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亲，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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