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访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我猜想习主席的理念反映了高级领导层对历史的研究。而本文将提出一个问题：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澳大利亚前总理、外交部长陆克文也在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讲话中提起过这个话题。他强调加强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我将对他的观点加以补充，提出能构建这种新型关系的具体政策。我将格外着重于经济和安全问题，以及中美两国需要克服的障碍。
在考虑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时，我们有必要认真、深入地探讨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共同的系统性利益——以及具体政策。相互依赖本身解决不了21世纪的难题与威胁。我们需要考虑经济和安全在当今外交政策中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就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与服务交易国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但美国仍占全球GDP的大约22％，而且近来美国在能源、软件和经营模式方面的创新揭示了一个仍有着非凡能力来调整和重振自我的发达经济体。然而，由于全球结构性变化众多，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迅速崛起，再加上全球经济从大萧条中复原的步伐不稳，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必须有更多变化。中国的发展挑战在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其他中国部委和世界银行编写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得到详尽阐述。中国应当改变增长模式，依靠更强劲的国内需求与消费，并依靠民营部门发挥的更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将越来越重要，鼓励中国人才的创新精神也会越来越重要。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想必预料到了今后的经济乃至制度改革。中美两国应当确定他们支持结构改革和在两国实现“再平衡”的共同利益。
不妨考虑一下对合作型经济新策略的探求会产生哪些需求。例如，要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创业机会和促进消费，中国就必须开放服务业的竞争。中国民营部门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此外，美国和其他外国的企业与投资者可以带来知识、技术和全球联系来支持扩大后的中国服务业。这种合作会有助于消除贸易不均衡和摩擦，同时推进共同利益。中国的创新计划应当兼有教育、技术、风险资本、网络效应、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同样地，美国的参与可给予帮助，同时让美国及其他国家受益。在中国建立更牢固而灵活的社会保障网可以借鉴国际上保险、储蓄和服务模式的经验。美国则需要解决它历史更久且远远更昂贵的社会保障网的费用、融资和激励措施等问题。中国的粮食需求——和节水——可以得到美国等国家产品、技术和系统的帮助，包括那些着重于加强食品安全和质量的产品与技术。更开放的市场应当会拓展互为补充的大西洋两岸农业产业化的努力，同时提高生活水准。在能源和环境部门有一些共同的机遇，包括低碳能源、替代性技术和系统以及清洁空气、水、生物多样性和土地使用方面的经验。这一切适应性变化需要辅以更深入、更多样、更具有流动性的储蓄、信贷和投资市场，同时确保安全、合理与有效的危机管理。中国应当从低收益储蓄者的国度转变成在中国民营部门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投资者的国度。最后，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需要有更好的框架来鼓励交叉投资，同时处理好国家安全等敏感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21世纪领导人可以借鉴邓小平和朱镕基的逻辑：利用市场、规则、竞争、机遇和国际经济标准来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与发展。
美国也需要结构改革，尤其是养老金和医保制度、税收、基础设施建设、公私伙伴关系、技能培训和就业。美国政府津贴计划每年花费每位美国人7400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要高。
中美两国都有充分的利己理由实施结构改革和谋求全球再平衡。但合作能增强各自的成功希望和可能性。此外，中美两国的改革成效将提振全球经济状况和增强其他国家实施结构改革的可能性。
我的看法是，美中经济对话——不管是“战略”性、商业性、二十国集团、APEC、世贸组织还是其他名目的——已经变得太矫揉造作、防御性强、缺乏想象力。中国新的增长计划和美国的经济复苏带来一个机遇。双方应当探讨双赢。并非所有想法都是可行的，但新型关系可能会谋求创造性的有利机会和解决办法。
此外，作为发达和发展中的两大经济强国，美国和中国应当思考他们的合作能如何推动改善区域性和全球性体系。例如，旨在开放中国服务业的举措——这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可以用来推进世贸组织的解除服务业管制谈判。美国和中国还应当讨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必须适应全球转变和当今货币政策的后果。中美两国拥有可帮助他国的经济与发展观——可以通过自然资源开发、农业、更庞大的制造业和供应链、服务业、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投资。在包容性增长、善政、透明度和反腐、贸易以及避免繁荣－萧条周期方面，中美两国应当有着共同利益。这个新时代会促进与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网络的合作。环境话题也应当得到探讨——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保护到低碳发展。
然而，在安全问题上，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中美都没有这样一种网络。追根溯源，这种欠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个结构差别。中国没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来综合考虑安全、外交、国防甚至经济和政治因素。最有成效的中美战略交流很少，而且花了很多时间的交谈来加深了解彼此的世界观、利益和概念框架。真正的高层战略讨论（包括军政性质的）应当促进就历史观点、地理因素、经济问题、技术转变、政治制约、对条件变化的看法、国家利益和对共同利益的追求等进行对话。它还应当帮助中美两国处理好分歧。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着他们应当至少了解、或许可协力促进的共同利益。
例如，这些利益也许包括：保障海洋自由和海上安全，这对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地区稳定和美国作为海上和太平洋强国与欧亚的联系非常重要； 维护开放的天空和进入外太空的渠道，这会有利于人员、商品和信息的流动，对于我们的经济和安全非常重要；有渠道获取定价合理的能源，包括对资源的开发、运输和安全使用；遵循社会和环境防护措施开发其它资源，同时处理好围绕领土和所有权的争端；建立起亚太地区其他伙伴的安全感，以避免出现破坏稳定、也许会具有威胁性的军事竞争或误判；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不扩散给会危及地区和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国家或恐怖分子；打击行为暴烈的伊斯兰激进运动，同时鼓励伊斯兰领导人谋求在尊重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和平发展。
在确定共同利益的同时应当交流对这些利益所受威胁的评估以及对如何应对这些威胁的看法。然而，如果不消除亚太地区的分歧，这些共同利益——甚至经济上严重的相互依赖——就会遭到破坏。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对的挑战是以全球合作为激励手段来减少地区摩擦，而不是听任地区紧张气氛削弱全球合作。
中国有兴趣维护其滨海区的安全和在西太平洋取得影响力。美国有一个重视由美国势力来提供稳定和经济安全的联盟关系与伙伴国网络。如今，中国的亚洲盟友为数不多、比较贫穷、不太可靠且往往闭关自守，而美国的盟友繁荣发达且正不断扩展。假如中国对影响力的坚持被理解为对他国的威胁，那么中国就必然会激起逆反应。为避免制造自己被包围的局面，中国应当与美国的盟国和朋友建立联系，而不是增添他们的担忧。然而围绕资源开发的分歧正逐渐发展成对海上安全的担忧。加剧焦虑或冲突对哪一方都不利。东北亚带来严重危险。朝鲜利用威胁和核武器来要求援助，同时鼓动建设一个闭关自守的集权国家。它的危险武器国际贸易和非法活动在其他地方引起混乱。还有一个正在侵蚀两国间信任与联系的有害因素就是网络安全问题。另外，在美国，有人争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是否会接受一个以支持一体化方案的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有些人——包括基辛格——认为，中国自视为“中央王国”的观点只考虑了从属关系。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回答不了这些疑问，但给我们提供一个探索各种答案的机会。精心谋划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它涉及的远远不只是新的力量均势。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受到许多传统观念的指导。美国是老牌大国，但乐于改变。美国和中国都在经济上成就非凡，都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我希望，这些想法和理念会帮助这两个实力强大、充满活力的国家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这会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事业！
作者介绍：
罗伯特-佐利克，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副国务卿、美国贸易代表，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