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深冬的一天，一位年轻画工正在脚手架上绘制一幅300米×3米的巨幅国画《大道?海天篇》，也许是由于过度专注，或许是过于疲劳，忽然，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随即便重重地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他从地上爬起，忍着剧痛站起来，但又立即摔倒。家人推着他跑了包括上海的多家医院，医生给出的最终诊断是：腰椎神经折断，不可能再站起来走路了。他摔成了瘫痪，他是临时为人打工，自然没了工作，他的世界立刻阴暗了。
他叫朱仁民，１９４９年出生在浙江宁海，４岁在外公国画大师潘天寿身边学习，７岁因父亲有历史问题，一家人迁往普陀岛，从此与海岛结缘。朱仁民从小在海岛上写生，１０岁读小学时获舟山市美展第一名。１４岁时考取中国美专附中，成绩优异，但因父亲有历史问题未通过政审，后在普陀中学就读。母亲是普陀中学美术教师，靠着每月３０多元工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为减轻母亲负担，朱仁民初中还未毕业就开始打工，他出海打过鱼，做过刷漆工，打过铁，当过游泳池的救生员，在学校当过代课教员，后来又到剧团做舞台设计，足迹踏遍东海小岛，历尽磨难。
他瘫痪在床，仅14平方米的小房子无法挤下五口之家。当地农民的房子月租60元，根本租不起，另外，也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残疾人，他们怕他死在租房中，不吉利。无奈，母亲的一位学生帮他在普陀山上找了一座叫隐秀庵的破尼姑庵，把他背到了那里。庵里十分凄清，农民秋天在这里晒谷子，老鼠在庵里乱串，屋梁上还横卧着一条大蛇。有时候，蛇从两个屋梁之间飞起来，接着传来老鼠凄厉的吱叫声，随后就是一滩血从梁上滴下来，蛇开始慢慢往回游，吞下死老鼠。初看到这一幕，他恐惧极了，他立刻联想到自己就是一只老鼠，随时可能背毒蛇吞掉。他让母亲的学生拿来一把菜刀，放在身边。后来，他慢慢习惯了这一切。把朱仁民抬上山背进庵里的两个学生回忆说：“当时，我们看到破庵的屋梁、地上到处都是老鼠，还有一条蛇盘在梁上，我们难以想象，这样的环境，如何生存？”
一个人躺在清冷的庵里，往事历历在目：父亲因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被开除公职，发配到海南；外祖父潘天寿，著名的国画大师，“文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受尽折磨，1971年含冤死在狱中；自己作为“黑五类”的小崽子，倍受冷眼和凌辱；雨暴风狂，波涛汹涌，自己在摇晃的渔船上收渔网……他也想到自己曾仰卧在海滩上，望着蔚蓝色的天空，突发奇想；想到曾坐在礁石上，忽然发现对面的洛迦山岛像一个卧佛，而西边的菜花岛像个卧观音，他不得不惊叹这是人间的奇迹——普陀山，这个著名的佛教圣地，东西两面竟躺着两个天然佛像……他也想到自己的绘画天赋和辛苦的学画过程，想到外公在极度困境中见到他的大量速写作品时，惊喜而欣慰地告诉他的母亲：“仁民真能画，不容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有出息。”；他还想起文人画大师陆俨少给自己的题赠“将门虎子，潘老遗风”……可这一切，转瞬间都幻化为泡影，自己的人生竟如此残酷地突然搁浅，现在想到外祖父坟前烧炷香都是奢望，今后竟得靠别人施舍延续生命，命运的悲剧把他推到了极致，自杀的念头无时不在脑海里盘旋。
母亲的学生每天送饭上来，母亲也隔三差五地来看他，并为他借来了当时能借到的一切书籍。在庵里，在肉体绝对孤寂和痛苦中，他的灵魂神游于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文学名著、经书、相书以及字画、碑帖之中，与孔子、老子、屈原、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摩尼、康德、罗素、圣西门、傅立叶、马克思、莎士比亚、卢梭、贝多芬、莫扎特、高尔基、雨果、鲁迅、毕加索、梵高、顾恺之、刘松年、赵孟頫、叶沈周、唐寅、徐悲鸿、齐白石等先贤明哲对话，在对话中，他认识了人的渺小与伟大、脆弱与坚强，体会到了先哲们伟大心灵的悲痛与抗争，找到了往圣贤达们在物质极度匮乏和精神巨大折磨中仍不屈不挠的原因，他透彻了苦难，破解了命运的偈语，感悟和洞悉了这场灾难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上帝的故意，是他的炼狱。他不再想到死，他有了打造自己艺术世界的梦想，他开始振作，他努力搬动僵死的双腿，他发奋读书，他趴在地上作画。
