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是我最高天职”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波兰。故事说，在波兰布拉沙市，有一位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大夫，他叫海尔曼，是位医学博士。他开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人不知道海尔曼和他的诊所。
海尔曼是个倔老头，他的性格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深夜，一个小偷撬开了海尔曼诊所，将抽屉里的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装进了提兜，准备带走。由于黑暗和慌乱，小偷撞倒了吊瓶支架和一个竖立的氧气罐。氧气罐轰隆一声倒下，将小偷的大腿砸断，小偷想跑也跑不了了。听到响声，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给警局，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海尔曼和助手将小偷抬上手术台，连夜给他做了接骨手术，打上了石膏绷带，并让他在诊所好好养伤。助手愤愤不平地问：“他偷了您的财物，您怎么还这样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海尔曼告诉助手。
一个月后，小偷可以下地行走了。海尔曼让助手打电话通知警局。小偷恳求把他放了。他说：“海尔曼博士，您不愧是上帝的儿子，我愿再次得到您的拯救，不到那阴森的牢里去领面包……”海尔曼博士两手一摊说：“先生，对您这个要求，我这把手术刀就无能为力了。” ．
一天下午，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受重伤的人来诊所。女人一走进诊所，海尔曼就愣住了：啊，怎么是她？她虽然已徐娘半老，但仍那么漂亮？女人是他的前妻，好多年前她跟别人私奔了。但直到今天，在海尔曼的心里，她始终光芒四射，仍具有不可代替的魅力。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求求你了，他在车祸中受了重伤，全市唯有你能给他做手术，求求你救救他吧？！”
受重伤的人叫列夫斯基，是前妻现在的丈夫，就是他夺走了海尔曼的爱妻。当时，海尔曼愤怒到极点，若不是朋友们强行拦阻，他差点就同列夫斯基用古老的方式决斗。
“亲爱的海尔曼，我和他都对不起你，可是我们遇了灾难，这也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吧？求求你救救他吧，但愿你的手术刀不带着往日的仇恨。”
他们曾给海尔曼带来屈辱和不幸，这是海尔曼心中永远的痛。在这种场合重逢，海尔曼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神色凝重，一言不发，只向女人和助手挥挥手，示意把病人抬上手术台。
列夫斯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待放到手术台上才清醒过来，他见海尔曼拿着手术刀站在面前，不由大吃一惊，连忙挣扎着要起来。
“老实躺好，这是上帝的安排。你是我永远难以宽恕的情敌，但你又是我必须抢救的患者！”海尔曼的话刚毅而坚定。
列夫斯基的颅骨被撞得粉碎，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重新拼合起来。海尔曼凭着他精湛的医术，一丝不苟地拼合着，护士不断地为海尔曼擦着汗水。十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海尔曼缝好最后一道伤口，往下剪缝合针的时候，轰然一声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惭愧地说：“如果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海尔曼说：“医生在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恩怨，你们走吧。”
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这样的大手术，便将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诊所。海尔曼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这个人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啊!”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外面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大褂，然后拿起他那把最大的手术刀，走进手术室。
他没有犹豫，一刀就结果了这个法西斯刽子手的生命。
海尔曼被捕了。在受审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我最高天职!”海尔曼一字一顿，字字千钧。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里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最具有号召力量的反法西斯标语。
“道者见道，淫者见淫”的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深山里，有个小寺，只有一个和尚在这里修行。这个和尚十几岁出家，在这深山小寺里苦修了三十多年，成了远近有名的高僧。山外有一个大镇，镇里有个称霸乡里的大员外（大地主），他朝中有人又心狠手辣，连当地的县令、州官都惧他三分。大员外为装点门面，几次请那位高僧到他家做法，都被高僧宛然拒绝了，因此怀恨在心。为了报复，大员外想出了一个破坏高僧名节的办法。
有一天，大员外将家中一个颇有姿色的丫环叫道面前，对他说：“你进山到寺里去，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那和尚勾引上床，成功了，我一定重重赏你，并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但明天天亮以前若不能成功，我就将你乱棍打死。”那丫环是大员外买来的家奴，生杀大权全操在主人手里，只得从命。那丫环来到寺里，使出浑身节数来色诱高僧，可那高僧神色静穆，整夜坐禅，居然丝毫不为所动。眼看鸡就要叫了，那丫环想到自己明天将被乱棍打死，便放声大哭起来。
高僧觉得很纳闷，忍不住问丫环为何大哭。那丫环边哭便说道：“你算什么真和尚？一点善心也没有！”
高僧更是纳闷，便问：“我做错了什么？我怎么就没有善心了？我怎么就不是真和尚？”
丫环道：“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你却见死不救，能说有善心吗？能说是真和尚吗？”
