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了，村口的老皂荚树，随着栖鸟的催叫，渐渐挣扎出密麻麻的芽了。山峦还没有绿意。河水倒淌得欢畅了。
暖洋洋的太阳下，小风抖擞着，几无什么凉意。村上留守的人，又像往常一样，端着碗盘；或是半晌无事的光景，小聚在树下闲聊。
这里的常客：焦二爷习惯拎一方小杌，靠在树干上。他的左耳有点聋，不大多说话。余红恩老汉，惯常掮一把高椅，端肃地在石桌前落坐。他的香烟和打火机，还有手机，一字排在石上。身腰细伶的侯三，一般坐在崛出地表的老根上。还有一个老光棍田老五，靠在树下，一向是拿自己的脚跟当坐垫的。
有时，老高中生马飞也来凑热闹，却总要和常客们抬话杠，站站坐坐，并不久长，他的女人，总催着他去料理田头的农事。
其他的村民，婆子，孩子，姑娘，媳妇，也有时聚拢不少，那就很热闹。古老的大皂荚树，连孩子也爬上去了。枝干上的刺，早被拔除，光溜溜的。孩子们在枝丫上耍猴戏。
这一天的上午，只是几个常客了。余红恩老汉，将一盒崭新的苏烟撕开，大方地让给焦二爷、侯三各一支。田老五只抽自己的旱烟，别人让得死，偶尔也接手一支。人家讨嫌他，他自己也识趣，只说卷烟寡味，不及旱烟过瘾。
这时，余红恩老汉，点燃了烟，拿一只虎眼看着侯三，一只豹眼环着田老五，先开了口：“侯三，老五，你们给我说实话：昨夜，焦玉琛家刚立的碑让砸了，你们两只夜猫子，可知是谁？——这么缺德！”
“砸了？”两个吃了一惊，一齐霍地站起。侯三望着山坳的方向，怪叫道，“刚立的碑就砸了？谁偏要干这缺德事呢？”
“我晚上睡得死，什么声息也不闻！”田老五半起的身子又落在脚跟上了。
“砸了？什么砸了？”焦二爷的一只耳朵分明也听到了。
这时，马飞从山坳后的小道上跑过来了，竟直咬在焦二爷的右耳：
“二爷，真是怪啦。玉琛爹妈坟头的碑，昨晚被人砸了！”
“碑让砸了？”焦二爷这次听得响亮，很是一怔，“他们砸那碑干啥？”
马飞的手比划着，“整个断成两截，上面的字，更毁得缺眉少眼了。”
焦二爷深刻想了一阵，怔忡道：“玉琛知道，要气坏呢。我当时劝他，不要立这碑。他那爹妈，没个一官半职，庄稼棵里扒弄到死，立啥碑呢。他就是犟，偏偏要立。这不让砸了。八成是有人看不惯。”
玉琛对于焦二爷，虽为本家，早出了五服。因此，他的事，至于焦二爷，并不太挂心。
马飞说：“玉琛在北京工作，不是在航天部嘛，是科学家，以后说不定当院士呢。他文章也写得好，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过呢。他可是咱村的光荣，下一代学习的榜样……！”
余红恩掷了烟蒂，劈口道：“他在京里当什么主任，据说是司级干部，有个屁用！我那时当支书的时候，京城里找过他，好不容易见到了，非但没办成任何事，连顿饭也请不得我们！那次，镇上的谭书记也陪着，真把咱老家的脸面丢尽了。”
“就是，就是！”侯三紧忙接口，“老支书说的很对。这个焦玉琛，摆什么科学家的谱呢！他这次回来立碑，戴着‘瓶底儿’厚的眼镜儿，眨着死巴巴的鱼眼，我看见就恶心。不说请村上的老少爷们喝几杯吧，见了我们，竟连半支烟也不掏，只是握手，——我就偏偏不和他握！你以为自己是北京来的首长啊？哼，混成了什么东西！”
马飞不以为然，反驳道，“玉琛自己从不抽烟的。他口袋里，也就不习惯装烟。他去年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可惜没成功。他还不到六十，以后还有机会。师生们总谈他，总理还接见过呢，真是家乡的骄傲！”
“让他骄傲吧。”余红恩的鼻里，喷出一缕灰烟，“给老家什么事也办不得，连顿饭也招待不起，狗屁个用！”
“狗屁个用！”光棍田老五也气恼了，把一只破鞋在树根上磕着，“看他娶的那个老婆，戴着一窝假发，说起话洋里怪气，真让我头皮发麻。立碑的时候，我想去帮忙下个死力，挣个零钱。玉琛一口堵死，话却说得好听，怕累了我！哼，倒让上村的抬尸队干，这也太看不起我田老五啦！”
“砸得好！”侯三幸灾乐祸地望着焦二爷，呲着两排黄齿，“焦二爷，我听说他瞧不上你们焦家的老坟园了，自己另选的风水宝地？还要立碑，流芳千古，以后的子孙，怕是要当大官吧！可是，他只有两个女儿，嘻嘻。”
