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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降速纠偏?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全球战略调整的重大标志性举措,该战略基于“亚太的未来与美国的未来日益休戚相关”[1]这一假设和美国全球权力资源“配置失衡”(重中东,轻亚太)[2]的事实,意欲从政治、经济及安全领域全面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接触:政治上利用亚太国家分歧推行“前沿部署外交”;安全上利用亚洲国家领土争端等“担忧”实现军事“重返”;经济上利用亚洲区域机制不足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扩大。美国声称“再平衡”战略的初衷是维护亚太的稳定与和平,但事实上却制造了新的紧张和动荡,对此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已有不少批评声音,“再平衡”战略下一步如何调整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一、“再平衡”战略的微调及变化

从近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的演说和新任国务卿克里的首次亚洲之旅中可以看出,美国推进“再平衡”战略的调门有所降低,在步伐节奏、内容构成、方式方法上都出现细微调整和变化。

(一)降低调门,言辞趋向温和。与处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这种遗产性外交不同,奥巴马政府认为此次调整是其外交上真正具有创新性意义的举措,因而异常高调。奥巴马曾在日本自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3]“美国已经是而且将来一直会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将为塑造亚太地区及其未来发挥更大的、长期的作用”。[4]克林顿国务卿先后提出美国“重返并常驻亚洲”、“前沿部署外交”、[5]“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战略转向”(strategic pivot)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概念;国防部则借机推行新的军事部署计划,并在《新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Pacific)概念。[6]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在解释美澳增强军事合作时表示,美国的行动是“因应来自地区内部的需求”,“这个地区的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希望美国驻留,而且希望在许多方面和情况下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7]

但最近,美国政要阐释“再平衡”战略的言辞明显趋于温和。多尼隆不仅从正面进一步解释“再平衡”的战略含义,还从反面指出“再平衡”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与其他地区重要伙伴的关系将会受到削弱,并非要遏制中国或是对亚洲发号施令,该战略也不仅仅是军事存在问题”。新任国务卿克里在日本就“21世纪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发表演说时,仅提及“再平衡”一次,“奥巴马总统已做出英明的战略承诺,美国的兴趣和投资将向亚洲再平衡”。国防部常务副部长阿什顿·卡特强调,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是指“政府部门将把时间、精力、智力以及其他资源向亚太再平衡”,“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也不针对任何国家集团”。[8]

(二)控制节奏,资源与精力将适度逆向回摆。2012年12月,奥巴马竞选连任成功后,首度出访选定亚洲,在出席东亚峰会前顺访泰国、缅甸和柬埔寨三国。此行通常被解读为奥巴马新任期的外交仍将聚焦亚洲,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保尔指出:“行动胜于空谈,奥巴马的访问说明将在第二任期内一如既往地重点关注亚洲。”[9]从“再平衡”战略的长期性而言,这种判断完全符合逻辑,但这一行动也奥巴马是对其第一任期的亚太外交画上阶段性句号,为放慢和调整“再平衡”的节奏进行铺垫。国务卿克里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上谈及亚太“再平衡”时称,他“深信扩大军事存在还不是十分重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驻军数量均“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10]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其任命听证会上表示,他相信“亚太‘再平衡’对于美国的未来利益至关重要”,但同时认为可以利用美国空、海力量以及地面部队的地理分布“巧妙地”进行“再平衡”,无需牺牲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11]

两位内阁新成员一个强调美国无需急于向亚太增兵,另一个则强调不能以牺牲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为代价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均流露出调整“再平衡”节奏的思路。近来,美国新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妮·戴维森在国会作证就“rebalance”和“pivot”进行点评时指出,前者比后者更恰当,因为前者表示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简单突然的兵力部署行动”,[12]表达了学者对军事东移步伐放慢、走稳的赞同态度。克里正式出任国务卿后的首访之旅选在欧洲和中东,奥巴马第二任期正式开始后的首访也是中东,这表明在经营亚太战略和处理中东问题两大战略选项上,奥巴马政府将重新确定轻重缓急的次序,亚太问题的长期性和战略性意义更大,而中东问题紧迫性更强。

