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阿拉伯世界，两大历史势力之争——宗教和世俗——方兴未艾。这场战争堪与折磨欧洲数百年之久的凯撒和上帝之战相媲。阿拉伯中东的未来将取决于叙利亚的逊尼派叛军（他们有原教旨主义赞助人、沙特瓦哈比派在整个地区的支持）及其世俗的社会复兴党（Baath）政权之争、原教旨主义哈马斯和世俗的巴解组织之争、以及埃及形成于解放广场示威的青年世俗反对派与穆斯林兄弟会和极端沙拉菲派之争。
目前，阿拉伯革命已经证明了一个假设——大多数阿拉伯社会的结构决定了推翻世俗独裁免不了意味着开启了伊斯兰民主的大门。我们多次看到了这一动态。20世纪90年代初的阿尔及利亚是如此，伊斯兰救世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在议会选举第一轮中胜出（这导致第二轮选举被取消）；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也是如此；还有最近的穆斯林在埃及的民主崛起和掌权。
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世俗力量无力阻止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只有通过军事接管才能遏制。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最终演变成血腥内战，据估计有超过20万人丧命。
埃及政变的后果可能尚有待发酵。世俗反对派在坦克的支持下问鼎权力，这可能导致未来多年中伊斯兰教徒的怒火。穆斯林兄弟会在民主进程中丧失了信誉，这对埃及来说是一个坏消息，而对相信权力只能来自鲜血和恐怖的基地组织和其他圣战主义者来说这是一针强心剂。
让教堂和国家分离的思想与伊斯兰教不相容——前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有一句名言，“伊斯兰教要么是政治，要么什么也不是”——伊斯兰教徒仍然需要证明他们可以服从于民主治理。事实上，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尔西丢掉政治前途只能怪罪自己。他的宗派主义独裁行为导致了埃及的极化，以至于以同情伊斯兰教著称的军队首脑西西（Abdul Fattah al-Sisi）将军也不再支持任命了他的穆尔西。
类似地，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战争的死灰复燃在很大程度上是拜总理马利基的宗派统治所赐。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崛起和掌权也没有带来包容性的民主治理。在试图以军事手段推翻哈马斯的选举胜利失败后，巴解组织与其伊斯兰教对手就国民和解问题达成了一致，但这份契约无异于废纸一张。
再看叙利亚，针对阿拉伯世界最世俗的独裁政权之一的革命退化为一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殊死斗争，并且可能溢出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如今，一场针对社会复兴党政权及其什叶派盟友伊朗和真主党的逊尼派圣战已经打响。存在严重逊尼派-什叶派冲突的邻国黎巴嫩已经受到了直接影响。
马格里布（Maghreb）的宗教和国家之争没有那么暴力，但也具有爆发性潜力。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地突尼斯如今也有世俗派和原教旨主义者纠缠不清。伊斯兰复兴运动党（Islamist Ennahda）领导着突尼斯政府，但它面临来自极端保守的沙拉菲派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的严重挑战。
在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四世毫不隐瞒他对埃及政变的支持，但领导摩洛哥政府的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Islamist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JDP）意见相反。事实上，世俗中右翼政党独立党（Istiqlal）在埃及政变前夕脱离了政府，并指责以首相本基兰（Abdelilah Benkirane）为首的JDP试图通过效仿穆尔西在埃及那样垄断权力使摩洛哥“埃及化”。
甚至在让伊斯兰教和民主相协调的愿望十分强烈的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教政府和城市中产阶级之间就限制官方对世俗生活方式指手画脚问题所达成的一致也在动摇之中。如今埃尔多安誓要按他自己的独裁和宗教形象“重建土耳其”。
阿拉伯人迈向自由的长征之路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或许将是21世纪的主要地缘政治考验。但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和宗教之争并不需要像欧洲那样持续几百年，原因很简单：当代人可以从让西方通往现代民主的社会和科学进步的长期过程中获益。但让当代阿拉伯世界接受这一西方遗产、同时复兴阿拉伯自身的宽容和擅长科学的中世纪传统将是十分困难的。
但愿在埃及受到打击的伊斯兰教能告别复仇的政治，走向反省，认识到民主不是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穆尔西所采纳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如果持续下去，将是对旧国家组织中的新一代人及其盟友的崛起的挑衅，这甚至会导致内战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