洲，考虑家庭因素后，张弛还是放弃。
“其实还是挺焦虑的，虽然现在年轻，考虑以后进入中年危机，工作不得不谨慎。”张弛的顾虑，折射出了程序员这一互联网企业核心群体的忧患，与其他职业不同，程序员需要源源不断新技术学习能力，人进入35岁后学习能力下降、体力不支，年轻可以熬夜写代码，中年的时候想写也写不了。
根据猎聘发布的《2019全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就业大户数据报告》显示，52.96%的程序员集中在25至30岁，其中30至35岁程序员占比22.96%，而35岁以上程序员仅占6.65%。
报告还显示，程序员的薪资在“中年危机”时期也岌岌可危。根据年龄段薪资情况，35岁后程序员工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相比30岁的30%以上增长速度，中年后的程序员工资逐渐走到瓶颈。
离职后的张弛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在经历2个月、密集面试了20余家企业后，张弛选择在临近省份的省会的民营电信公司工作，这一选择也导致了和女友的异地。
“她挺支持我的”，虽然分隔两地，但张弛的女友非常不赞同张弛留在外包公司，认为公司“太low了”，而张弛当时选择这家公司时看中的就是企业背靠阿里系。“当时团队30多个人，有20个选择去了外包公司，主管也没有选择，必须转岗去北京。”
新工作每月有1万3千元，“至少房子能继续供下去，但内心还是很焦虑的。”张弛坦承，如果可以，等到中年自己可能还是会争取一下公务员工作。
与张弛不同，辛苦了大半年的夏竹选择在春节后寻找工作。“环境不好，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坑”。此外，在主管的说情下，夏竹答应留下完成项目最后执行工作，以停薪的方式工作到12月底，这也让她无暇抽身寻找新工作。
更实际的原因是，夏竹离开后短暂入职过某竞对企业，“结果问题一样的多”，最终作罢。
被裁员后的夏竹了解到不少公司秘密，例如裁员并非完全受政策影响，实际上公司资金已经出现了问题。“原来我们还花了上亿元投资电子烟工厂，比我们市场部更能花钱，不知道投资是不是全黄了。”
夏竹走后，企业停止了对外所有品牌活动，据说还欠着部分赞助款项。高管在内部员工大会上一再承诺一定会在春节前补上欠发薪酬，同时中高层还向全体员工描绘着资金问题解决后的光明未来。
原本计划春节后求职的夏竹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乱了节奏，尽管计划了2月初返回北京，父亲也因为疫情形势问题也一再阻拦她回到北京。
与张弛、夏竹感受的找工作不易相对的是，行业在招聘的投入并没有降低。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企业招聘需求同比增加了21%，难找工作的本质是市场竞争在加剧。
就业形势变差，许多人选择把资源投入到提升自我上，在职者纷纷考研深造。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共有341万人参加，相比2019年290万增加了17.59%，自2016年以来连续5年持续上涨。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通过学历深造获得职业成长，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有1677万人的互联网从业者，其中65%集中在了“北上广深杭”，随着投资环境进一步向坏，互联网创业生态势必重新洗盘，“找工作”或将带来互联网招聘新的机会。
“公司这样的做法让我很难受。”回想起被裁员的方式，张弛将此次经历定义为“深刻职场教训”，他告诉亿欧，希望自己的同行遇到裁员时一定要看好赔偿是否合理，而且找工作一定要慎重，因为“民企也不是那么靠谱”。
尾声
前所未有的疫病让很多人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与那些2019被裁员，且只能赋闲在家的人相比，有机会在家“远程办公”，相对已是幸事。
甲乙双方的见面沟通、企业之间的会议已基本改成线上，大多数企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商务活动已经接近停滞，不仅员工备受煎熬，有相当多的企业都已进入到生死边缘。
2020年1月28日，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企业不得解雇因疫情防控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给不少企业员工吃下了定心丸。
但对于企业来说，1-2个月的低营收甚至零营收，意味着全年的利润基本没有了，甚至会直接决定其全年陷入亏损。待到疫情完成之后，一批陷入危机的企业，将最终失去为员工继续发放工资的能力。
不论是在家躺尸的夏竹，找到了工作的张弛，还是每一个被困在客厅、卧室和洗手间中的普通人，在这场巨变面前，没有人是幸运者。
（注：文中夏竹、张驰均为受访者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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