高僧连忙追问原委，丫环便把实情从头讲了一遍。高僧虽在深山闭门修行，但常有善男信女前来问道，对世俗的事情以及大员外的恶行早一清二楚，大员外处死一个家奴，就象碾死一个臭虫，这事就曾经发生过。他明白大员外是来报复他，他也知道大员外一定能做出这样的恶事，可怜害了这个无辜的丫环。他沉思片刻，连说了几个“造孽！造孽！”，然后喟然道：“也罢，也罢，道者见道，淫者见淫。”说完，抱起丫环，放到僧榻上。
作者感言：这是两个道德两难故事。所谓道德两难，就是在特定的情境下，面对两种对立的道德行为，无论选择哪种，似乎都是道德的，又似乎都是不道德的，让人处于道德选择的两难境地。
第一个故事，当海尔曼医生面对既是病人又是小偷和情敌的时候，他毅然履行了一个医生的神圣天职，将私利和个人恩怨放到了一边，彰显了他的高尚医德。而当他面对既是病人又是法西斯暴徒的时候，他则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最高天职，在医生眼里，只有病人，拯救病人的生命，是医生的不二选择，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他应该拯救这个法西斯暴徒，因为他现在是病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波兰人，他恨透了侵略者和这个双手占满人民鲜血的法西斯暴徒，杀死他天经地义，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救了他将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无辜人受害，他应该杀死这个法西斯暴徒。面对两难，海尔曼毅然选择了后者。
第二个故事，高僧也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佛教以慈悲为怀，特别是是大乘佛教，更主张慈悲普度，利乐众生，这是顿悟成佛的先决条件，见死不救，有违佛教经义，如此，无法修成佛性；另一方面，“不邪淫”即“戒色”是佛教的“五戒”之一，遇色成奸是出家人的大忌，和丫环上床，是有违“五戒”，是冒犯佛法，如此，也同样无法修成佛性。面对两难，高僧选择了救丫环一命。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两难现象时有发生。请看下面的几个案例：
案例一：一个男子遭人诬陷，因凶杀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妻子千方百计想证明其夫无罪，可是不得其门。某日，她丈夫的一个同事求见，说是商量有关打官司的事。这名女子救夫心切，马上同意面谈。那同事色迷迷而又神态诡异地说，只要她答应同他上床，他就可以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夫无罪。否则，他就会销毁这些材料，让其夫在牢房里熬过漫长的一生，直到老死在那里。这女子立刻陷入了伦理两难：同此人睡觉？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婚外性行为就是通奸，乃最大的罪孽之一，既对丈夫不忠，也上不了天堂；不同此人睡觉？自己心爱的丈夫就会苦难无边，甚至死于非命。这名女子该怎么办？
案例二：很久以前，在海边有一个村子，村民都信奉海神，并立庙供奉，那海神庙就建在村后的一座高山顶上。对全体村民来说，这海神庙比全村人的生命财产还重要。某日清晨，一个樵夫上山打柴，当他爬上山顶向大海眺望时，突然发现远处大海上涌起几十米高的巨浪，浪头正汹涌地向岸边扑来。经验告诉他，这是一场巨大的海啸，它将很快淹没山下的整个村子。山高路远，呼喊无济于事，跑回村子报警也已经来不及了，怎样才能引起村里人的注意而避免这场浩劫呢？情急之下，他决定将那座海神庙点燃。熊熊大火立刻冲天而起，果然惊动了整个村子，全村男女老幼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山顶，赶去救火。当村民们爬上山顶的时候，海啸降临，刹那间，几十米高的巨浪将整个村子一卷而去。全村人得救了，但当村民们看到海神庙的废墟残烟时，有不少人还是愤怒了。那樵夫看看那些愤怒的人，没有辩解，他走到悬崖边，欣慰而又负罪地看了看村民们，然后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案例三：1978年，《芝加哥太阳报》获悉有4家诊所为就诊妇女做不必要的堕胎手术以牟取暴利，随即派女性调查员到私人诊所暗访。调查员假装要进行怀孕检测，采了男性尿样送去化验，结果在这些男性尿样测试中却得出了阳性结果，调查员因此被建议去做堕胎手术。为了深入调查，报社工作人员隐瞒身份，在4家诊所和2家代理诊所获得了正式工作。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发现不少女性即使没有怀孕也被做了堕胎手术，同时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包括误诊引发的命案。为了使自己的目击证明更有说明力，暗访人员从诊所偷拍了100多张医疗记录，这种偷拍行为在所在的州属违法行为。1978年11月，《芝加哥太阳报》发表了关于此事的系列报道，社会反应强烈。随后该州通过了几项法律来管理对外接受病人堕胎的诊所。涉案医生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离开了该州。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很快有人对这家媒体暗访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做法既违犯本州的法律又有违道德，是一种“欺骗性”手段。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政府和主流意识的认同，就连我国2005年中宣部印发的《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中，就有类似的规定。该《办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素材，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不搞隐蔽拍摄、录音。”
深入想想，新闻媒体的这种“暗访”做法，的确面临着这样的道德拷问：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是否应该？或者说，为了达到合道德的“目的”，是否可以采用不合道德的“手段”？
