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以来，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频频造次，从质疑“侵略”定义到在编号“731”战机旁竖起拇指拍照，从学习纳粹悄悄修改宪法的言论到用二战时期战舰名“出云号”命名新下水的准航母，这些毫不顾忌历史问题敏感性的举动不仅引发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不满，甚至也让日本的西方友邦颇感不快。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国际报章纷纷刊文，直言批评安倍“搅历史浑水”是外交上的失策，安倍政府的政治右倾是东亚和平的威胁。
特别是，副首相麻生太郎关于学习纳粹德国修宪的言论触怒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犹太人团体。以反对为纳粹“翻案”为宗旨的美国“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发表声明谴责这一言论，直斥麻生忘记了“纳粹掌权后将世界拖入深渊的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负责公共外交和流散犹太人事务的高官丹尼尔·西曼表示，日本的自以为是让人厌烦，广岛长崎被投放原子弹是日本侵略行为的报应，日本应悼念那些死于帝国主义和大屠杀之下的中国人、韩国人和菲律宾人。虽然西曼仅是以个人身份作出上述表态，但也从一个重要侧面显示了日本安倍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愚妄已经惹恼了犹太人群体。
在各方压力之下，美国政府的敏感神经亦被触动，7月底曾以非正式方式要求日方“收回发言”。具有共和党背景和保守色彩的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刊文指出，“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和对日本过去战时行为道歉的质疑带有不必要的挑衅性”，“虽然日本正受到越来越强势的中国的挑战，但地区的关注点更多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担心”。
对于中国来说，上述新的动向可带来两重启示。一是在历史问题上，西方国家并不必然与日本右翼势力站在一起；二是中国可考虑与同样在二战中经历大屠杀灾难的犹太人团体形成“历史问题统一阵线”。
面对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挑衅，中国政府和社会不能仅有激愤，而缺乏缜密、有理、有力的回应策略；不能只讲立场、不做说理；需进行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反驳，真正能让国际社会听得进、听得懂、听了信。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将会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自己义愤不已，但却不被外界所理解，甚至被误读为“中国强硬”和“极端民族主义”。
换言之，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举动看似愚妄，但却包藏陷中国于不义的危险。安倍、麻生等人“搬弄”日本侵略历史，以此激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然而，由于日本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知之甚少，从而可能导致中国的“民族主义” 而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狂妄更加显眼。如此一来，安倍政府扩军备战不仅有了更大的借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也将无端受损。
很多西方人士难以理解为何中国非要揪住“靖国神社问题”不放，为何“731”、“出云号”这些字眼会引起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为何中方不愿与安倍政府进行“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对话”。即便是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专业人士，也常常会向笔者抛出上述让人不禁唏嘘的问题。这种历史认知方面的差距，使中国在国际社会未能受到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反倒让日本得以扮演一种悲情角色。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好好向以色列和犹太人学习，以一种更加以人为本、以人性为本、以人权为本的方式向外界传播自己的二战史观，最大程度地争取自己的受害历史与更多人（包括日本人）在二战中受害的历史产生共鸣。这种历史的回溯和表达绝不是为了滋长当下的相互仇视，也不是为了让日本及其国民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更不应与建设面向未来的健康的国家间关系背道而驰。
对于很多日本右翼人士来说，“日本在二战中唯一做错的就是输掉了战争”。这样的历史观在日本国内有多大市场、对日本的年轻人有多大影响尚没有精确的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在日本参加反对右翼势力游行的绝大多数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这不禁让人发问，日本的和平主义旗帜还能扛多久；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受害者”诘问在日本还会有多少人听得进去；中日关系自上世纪70年代正常化以来所依从的“和平友好”范式到底还有多大的民意基础。
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是中国成为真正大国所需要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中日关系无论是“紧绷”还是“漂流”都将是中国外交的心腹大患。中国需要尽早深入谋划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对日政策框架，如何在历史问题上更加积极能动，而不是一味让日本右翼势力“消费”中国的激愤，更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中要义，大略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自身对二战历史的表述中更加凸显“人”的因素，通过对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追索和珍视，超越国家、种族和世代的界限，赢得包括更多日本人在内的国外民众的认同。当然，需要更加坦率、充分、有针对性地回应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不应容忍安倍等人因所谓国内政治需要而肆意玩弄历史的行径。
二是要清醒认识到日本并非只有安倍一种声音，批评安倍历史问题认知和对华战略失误的言论不在少数，如产业界的大前研一、外交界的田中均、媒体界的加藤洋一、学界的川岛真等人。要始终把安倍政府及其右翼支持者与日本普通民众和有识之士区隔开来，通过更加深入细致和更具层次感的对日公共外交“扶正压邪”。中日两国社会和地方层面交流往往因政府关系困难而受到影响甚至被中断。实际上，越是在中日关系困难之际，越要敞开大门、正视问题、加大沟通。
三是要避免“老朋友”思想主导对日政策。中日关系要靠老朋友，但不能仅仅靠老朋友。有些对华友好人士虽然能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但其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有限的，甚至会因为过多为中国说话而下降。中国更应善交新朋友，不奢求其亲华，先力促其知华，从而制衡安倍及其右翼支持者的畸形中国观。
四是在历史问题上，应谋求以多边主义方式，与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协调对日，要争取和犹太人团体等二战受害者非政府组织同声相应，切莫让国际社会误以为中国无端激愤、欺侮日本。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参访靖国神社时曾就不实的历史描述对日方当面发难，而美国国会也曾通过涉及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可考虑联合韩国向美国施压，使其更加警惕日本右倾的危害，更好地“管束”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