(三)“再平衡”的手段由偏重外交、军事转向经济和发展领域,强调均衡推进。由于外交和军事“再平衡”推进步伐较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军事部署态势基本成型,但总体而言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美国前期的“再平衡”主要依赖“巧实力”的运用,而贸易领域的TPP谈判还远未结束,因此,从“再平衡”战略内容的均衡性而言,经济及发展层面的“粘合力”严重不足。最近,美国从民间到官方均强调,“再平衡”不仅仅是军事存在问题,而是包括“军事、政治、贸易、投资、发展以及价值观等所有要素”的一项综合战略。[13]国务卿克里利用访问亚洲之机,将奥巴马提出的“公平增长、广泛增长、可持续增长和民主增长”四原则重新概括为“强劲增长、公平增长、巧增长以及合理增长”,有意强化“再平衡”战略的发展色彩。[14]

事实上,这一趋势在奥巴马第一任后期已经显露。2012年,美国和东盟宣布制定扩展经济合作(Expanded Economic Engagement,简称E3)计划,把《美国-东盟贸易便利协议》、《美国-东盟双边(地区性)投资条约》以及《美国-东盟信息与通信技术协议》提上重点协商议程;发布“美国与亚太地区通向可持续能源未来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计划,美计划向该项目提供60亿美元资助,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在未来4年向该地区提供50亿美元出口信贷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可持续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10亿美元融资支持。[15]由此可见,贸易、投资及发展领域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再平衡”的重点内容,并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四)在亚洲领土争端问题上由挑拨转向管控。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任职期间秉持强势外交风格,加之美国大力推进军事“再平衡”,在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时一度非常高调,如国务卿克林顿公然把南中国海称为“西菲律宾海”;在钓鱼岛问题上突破在主权归属上不持立场的传统政策,宣称美国“承认钓鱼岛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反对任何寻求破坏日本行政管辖的单边行动”,美国福布斯网站将此举称为希拉里送给日本的、且有损美日两国战略利益的“分手大礼”;[16]在中越南海争端上,美国国务院首次发表南海问题声明,片面指责中国设立三沙市和三沙警备区的做法“加剧”了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再度突破美国政府对南海问题“不介入”、“不选边”的立场。

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官方在亚洲领土争端问题上的言行转趋谨慎。日本外相安田文雄访美期间,国务卿克里仅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克制表示赞赏,而对《美日安保条约》只字未提;安倍访美期间频频提及钓鱼岛问题,但始终未得到奥巴马公开反应。国务卿克里访日期间就钓鱼岛问题阐述的立场可概括为:美国对于钓鱼岛的最终主权不持立场,但承认其在日本管辖之下;希望各方通过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争端问题;任何导致事态紧张、升级或是误判的行动都会影响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反对任何可能以改变现状为目标的单边或强制性行动。卡特访问印尼时亦称,“美国在相互抵触的领土和历史主张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在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上持有立场”,“呼吁保持克制并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反对挑衅、强制施压和使用武力”。[17]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迈克尔·奥斯林撰文表示,鼓励日本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呼吁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承诺日本不开第一枪。[18]显然,美国试图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两面施压进行争端管控。

(五)对中国的定位略转积极。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在“再平衡”框架下对中国的定位偏于消极、负面。国务卿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曾说,中美关系从正面来看仅是美国同盟体系之外、与众多新兴国家伙伴关系中的一支,但从反面或消极层面来看却是“美国从未管理过的、最具挑战性和后果最重大的双边关系”。在美国《新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中,中国因奉行“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而被明确列为对美国军力投送构成挑战的“潜在敌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使其具备从不同层面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在能力”。[19]总之,在政治上,美国视中国为不确定性力量及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潜在挑战者;在军事上,视中国为美国潜在的敌手和战略竞争者;在经济上,视中国为“不守规则”的竞争者。

从最近美国政要的言论来看,美国对“再平衡”框架下的中美关系定位有转趋积极的迹象。多尼隆在亚洲协会演说时,首次把“建立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列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第三大支柱,并对中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积极明确的响应,称“致力于构建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20]卡特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说时亦称,“与中国建立并维持积极合作关系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21]上述变化显示,美国日益认识到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其亚太战略能否成功的重大关键因素之一。

