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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间谍”关露之死:43年的汉奸骂名终昭雪

 

  “红色间谍”关露之死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夏衍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遗嘱

  关露唯一的亲人是妹妹胡绣枫一家。

  胡绣枫和“76号”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曾是复旦同学,并且有恩于叶吉卿,中共欲利用这层关系策反李士群。妹妹胡绣枫当时恰巧另有任务,于是1939年秋,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阴差阳错,姐姐关露被派去了“76号”。

  多年后,胡绣枫告诉《关露传》的作者柯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这个故事在这个家庭中从不被谈起。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关露的遗嘱。遗嘱立于1975年关露出狱之后。“我自己没有儿女,只有三个外甥女儿,名叫李康将、李妙庄、李稻川。我生病时和生活上遇有困难时,她们都给我各方面的照顾。因此,我也把她们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的生活资料、香山东宫村2号房屋等都归我的三个外甥女儿所有。”

  香山东宫2号是关露1975年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买的。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写作饿了,关露就端个凳子站在枣树下,现摘现吃。

  1978年深秋,关露的老朋友去香山,还能看见她在跑步,“身体轻健而匀称”,虽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节的一次中风夺走了她的健康。

  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文化部终于借了一间宿舍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写作的希望成为泡影

  关露搬来后不久,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协工作的萧阳。萧阳听说关露孤身一人很可怜,“连保姆都欺负她”,就打抱不平来了。

  她首先张罗替关露换了个保姆。新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实温和,关露很满意。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萧阳和小金推着轮椅带关露去协和医院看病,但没查出病因。萧阳还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帮关露按摩了一段时间。大夫认为,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无能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是关露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已退休的陈慧芝愿意来陪伴关露,帮她整理回忆录。关露十分高兴,“迫不及待”要她搬进来,一天都不能等。

  陈慧芝自带生活费住了过来,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还督促关露多起来活动。

  关露出狱后,关系转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平反后才发全工资。给她定的是文艺11级,当时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艺3级。

  关露出狱时补发了1万多块钱工资。她给了李康将2000块,并且到处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李若幼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这架钢琴其实音不准,从来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李康将家的客厅里。关露还给了曾经资助过她读书的恩人刘道恒家1000块。

  有时候,陈慧芝的女儿姚光光也来看母亲和“五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五姨”给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别“静”,说话慢声细语,老喊疼。她记得有一次关露让她帮忙买一块泡泡纱做短袖衫,还让她替自己也买一块,说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丁玲带来潘汉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阳光明媚。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首次见面。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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