再深入思考，在舍弃“暗访”手段就无法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完全放弃“暗访”这种方法就是道德的吗？其实，这种追求手段的“道德纯洁主义”也潜藏着不道德风险：大众媒体肩负着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舆论监督责任。而社会丑恶现象一般总是在暗中进行的，依靠记者的正常采访很难获取事实真相。就像上述《芝加哥太阳报》的例子，如果不是去暗访，公开采访只会一无所获，甚至打草惊蛇。如果直接通知执法部门，这不符合新闻媒体探求真相的职业原则，事件也可能最终不会得到正确处理。因此，放弃暗访这一“不道德”的采访手段，就意味着媒体只能背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任由不道德甚至不法行为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有人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对客观发生的事情进行报道，是一名记录者，不应该是参与者、制造者。问题在于，有时候如果不亲身参与就无法当记录员，就无法揭露损害公众利益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让传媒面对丑恶现象而不作为，明知公众利益受到损害而只能袖手旁观，是置媒体于不义的境地，这本身也是一种不道德。
看来，是肯定还是否定新闻媒体的“暗访”，的确是个道德两难问题。
案例四：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国民党某部一位少将军长的儿子，早年参加了共产党，当时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在一次大型战役中，父子二人同处一个战场。战役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战败，作为国军将领的父亲在溃败中化装成老百姓逃走。作为解放军团长的儿子在带兵巡城时，发现了乔装成商人的父亲，他坐在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上，正准备出城。儿子立刻处于两难境地：下令抓住生他养他的父亲，将他关进共产党的战犯营，有违传统美德，是大不孝；佯装不知，放了作为敌人的父亲，有违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对党的大不忠。儿子当如何选择？
案例五：在一所中专学校，有甲乙两班发生了矛盾，一度矛盾激化，两班同学竟动手打起来，给学校声誉带来了很坏影响。经过学生处老师的多方工作，两班矛盾很快缓和并趋于化解。一天，学校举办全校大型基本技能竞赛，竞赛规则规定，如出现违纪现象，除取消违纪学生个人成绩外，其所在班级一票否决，不得评为先进。甲班的班长是校学生会副主席，担任此次竞赛的纪检工作，他发现了乙班有一名同学违纪，他一下子犯难了：报告给学校，乙班就会被取消评优资格，乙班同学一定会认为他有意报复，两班将化解的矛盾会重新激化，不利于班级间的团结，也会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不报告给学校，他就破坏了这次竞赛的公平公正原则，他就是失职。他应该怎么办？
那么，当我们一旦遭遇了类似上述各案例的道德两难境地时，到底应该怎么抉择呢？我国古代先贤孟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他在《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一文中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粗略将其译成现代文：鱼，是我所想要的东西；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东西。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我会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东西；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东西。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得到，我会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但还有比生命更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情。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事，所以有祸患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没有比生命更想要的东西，那么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方法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如果人们没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事情，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手段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按照这种方法可以生存却不采用，按照这种方法可以躲避祸患却不去做，是因为有比生命更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义；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东西，那就是不义。不仅仅是贤人有这种思想，每个人都有这种思想，只不过贤人能够操守这种道德不丢失罢了。
孟子说的这段话，是成语“舍生取义”的出处，也是我们破解道德两难的一把钥匙。简言之，孟子告诉我们：两利相较取其重，两祸相较取其轻。也就是说，当遇到道德两难而我们又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如果是两件有利的事情，我们就选择利大的那件，如果是两件有害的事情，我们就选择害处小的那件。这是一种权变理论，所谓权变，就是权宜应变，就是因地制宜，就是具体情况做具体判断和决定。
当然，何为轻重，因人而异。由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性格气质、生活阅历、学识水平、志趣爱好等的不同，面对同一道德两难现象，会做出不同的取舍。在海尔曼医生的心中，那个受重伤的盖世太保头目，首先是侵略者，是暴徒，然后才是病人；而他此时此刻，则首先是反法西斯暴徒的战士，然后才是医生，所以，他首先应该履行战士的天职。在高僧眼里，救人性命远比犯戒重要，所以他抱着丫环上了床。推而论之，案例一中的女子如果认为救丈夫出狱比通奸重要，她就会选择与丈夫的同事上床，反之则拒绝对方的要求；案例四中的儿子如果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就会下令抓捕作为敌军高官的父亲，反之他就会放了父亲，选择做孝子；案例五中的甲班班长如果认为维护两班之间的团结比维护这次比赛的规则更重要，他就不会把乙班学生的违纪情况报告给学校，反之则报告学校，维护这次比赛的公平公正。至于案例二樵夫的选择和案例三《芝加哥太阳报》“暗访”的做法，从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视域定位，也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