二、微调与变化的原因

奥巴马第二任伊始便发出了对“再平衡”战略进行节奏调控和细节微调的信号,主要原因在于前期的战略操控与管理偏差和失误,使“再平衡”战略美国带来了出乎意料且难以掌控的负面效应;同时,新一届政府也有“求变出新”的政治需要。

(一)“再平衡”战略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调整的实质是战略收缩,根本目标是解决由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战略扩张过度。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通过恢复美国的实力基础重振全球领导地位。为此,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提出把美军的作战任务由“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调整为“一个半战争”,即“当美军在一个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同时,应有能力不使另一个地区奉行机会主义的侵略国达到目的,或使其承担难以承受的代价”。就这一大的战略背景而言,尽管“再平衡”战略旨在将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出的战略资源转向亚太地区,但这种资源转向应以不突破战略收缩的底线为限。但由于奥巴马政府过度造势,本应长期经营的“再平衡”战略成了急功近利的短线操作,致使其进取性和扩张性大增,迅速增加了对资源投入的需求。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面临大幅压缩开支的困境。由于美国自动减赤机制业已生效,未来十年内政府预算开支将在削减471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减5000亿美元,其中国防开支占绝大部分。受此影响,国防部已开始削减公务差旅和设施维护费用;军队文职人员不能带薪休假,甚至需要大幅缩编。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认为,“自动减支带来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立即、深度和大幅的减支,这意味着国防部将必须考虑通过大幅削减军事行动和现代化的开支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将关乎“核心军事能力的开支,并且改变军队传统的作用和使命”。[22]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再平衡”战略不会受到减支影响,卡特在访问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期间,也试图打消这些国家对于“再平衡”战略缺乏资源支撑的疑虑,但“无论政府官员怎么说,削减国防开支都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态势造成深刻影响”。[23]奥斯林在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时指出,亚洲国家非常清楚美国经济疲弱、预算困难的问题,而且“令人吃惊地通晓自动减支机制”,因此他们不相信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会有实质性变化,“说得过一点,奥巴马政府在亚洲面临信誉赤字”,亚洲国家正细心地观察美国“能否言行一致”。[24]

(二)中东及东北亚局势迫使美国不得不瞻前顾后。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初衷是把战略资源配置的重点从中东转向亚太,同时在亚太区域内从东北亚向东南亚转移。但从过去三年该战略的推行情况来看,美国战略关注点及资源配置短期内难以顺利实现转移,更不可能一步到位。

就中东而言,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不意味其在中东的石油、反恐、扩展民主、盟国安全等战略利益也会一并撤出,相反,由于“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整个中东地区仍处在持续动荡之中,美国在中东捍卫其战略利益的环境更加复杂。为避免大规模卷入叙利亚问题,美国一直依靠多边途径管控局势,试图利用联合国、“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以及海合会等区域组织向叙利亚政府施压,并协同整合叙利亚反对派力量,而法国、土耳其等国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的建议均遭美国拒绝。奥巴马这种有限干预政策面临国内日益激烈的批评,他们指责奥巴马政府纵容“屠杀”,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

在伊朗核问题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逐渐失去耐心,为稳住和安抚以色列,美国不得不继续在海湾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共有12.5万美军部署在伊朗附近,其中有9万人部署在阿富汗境内及周边地区、2万人部署在中东地区、1.5万到2万人在军舰上待命;美国海军两个航母战斗群继续驻守在海湾和阿拉伯海,部署两栖运输船坞舰“庞塞”号将作为扫雷直升机、快艇以及突击队的支援基地;在阿联酋哈弗拉空军基地部署了最先进的F-22“猛禽”隐形战斗机、KC-10空中加油机、U-2以及“全球鹰”等无人侦察机。[25]

2012年下半年,中东又爆发了新一轮反美浪潮,利比亚、埃及、也门、突尼斯、摩洛哥、苏丹、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相继爆发反美示威活动;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遭受恐怖袭击身亡;巴以爆发新一轮武装冲突。中东局势的持续剧烈动荡,使“再平衡”战略更加“知易行难”。

