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儿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四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四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还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我琢磨着，她和母亲吃的是什么菜团，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咬了一口，好悬没吐出来，原来是豆腐渣和白菜帮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夹起自己菜汤里的肉片，妹妹也盯着肉片，叫了声：“妈……”姐姐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母亲把肉片放进嘴里，我转过眼睛不再看，母亲却把肉片咬成三块，分发进三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做错什么事似的，并不像平常那样说话，有一种迟缓、犹豫的神色。“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们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十五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四五次，况且当时的社会已弥漫着一片极左的思潮，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从同事的劝告，一心想着为丈夫分担些痛苦和不幸，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
“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不幸的时候更要在一起。”
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