焦二爷叹一口气，说：“他自家埋自家的田里，另拔了坟地，不愿在老坟园挤了。说起来，也不是他一门，焦家自迁出的，也有二三家了。现在的人，自顾自的，谁管得了！我们有了年纪，填饱自己的肚子，不管别人的闲事。”
余红恩的手机，突然在石桌上欢叫着跳跃起来。那是一曲炸雷般的包公的唱段。他接了手机，微胖的身板，前后俯仰，眼也眯细了。谁都不再吱声。田老五的喉管里咕噜了一声，侯三马上拿眼瞪他。
挂断手机，侯三急问：“我春山哥要回来吗？”半蹲着的身子，不觉间已移到椅边了。
余红恩欠直身，慢条斯理道：“是的。明天清明，就回来了。他总不忘给父亲上坟，好样的。话说回来，我这个侄儿，更忘不下我，总抬举我太高。”
“他上学时，您帮他很多呢。”侯三道。
田老五也沿着一道膨起的树根捱了近来，堆着笑，“余县长总念着咱们呢。这山路，不是他给修，人老几辈子也难！”
侯三立即翻他一道白眼，纠正说，“春山哥现在是政法委书记了！当副县长的时候，给老家办了多少好事！他又特别的抬举人。那年，红恩大伯率队祝贺他高升，把我们迎到水月楼里，人民大会堂似的，吃香喝辣！”他的两齿咝溜了一声，“让我们吸的是大中华烟，一盒一百多元！让我们喝的是五粮液酒，一瓶一千多元！这只是酒水，还有那玉米糁煮海里的黑蚕，一小碗三百多元，太湖里的大螃蟹，一只几十元……临走，又每人塞我们一盒大中华。呀，我那次喝多了，又吃到了喉门眼儿，路上全吐了。那盒烟，我一直不舍得抽，藏了两年半。给小儿子下户口，拿去敬乡长，一拆开，乖乖，生毛了！”
大家都笑起来。田老五也争了说，“余书记没架子，哪像有的人，当个跳蚤支书，横竖看不见人了！”
侯三听了，立时在他小腿拧了一把。余红恩的脸上，也已青起一道。侯三截了话：“你说的是现在的村干部了。红恩大伯当支书的时候，哪一家的穷屋，一月不跑去三趟？”
“……是，是！”田老五的榆木脑壳，一时有点醒觉，“我一个光棍儿，算个什么东西！余县长见了我，车上下来，一连叫了两声‘五叔’，客客气气给我递了一支烟。年前回来，又送给我棉被、面粉、大米！”擦了一把眼角，“哼，哪像那个焦玉琛，我在村口锄地，他的破车，一溜烟飞过去了！呸！”
侯三笑道：“不值一提。他那车，还是下了飞机，租了别人的。听说，玉琛是什么主任，正司级待遇呢。这待遇，管个屁用。看我们春山哥，现在当了县政法委书记，那个威风啊。公安局长也是归他管的，还有检察长、法院院长，都是他的大头兵！”
马飞忍不住插入话：“那也得依法办事！现在的政法委书记，可是连手枪也没有了。”
田老五哪里信，立即驳他，“我过去可听得，乡里的武装部长，腰里都挂着盒子炮呢。前时派出所的冯所长来，我亲眼看见腰里的小手枪了。春山那么大的官，哪能没有枪？八成是勤务兵跟着，他不必拿。”
焦二爷不大能听得懂他们的高论了，一张脸，一时向左来，一时向右转，分明越听越迷糊了。
余红恩忍不得他们的废话了，把侯三和田老五一并推开，“你们懂个屁！瞎嚷嚷啥！侯三，我可警告你，现在形势变了。春山招待我们的话，以后任何场合，你都给我闭嘴！他去年回来，一切从俭，司机也不用了，自己开，车也是借朋友的。”
侯三和老五，一时迷茫了。马飞一向是关心着中央的事的，严肃地说，“对，现在反腐，公车再也不能私用了。”
侯三苍蝇似的刚被赶开，又叮到余红恩的身上了——“大伯，余书记回来，我儿子醉酒打人的事，您开开尊口，还得帮我说话。”
余红恩道，“电话里已给他说过了嘛，我们这里赔礼道歉，花钱消灾。最好不住监，判几年缓刑。”
侯三忙不迭道：“就是就是！您老可要千万记住。”
“没问题。”余红恩底气十足。转身对着打瞌睡的焦二爷，提高了嗓门，“二叔，你和二婶的低保，春山回来，你也可以见见，当面说说，让他从民政局要两个指标，直接戴帽解决算了。”
“啊？我和你二婶的低保？”焦二爷只要听得“低保”二字，耳朵仿佛一点都不聋了。他和老太婆都有病，儿女们为他们的吃药、住院，花钱照料方面，已有点不耐烦了。为弄到低保，他和村支书吵过几次，几年过去，还是没有轮到。侄儿焦玉琛前时回来立碑，他向他试着求过，玉琛却说，和县里的领导都不熟悉，人托人，没法开口。他终于觉得，侄儿在北京，外人说得天花乱坠，果然是没有用的。