朝鲜半岛局势对美国的牵制与中东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处。今年以来,针对朝鲜试射卫星和第三次核试验,美、韩采取了强化威慑的对等反应策略,半岛危机循环上升,达到空前危险状态。这也使美国在将战略焦点转向东南亚时瞻前顾后、有所保留,必要时甚至可能强势回转。

(三)美国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因部分国家的冒进注意而加大。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再平衡”战略的军事色彩尤为引人瞩目,美国采取了一连串象征性与实战意义兼具的军事动作:向澳大利亚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海军舰艇在亚太地区的数量比例将从52%增加到60%;优先向亚太部署最先进的舰机及武器装备,如12架“鱼鹰”侧旋翼飞机进驻冲绳普天间基地、F-35隐形战机和“海神”反潜巡逻机进驻冲绳的计划、动用美军驻关岛基地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以监控中国军舰和其他政府船只;在澳大利亚设立空军C波段大功率雷达地面监测站并部署太空监测望远镜;重返苏比克海军基地,实现半永久性驻扎等。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称,“军事领域是政府宣称的‘再平衡’战略最为高调和最具实质性内容的部分”。[26]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军事“再平衡”的种种动作,被普遍解读为“围堵”中国。“尽管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此通常予以否认,但事实上美军正致力于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27]这种观点在亚太乃至世界各地都非常普遍,使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认为有机可乘,意欲借助美国的力量挑战中国。菲律宾挑起黄岩岛对峙事件以及日本上演“购岛”闹剧,都是这种投机心理的反映。美国发出的错误信号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产生了过度期待,它们希望美国不仅在口头上,更要在实际行动上力挺盟友。美国因第三方因素卷入与中国的冲突甚至是战争的风险大大增加,而这是美国在亚太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此外,中美竞争加剧同样引起一些亚洲国家的担忧,它们不愿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新加坡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态度变化即反映了这种心态。2009年,美国“再平衡”战略尚未出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期间提醒美国,“如果再不到亚洲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将有失去全球领导地位的危险”,[28]但时隔四年李光耀却奉劝美国,“如果美国试图羞辱中国、压制中国,中国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29]显然,在亚洲中小国家看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适度和可控的中美竞争才是它们的最佳利益所在。

(四)中美战略猜疑加剧,促使美重新考量对华政策。西方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傲慢情绪上升,以为“经济上筋疲力竭的美国在亚洲越来越呆不下去了”,[30]因而在外交上转向强硬,引起亚太国家的普遍担忧,因而这些对中国心存疑虑的国家把美国“请回了亚洲”。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陆伯彬也认为,美国很大程度上是要向其亚洲盟友证实其“能够维持亚太地区的均势”,但该政策“毫无必要地增加了中国的不安全感,而且只会助长中国的侵略性,破坏地区稳定,降低中美合作的可能性”。[31]从西方学者、政要的解读可以看出,“再平衡”针对中国的直接和短期目标是:抑制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快速上升势头,防止美国主导的地区及国际秩序受到破坏性冲击。

就“再平衡”战略的长远设计而言,亦有明显针对和防范中国的一面。奥巴马在宣布向澳大利亚派驻军队时称,“认为我们害怕中国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认为我们试图排斥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32]他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说时更进一步提到,美国将会“坦率地告诉中国遵守国际规范的重要性以及尊重普世人权的重要性”。可见,“再平衡”具有明显针对中国一面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但就此断定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也不符合现实。美国的长远目标是:通过构建或完善亚太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制定美国人所说的“交规”,打造一种影响、塑造和规范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总体战略环境。最终,中国面临的战略抉择只有两种:要么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变,争取融入新体系;要么与少数国家为伍,游离于这一新体系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还处在“初级阶段”,中国是否愿意或是否能够向更高阶段过渡,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抉择。

美国战略考量是将中国重新置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而这在中国看来却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所在。此外,美国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肆意插手加之媒体的渲染和炒作,无疑会加深中国对美国战略猜疑。

