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作者：刘武生 人民出版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根据这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自始至终是对着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各界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的，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史无前例的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
然而，“文革”的历史表明，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中自始至终都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尽一切可能地保护他们。正如邓小平所说：“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陈云也说：“他保护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护的嘛!”殚精竭虑保护社会栋梁，无疑是周恩来在“文革”中一大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
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周恩来确认，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认识，周恩来在“文革”中都想方设法尽力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全会讨论这个关于“文革”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时，周恩来同陶铸等同志商量，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等提法，并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其中关于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条文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些修改意见被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吸收。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革”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在“造反有理”、“破四旧”等口号的煽动下，大批红卫兵冲向社会，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肆意侮辱、打骂、抄家、揪斗，制造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严重事件。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力图加以制止。
1966年9月2日，他草拟《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10条要求。其中有：“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等。9月10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不能一切都反。”他说：“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符合实际，多数还是好的。要注意政策。”①
周恩来认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因而他在“文革”中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1967年1月22日，在他得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后，心情十分沉痛。他悲愤地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他要求公安部报告张霖之遗体解剖结果。后来，他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还多次讲过张霖之惨遭迫害致死的事情。有一次，他眼含热泪，手里拿着张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还说过：“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随后不久，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有关规定。
为了制止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违法乱纪行径，保护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周恩来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并认真进行政策宣传、教育。首先，周恩来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注意政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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