“对，春山明天就回来了，当面和他说说。”红恩把身子更趋近一点。
“那好，那好，那太好！”焦二爷的脸上，现出曙色。“能把你二婶的先解决就好，她病大，又要住院了，有了低保报销高。”
红恩满有把握，“最好把你们两个的都办了！央他一回嘛。”
“那可要我怎么感激呢！”焦二爷的瘦脸，满布沉陷的皱纹，开成塑料花了。“我去庙里给他烧香，祖师爷保佑，让他的官越做越大！”
余红恩笑道，“你那叫封建迷信。”
焦二爷于是无法，想了一阵儿，自语着，“那我明早把村口的路好好扫扫，多洒些水。”
田老五不知什么时候，又挪近来，捏着红恩的衣襟，结巴地央道：“大……哥，我的五保，您看……”
红恩有点不耐烦了，不自主地搡他一把。田老五正没在脚跟上坐稳，就翻倒了。
“春山回来是上坟的，你们提这么多事，为难他么？他这县官，可不是咱一个白果村的。”
老五自爬起来，讪笑着，嗫嚅道：“大哥说的是。可我的事，到底也是大事，您总不能看着我将来死在养老院里。”
红恩看他可怜兮兮，收了话头，“你不愿去养老院嘛，散养的指标，上头一般不批。”
老五听出了弦音，立时又燃了希望，“我身体还好着嘛，去什么养老院。那里跟个监狱，我呆着憋闷。那点钱，直接补到我手上，买个油盐酱醋，也就够了。我老来不能动弹，有两个侄儿，还能不端我一碗吃么！”
“都是你们的事了！”红恩一副替侄儿作难的神态，“春山回来，这一大箩筐的事，杂七搅八，我抬这老脸，如何向他开口呢。”
老五半跪着下身，央求着：“大哥，还不全靠你的脸面嘛，他那么大的官，我们哪敢走得上前，开得出口！”
“好呀，我也只有破上老脸了。”红恩显得万分作难。
靠在一旁的马飞，最初是冷心听着，渐渐，也想插进来了。他在白果村是单门独户，上过高中，外出打工多年，如今父母身体不好，轮到孩子们外出打工了。他和女人，只能趴在家里。但不甘心，将别人撂荒的地，租来30多亩，种上了桃。他梦寐的是，能打一眼深井，建个大蓄水池，用上自浇水。他私下和余红恩谈过这事，对方说这事太大，国家怎能为一己私利给项目呢？
余红恩瞟了一眼马飞，装作不适地咳一声，问：“马飞，你的桃园，今春开花可好？”
马飞捡得话头，慌不迭应道：“满树的花，好喜欢人呢。大叔，我关注中央扶持农村的政策，鼓励土地流转，支持发展小型水利工程……”
余红恩打断了他，“你不是去镇上跑了几次么？他们怎么说？应该扶持的事情多着呢。”
马飞未及还口，侯三立刻道：“那是那是！现在的世道，上面没人，馅饼能白白砸头上吗？”
马飞天天要看新闻的，很能说一番大政方针。为打井，去找镇上的领导要求，表态都是大力支持，但说到国家的项目，就落得缥缈了。项目是“跑”到的，他终于也明白这道理了。
他试探着，——“余书记要能给镇长搭个腔，肯定，我的事就成了。我去找，他们只是打哈哈，我看透了，最终是不办的。”
红恩显得困倦了，打半个哈欠，“要说三几十万的项目，对他一个政法委书记，也不算什么。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搭个话，或是直接对水利局长说说，不是什么难题。可你这事，毕竟是个体经济，谁敢给你这么大的项目呢？要办，就得打擦边球了。”
马飞的茅塞有点顿开，拍了一掌，叫道，“要是余书记帮我打了井，我让全村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电费全是我的。我一定给余书记立块碑，就立在井边，吃水不忘挖井人！”
红恩立时沉了脸，“胡闹！修了路，大家极力要在桥头为他立碑，他知道了，专门回来，把我也批评了。要立碑，也只能感谢项目单位。”
侯三插言道，“我倒有个主意，——我本家的兄弟侯闯，不是在捐款修庙么？将来，把春山书记的名字，悄悄刻在祖师爷的背上：邱道长说，那是最受神灵护佑的，只有捐了重金的人才有资格。”
红恩听了，马上斥责：“胡说一气，那更使不得的！他是共产党的官员，怎能与封建迷信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