(五)新的外交班子政治风格温和老练,具有求异出新的内在动力。“再平衡”战略虽经奥巴马总统首肯,但由于克林顿国务卿的进取性政治风格及其积累个人政治资本的需要,促使她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强势推行,使“再平衡”战略带有强烈的希拉里个人及其领导的国务院色彩,如国务院常用的“重返”、“战略轴心”等概念并未成为白宫和国安会的通用语汇。随着希拉里、坎贝尔等主导亚太政策的核心人物离任,“再平衡”战略的希拉里色彩淡化已是必然。

反观新任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由于二人均有参加越南战争的经历,对美国避免过度卷入对外战争具有超越常人的理解,因而言行会有温和、谨慎的自然倾向。相较于希拉里,二人在未来政坛上已没有更大的个人抱负,因而在推行“再平衡”战略时不需像希拉里那样为了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急功近利。希拉里对亚太政策的经营部署已基本到位,并树立了很高的业绩标尺,继任者很难再有创新和超越。此外,克里和哈格尔的个人兴趣也在中东和阿富汗地区,因而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向中东地区适当回调也是自然之举。

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从“再平衡”战略“降速纠偏”的细微调整来看,奥巴马已准备从“跃进式”东移转向更加平稳的长期性经营,其第二任期的“再平衡”战略将会朝着相对平稳、均衡的方向发展。

军事“再平衡”将保持缓步稳进态势,用以消化吸收前期造势过猛造成的负面效应。由于需要应对叙利亚、伊(朗)核以及朝鲜半岛危机等紧迫性议题,中东、东北亚目前仍是美国战略资源配置的优先地区,美国军事“再平衡”的步伐将会适度放慢,以防造成新的、更大程度的资源紧张,同时为美国提供充裕的时间来消化前期造势过猛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经济“再平衡”力度将继续加大,但重点将从建章立制转向投资和发展项目的充实。推进TPP扩员是美国在经济上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日本正式加入谈判后,TPP进展速度将进一步减缓,但经济及战略意义大增。下一阶段,美国将优先推进具体的投资发展项目,借以淡化“再平衡”战略的军事色彩,扩大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存在。

借法律和多边渠道管控亚洲领土争端的倾向将更加突出。直接插手领土争端容易导致美国的过度承诺和盟国的过度期待,使其被动卷入冲突的风险加大,这不符合美国利益。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曾试图推动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强化美介入亚洲海洋纠纷的法理和道义地位,未来这一努力还会持续,并将顺势推动国际司法机制介入亚洲领土争端。美国还会加大推动亚洲安全机制逐步实现功能化的力度,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变成可以讨论领土争端的正常平台。

“再平衡”战略的上述变化和调整是战略推进节奏的变化、侧重点的变化、手法的变化和姿态的变化,目的是对“再平衡”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偏差进行校正和修补。这些变化均属细节性和局部性调整,不会改变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总体方向和基本布局。

但是,上述调整和变化也有积极的一面:

首先,美国管控领土争端的思路本质上是维护亚太秩序的现状,并无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但其降速纠偏、言行谨慎的做法可向亚洲国家传递美国希望维持地区稳定、不希望卷入新的地区冲突的强烈信号,打消一些国家试图利用“再平衡”绑架美国借、以实现本国一己之私的念头,促使试图利用领土争端大做文章的国家回归理性,亚太局势有望走向缓和。

其次,中美探索亚太安全合作的势头有望进一步发展。“再平衡”战略框架下对中国的定位转趋积极,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能否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这是事关亚太未来走向的核心命题。国务卿克里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演说时提出构筑“太平洋梦”的构想,传达了与中国携手、共同塑造亚太未来的意向。目前,美国已经正式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为两国培育安全互信迈出了建设性的实质步伐。未来,只要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关切,两国、两军有望继续拓展合作,共同探索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共处之道。

最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新机遇。“再平衡”战略降速纠偏有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对于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多尼隆在亚洲协会演说时已做出明确和积极回应,国务卿克里在访华期间亦表示,美国将“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定位美中关系”,并愿同中方一道“为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强劲生命力”。[33]与这种战略共识的凝聚相适应,中美两国对于管控分歧也表现出比以往更加积极的姿态,中美高级别气候变化小组和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相继成立即反映了这一积极势头。当然,管控和化解战略猜疑,不仅需要共同的愿景,更需要长期相向而行的实际行动,中美建立战略互信仍然任重道远,但起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已经浮现。

注释:

[1]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Joseph Y.Yun,“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 Rebalance,”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March 21,2013.

