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作家老李老打电话追我,问认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说认识有屁用,你那事我帮不上忙,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李嗫嚅着,怎么是多管闲事呢,你可不能这样说。
唉,老李一个儿时玩大的同村伙伴——老憨,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做建筑工,一年到头在工地上累死累活,好不容易赶在春运前,求爷爷告奶奶,工头总算结清了工资,却在临上火车前被歹徒逼到墙角,洗劫一空。
两万块啊,整整两万块血汗钱,就被这天杀的挨枪子的换刀剐的抢去了!老李在电话里恶狠狠地骂道。
我忍不住笑了,说,狗屁!骂如果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帮你老憨寻回钱,我请一伙人去骂好了。
老李苦笑,笑完,又开始祥林嫂般地絮叨,这派出所是干什么吃的,报案都一个多礼拜,就是不见动静。
我说,人家派出所也不容易,就那么点警力,管着十多万外来人口。我帮你找了派出所。人家指着一大堆卷宗,为难地说这是小案子,又没有明确的破案线索,自认倒霉吧,夸张点说,这和在大街上被抢了手机差不多。
估计老李听后是一副苦瓜脸。他说,娘哎,这可是两万块钱啊,怎么是小案子?
我只好解释,两万块钱搁你老家是巨款,在这里只能算小钱,有钱人的一顿饭钱而已。
老李悻悻地问,就没其他法子了?
我一脸无奈地说,如果是上百万,派出所肯定会成立专门的破案小组。要是你的老憨丢胳膊断腿了,他们也应该会重视。
老李感慨,如果可以换,我想老憨肯定愿意拿条胳膊甚至性命来换这两万块钱的。你要知道,老憨一家老小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年多,家里正等米下锅呢。老李又不死心地问,真没法子了?老子在你那座城市只认识你一个朋友。
我想了想说,法子倒有一个,我给你讲一个在我家乡流传很广的故事吧——
大概是民国时期,一个上面来的夫人,在省城一帮官员的陪同下,从南昌去庐山避暑。中途,路过我们镇时,夫人内急。很急。无奈之下在路边找了个公厕。你要知道,我们那里所谓的公厕,就是一个茅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臭气熏天。当地人民早习以为常,可是夫人金贵啊。她站在厕所门口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最后可能是憋不住了,一捂鼻子跑了进去。夫人出来时,脸色很难看,半躺在小车里直说头晕,还嘀咕了一句:你们这里的卫生怎么搞的吗?陪同的官员坐不住了,上庐山后,打电话骂人,从行署、县一直骂到我们镇,把我们镇长吓得半死。镇长考虑到夫人返程还会经过这里,就号召全镇人民大洗厕所。妈的,又是挑粪又是消毒,整整折腾了三天。
可是,夫人没来。据说人家下山后直接去了武汉,从那里坐飞机走了。
老李听了我的故事,深有感触,沉默了半天,突然怪声怪气地尖叫,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吗!
我大笑,隔着电话想象着老李叉腰横眉的样子,说,你这样会把人家吓坏的,人家就是破不了案,也会自己偷偷把钱垫上。
我又说,可是我们都是蚂蚁。
老李无语,默默地把电话挂了。
两天后,一个月光极好的深夜,我又接到老李的电话。老李说,我想自己把钱垫上。
我吃了一惊,大骂,不会吧,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
老李幽幽地说,你不知道,我们老家地处大西北,是你难以想象的穷。我上高中前,除了出生外,没有洗过一次澡。在我们那个乡,我是唯一的高中生,是乡亲们的骄傲。现在我是狗屁作家了,在他们眼里,我无所不能,天天和中央首长在一块儿握手、吃饭,进出小车伺候。老憨也是实在没辙儿才找到我的,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再说了,老憨还欠着一屁股债,没了这笔钱,几个娃儿都要失学的。他们一家正盼着过个好年。
我听了心情沉重,转而又说,你自己也不宽裕,靠几个稿费,还得养活一大帮人。
老李叹了口气,说,我多写点就是了,实在不行,就卖自己,写点特稿,那玩意可以多挣几个。我之所以告诉你,是想让你配合我一下。
我问,怎么配合?
你帮我把这钱给老憨,就说你公安局的朋友抓获了歹徒,把钱追缴回来了。老李不放心地叮嘱我,你千万别露馅,对着老憨,要给足我面子。老憨现在还在工地上眼巴巴地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我凝望着窗外城市上空皎洁的月光,哽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