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认为李达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思想和事业自然是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