[2]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m Donilon,November 15,20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1/15/remarks-national-security-advisor-tom-donilon-prepared-delivery.

[3]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November 14,2009,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4]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5]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January 12,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

[6] “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7] “奥巴马总统指出美澳安全协议将增进地区稳定”,2011年11月17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1/11/20111117172826x0.6348797.html#ixzz2STc0QSyA。

[8] Cheryl Pellerin,“Partnerships Highlight U.S. Rebalance within Asia-Pacific Region,”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733. 

[9] Ernest Z.Bower,“Obama Trip Shows Purposeful Asia Focus in Second Term,”November 9,2012,http://csis.org/publication/obama-trip-shows-purposeful-asia-focus-second-term.

[10] Elizabeth C.Economy,“John Kerry on China and the Pivot,”February 28,2013,http://thediplomat.com/china-power/john-kerry-on-china-and-the-pivot/.

[11] “Advance Policy Questions for the Honorable Chuck Hagel,”http://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statemnt/2013/01%20January/Hagel%2001-31-13.pdf.

[12] Janine Davidson,“U.S.Military and the Asia‘Rebalance’,”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Davidson_Testimony.pdf.

[13] Thomas Donil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March 11,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14] John Kerry,“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 Pacific Partnership,”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7.htm.

[15] “U.S.–Asia-Pacific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November 20,2012,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11/20121120138922.html#axzz2DLDjyccR.

[16] Stephen Harner,“Hillary""s ""Parting Gift""To Japan in The Senkaku/Diaoyu Dispute Should Be Left Unopened; Obama and Kerry May Ask for It Back,”http://www.forbes.com/sites/stephenharner/2013/02/07/hillarys-parting-gift-to-japan-in-the-senkakudiaoyu-dispute-should-be-left-unopened-obama-and-kerry-may-ask-for-it-back/.

[17]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ton B.Carter,“The U.S.Defense Rebalance to Asia,”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65. 

[18] Michael Auslin,“An Open Letter to Shinzo Abe,”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127887323495104578311651565558658.html.

[19] “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20] Ibid..

[21] Cheryl Pellerin,“Partnerships Highlight U.S. Rebalance within Asia-Pacific Region,”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733. 

[22] “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防大学的讲话”,2013年4月8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3/04/20130409145488.html。

[23] Daniel Blumenthal,“Against the East Asia ""pivot"",”http://shado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1/18/against_the_east_asia_pivot.

[24] Michael Auslin,“Assessing the U.S.‘Rebalance’to Asia:Trends and Prospects for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February 7,2013,http://www.aei.org/article/foreign-and-defense-policy/regional/asia/assessing-the-us-rebalance-to-asia-trends-and-prospects-for-american-strategy-in-the-asia-pacific-region/.

[25] “媒体称美国约旦等17国今起军演 或加剧中东紧张”,2012年5月7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5-07/3868707.shtml。

[26] Mark E.Manyin,Susan V.Lawrence,etc..,“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Rebalancing’ Toward Asia,”CRS Report for Congress,March 28,2012,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

[27] Justin Logan,“China,America,and the Pivot to Asia,”January 8,2013,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china-america-pivot-asia.

[28] P.Parameswaran,“US must engage Asia to maintain global power:Lee,”October 27,2009,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hCD1j2jxMZ9LJf9LSEKEW8DIg-vQ.

[29] Graham Allson and Robert Blackwill,“Interview: Lee Kuan Yew on the Future of U.S.- China Relations,”March 3,2013,http://www.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3/interview-lee-kuan-yew-on-the-future-of-us-china-relations/273657/.

[30] Kevin Rudd,“Beyond the Pivot - A New Map for U.S.-Chinese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3,p.9.

[31] Robert S.Ross,“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2,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211/robert-s-ross/the-problem-with-the-pivot.

[32] “奥巴马总统指出美澳安全协议将增进地区稳定”,2011年11月17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1/11/20111117172826x0.6348797.html#ixzz2ScmyXKdX。

[33]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2013年4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3/c_115377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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