1984年，她的母亲，国画大师潘天寿的长女，携弟弟妹妹，按潘老“我的画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应该全部捐给国家”的临终遗愿，将120多幅时价4亿多人民币的画作捐给了国家，并将国家发给的奖金也全部捐出去，为贫困大学生和艺术基金会设立了奖励基金。当时，中央有关部门称赞这个家庭“爱国、高尚、无私”，是“文革”后第一个家庭精神文明样板。
画作捐赠后，母亲匆匆赶回普陀山。来到山下，母亲朝着普陀佛顶三步一磕头三步一磕头地前行，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来到了儿子住的隐秀庵。这位伟大的母亲，为什么要用这种最古老、最艰苦、只有圣徒才能忍受的方式上山看儿子呢？除了对佛的虔诚，除了祈祷，还有对儿子的万般歉疚。面对瘫在破庵里的儿子，她泪流满面，她深感欠儿子的太多太多……，其实，父亲的画作都保存在她手里，如果只卖掉一幅画，就会改变眼前的一切。但是，在爱子与爱国之间，她选择了后者，甚至包括奖金。
对于母亲的行为，朱仁民最初无法理解，甚至他的舅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给他寄来120元救命钱，他都固执地退回。但后来，当因“历史问题”受尽屈辱、受尽贫寒的父亲临终拉着他的手，要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的时候；当他有能力让母亲从旧房子搬出，却被母亲一次次执拗地拒绝，并只希望他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当他想起外祖父屡遭批斗、受尽折磨、冤死狱中，临终还嘱咐“我的画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应该全部捐给国家”的时候，他才理解了母亲，理解了亲人的传奇之举，而他自己也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传奇。
“苦心人，天不负”，也是1984年，经过4年多的艰苦锻炼，死亡的运动神经竟奇迹般地复活了，他最初可以爬，后来咬着牙能够蹲起来，再后来扶着墙可以慢慢地站起，生命燃起了新的希望，他忍着剧痛，日复一日地锻炼，半年后，他拄着双拐迫不及待地下了山。当离开海岛时，他虔诚地跪下，面朝大海三拜九叩。
站起的朱仁民开始了他的圆梦之旅。他只身来到杭州，身无分文，他当过保姆，卖过蛋糕，夜晚，只能在西湖边柳浪闻莺公园里过夜，“饭疏食饮水，曲肱而卧”，这种人皆以为苦的处境，他却泰然处之。正如他自己所说：“与四年瘫卧隐修庵，长夜难眠蛇为伴相比，现在是很幸福了。”
1987年，他辗转于海外美术界，教过学，搞过美展，先后到过17个国家。1992年，他回到祖国，在杭州创办了潘天寿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当时国内景观设计行业仍是空白，这为他带来了大量财富。1996年，他支付了9万元，买下了酷似卧观音的菜花岛，获得了荒岛40年使用权，并把小岛改名为“莲花岛”，自号“莲花洋人”。
他之所以要买下这个岛，源于1984年他刚刚能站起来的时候。面对着隐秀庵天天可以望见的酷似卧观音的小岛，他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他将来有能力，就买下这个岛，在这个岛上建一个巨大的东方女神像——观音，象圣西门、傅利叶那样，在岛上建一个自己公益事业的永久乌托邦，把这个小岛打造成一个禅宗艺术之岛。
在这个小岛上，朱仁民投入了2300多万人民币。独自一个人策划、投资、规划、建筑、雕塑，忙碌了10年，终于把莲花岛做成一件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朱仁民成为国内第一位"岛主"，国外媒体惊呼朱仁民是中国的"米开朗基罗"。岛上两座山坡连体而立，山门面东而开，远观如观音入海。在小岛800米长堤上，矗立着500尊千姿百态、各具情态的花岗岩罗汉雕塑，他们或盘石而立，或把盏向天，或奋力挣扎，或庄或谐，亦喜亦悲，而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全部面东而向，而东边便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小岛一日两度潮，涨潮时，海水里的罗汉只剩下头、手置于水面，神灵活现；退潮时，身态尽显，个中滋味横生。岛上百尊观音组成的佛塔，还有岛上朱仁民特意为国内外贫困的艺术家提供的免费食宿、创作的国际艺术家工作室……即便是屋子的一堵墙，脚下的一条路，都充满禅意，流露着朱仁民自然、和谐的艺术思想。
作为普陀山观音文化的延续和开拓，莲花岛禅宗艺术公园的入口处，在山崖上刻着“永久免费观赏”六个大字。
