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36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有5至7份。当年，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
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专门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
前后近四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选注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23篇传记(1974年11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
熟读中国古籍，通晓中国历史，一直是毛泽东进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972年10月1日，他布置注释《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
1972年12月8日，毛泽东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又在12月31日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
几乎是同时，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即本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1973年7月布置的《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说“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和《史记》中的陆贾、灌婴、黥布(传中提到随何)、周勃等人的传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标注的。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曾引用了“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话，而且说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来。
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布置印制《史记·项羽本纪》。1973年2月7日布置印制《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旧唐书·李訫传》。张辽等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李訫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訫克服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破蔡州城后，“訫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攻克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1974年1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毛泽东写信的当天，就布置了“大字本”《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注释任务。《黄琼传》中的“者易缺， 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传》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薭”，就是毛泽东借用告诫江青等人的。
(二)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26篇，包括《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