在建设莲花岛的同时，他还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菱湖镇投入几百万元，设计营造了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第一个国际艺术家村，还保护了世界上古石桥最密集的古石桥之乡的百余座古石桥。
作为著名的环境艺术设计大师，他在银川的沙漠上做成了中国西部唯一的一座国家级湿地公园；他改造了杭州城里的一条垃圾河，使河两岸有了《清明上河图》似的往日繁华；他为世博会做了一个永久性个人展馆……。在银川翠明湖湿地公园的建设中，他耗费了大量心血，在这13000亩沙漠中，他终于营造出一个集高度生态化、文脉化、艺术化的园区。做到这一切绝非易事，他历时6年往来西部四五十趟，行程8万余公里，在沙漠、冰雪中踏勘设计，从生态的恢复到园区的建筑、景观、雕塑、绿化一气呵成，硬是将13000亩的沙漠改变成国内一流的、真正具有生态湿地功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设计大气精到，生态恢复艰辛而成功。
工作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他光着脚丫子，每天以1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忙碌着。作为数家公司的老板，作为著名艺术大师，他把在艺术设计和工作中所积累的巨大财富都投到了人文关怀之中，而把自己的生活欲望降到最低点。他至今还保持着当年在隐修庵养成的自己剪头发的习惯，截至2015年，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工作室一张简单的床上，他舍不得抽好烟，为买个牙膏在3元与3元5角之间的几家小店里进出。
作者感言：记得有位哲人说：“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朱仁民不是“看到了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而是亲历了惨重的苦难大悲剧，而这惨重的苦难大悲剧，成就了他身与心、艺术与禅宗融而为一的大情怀。蛇盘梁、鼠乱串、四壁透风的破败隐修庵，是朱仁民的精神炼狱，是他透彻生命、实现灵魂升华的圣地。
苦难是人生的大不幸，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经历和见到的，而许多苦难又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无法事先预期和防范的，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人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苦难，其中大多数人只能无奈地被动承受，能真正不被苦难所压倒，正视苦难、顽强抗争，化苦难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者，实属不多，能在苦难中深层次感悟生命并创造辉煌如朱仁民者，更是凤毛麟角。
现实功利的强势地位和无孔不入，扭曲了生命的本真形态，造成了人生的许多幻像，而苦难则有惊雷炸耳、金光破雾、当头棒喝的警醒作用，它顿使生命变得简单明了，最能让人接近原始的真我。而惟其真我，发于口笔，则闻于绝响；见诸行动，则光耀千秋。瘫卧隐修庵，让朱仁民饱受了肉身极度痛苦和精神极端孤寂的折磨，这是他的大不幸；然瘫卧隐修庵，却让朱仁民有缘与《严华经》、与历史、与诸多先哲交流对话，使他一洗尘染，拥有了高贵的灵魂，即使后来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人淡如菊，这又是他的大幸。这就是苦难的辩证法。
大苦难给了朱仁民大情怀、大智慧，让他创造了大艺术。从1992年到2015年的二十多年间，他把艺术写进了大地，提出了“用艺术拯救生态，拯救人类”的新学说，创立了用艺术修复生态的“人类生态修复学”，构建了“心灵生态、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三位一体的艺术修复生态的新模式，并身体力行，先后在中国的河流、沙漠、裸崖上完成了十大生态修复工程，创造了人间奇迹。因此，联合国官员称朱仁民是“中国的达芬奇”，意大利美术家协会主席称朱仁民创造了“文艺复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朱仁民会不懈开拓，在艺术的广阔天地里，创造更大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