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如若初见你，你能“秀”什么，“范”在哪里？历史上，上海有过数张特色鲜明的城市名片，“冒险家的乐园”、“计划经济的重镇”、“改革开放的前沿”。现在，城市在惊涛拍岸的城市化运动中雷同，上海这座城市的个性与特色在哪里？
上海经济要转型，现代服务业是重头，本应是承载现代服务业的苏州河两岸却呈现“休眠态”，如何能让苏州河不再寂静？
还是现代服务业，医疗、教育领域操作空间大，但也备受争议。如果说今后教育创新是旨在寻找增长新空间，那么医疗创新更多地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抓手。
今后，制造业怎么办？很简单，能走高精尖的就走高精尖；能把研发市场留在上海的，生产转移到外地也可以。不要一刀切，要就事论事。
企业生存成本在上涨，产业在转移和流失，上海最终还能留下什么？关键在思考如何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变国家资本主导为社会资本。
论一：城市的新名片
产业要素跨区流动后，地域、政策、土地等原有优势被拉平，城市竞争力相对下降。一个城市的未来在一定意义上要借助核心竞争力——城市品牌，城市名片则是城市品牌的直观印象。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名片是“冒险家的乐园”，“五方杂处、华洋共居”。建国后，上海的名片是“计划经济的重镇”， “上海制造”享誉全国，时兴的“三大件”（上海手表、永久自行车、蝴蝶缝纫机）就是典型代表。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名片也更新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如今，再均衡战略下， “特区”政策的驱动力衰减；再加之其他省市奋起直追，上海曾经的优势与特色愈发不明显。上海进入重新定位、打造城市名片的新时期。
当下关于上海新名片的定位，还存在一些误解与偏见。一是局限在地标建筑，如东方明珠，但写实的建筑只是反映上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片段，况且一个地标很快就被另一个新地标取代。二是将目光投向历史，如以百乐门、旗袍为代表的夜上海，这属于用历史照亮未来。三是用心中愿景来描绘，如“四个中心”。2012年上海外贸负增长1.4个百分点，贸易中心之称难免有些外强中干；金融中心建设还在摸索的路上，何况全国有30多个城市都将自己定义为国际或区域金融中心。
定义上海新名片不能躺在过往的辉煌上，也不能仅描绘心中的愿景，而忽略当下的现实。
从宏观层面而言，一是“千城一面”致使城市个性消弭，乃至消失。二是金融危机对各行业全面洗牌，以某一产业标识城市特色的惯常做法被颠覆。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之势难以逆转，新兴产业还只是星星之火，城市产业多元化已成趋势。三是，未来的政治经济综合环境，能否提供安全和机会。
从社会现实来看，当下的社会焦虑主要集中体现在对未来的不放心上。
从不同领域看，生活中既有“十面霾伏”，还有“食面埋伏”，更有“一雨一遇”、“房不胜防”。工作上体制内外差异大，上升通道被堵塞，贫富差距却不断拉大。创业时缺乏包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化解风险的机制、知识专利保护。
从不同群体看，百姓扛不住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压力，为生老病死忧心。富人既担心过往“原罪”被清算，又担心未来投资入“雷区”，更为当下享受不到“国民待遇”而闹心。非户籍人口承担了市民责任，但上学、购房等皆受户籍限制。境外人士担心手续繁琐，效率低下。政府官员既担心GDP上不去，又担心经济转型没抓手；既担心行政权力大了被诟病，又担心放手被指责不作为。
从年龄群体看，老年人担心老无所依，甚至为出门摔倒没人扶而揪心。中青年人担心住无所居，教育不公平，子女入学难。
上海若能率先做到让人放心，将有助于上海在新一轮改革中脱颖而出。
由此，上海新名片可定义为“让人放心的城市”。其有两面：一面是放心，另一面则是创新。放心，即在上海能放心生活、放心工作、放心创业。从而使上海成为先进人才的高地、社会资金的集散地、社会创新的肥田沃土。创新，即上海适宜创新、包容创新、鼓励创新。也只有放心了，才能敢于创新。
事实上，上海具有让人放心的潜质。其一，做事规矩，法治相对较好。其二，海派文化与外部世界的兼容度较高。这种文化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对新事物的态度。其三，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之一，先试先行，与国际接轨，制度建设比较完善。
即便如此，打造上海这一新名片还存在四大障碍。一是让人放心并未上升到打造城市名片的战略地位，善于抓硬件建设，忽略软环境对城市发展的约束与影响，或未充分认识到放心对城市未来的重大意义，或意识到却没深刻理解，以致态度不鲜明，没有从全局和长远意义来把握。二是全市市民认知收敛度不够，认识离散。三是在创业环境上缺乏体制层次上的纵深度，仅在工商层面做道场，既显得小家子气，又不能真正吸引创业者和资金。四是在放与控之间尚未找到黄金分割点，以致政府管得太多，既疲惫不堪，又两头受气。
如何让人放心？要点在于未来前景、法治规范、信用、包容性、经济方式等五个方面。让未来前景可期，让民众、民资、民企享受国民待遇，政策不是朝令夕改。把社会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法治的平台上化解矛盾，用法治规范调整政府与企业、社会界面。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规则经济、信用经济，用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调整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政府与企业而言，从“拎包”转向“制定规则”，从“插足”到“退出”；就社会矛盾冲突而言，政府摆脱灭火的“消防员”角色，而由法律制度调整。讲信用，提高政府公信力。不因一时风向之变就“翻脸不认人”，政府从招商转向“稳商”。鼓励创新，设立各种创新基金，支持创新，分散风险。经济方式市场化、生态化，开放小微企业空间，变审批制为注册制等。
论二：苏州河的未来
与喧闹繁华的塞纳河、泰晤士河相比，苏州河太寂静了。本是承载现代服务业的亮丽风景线，却深陷“休眠态”。上海经济要转型，首先就是要唤醒这些“沉睡者”。
这里将重点讨论“现代的现代服务业”中正在火速崛起的以文化产业、旅游业等为载体的体验经济。
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几乎都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如巴黎有塞纳河、伦敦有泰晤士河、纽约有哈德逊河等。这些河流，不仅承担了重要的交通功能，也以其两岸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成为城市活的名片。这些河流所串起的也是最为繁华热闹的城市中心地带，带动当地旅游、文化、休闲产业的发展。因此，这些河流两岸无不喧闹非凡，夜如白昼。
上海也是座有河的城市，但相比之下，被称为上海“母亲河”的苏州河，却在黑夜中被宁静所包围，成为“寂静的苏州河”。
论自然条件，苏州河一点不输给塞纳河。塞纳河是法国最有规律性的大河，进入巴黎段后，流势平缓，水量平均，天然适航。苏州河全长125公里，平均河宽约40-50米，流量平均仅10立方米/秒，低水位时水深2米左右，在黄浦江成为交通要道之前就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与塞纳河曾遭污染，后经40余年整治重见天日类似，经过20余年的整顿，苏州河也摆脱了城市“下水道”之恶名，焕发新生。
论人文价值，苏州河见证了160年来跌宕起伏的上海历史。苏州河沿岸有邮电局大楼、抗日遗址四行仓库、拥有百年历史和特色建筑的华东政法学院(原圣约翰大学)，以及近年来由废弃仓库改造而成的创意产业集聚地。苏州河上27座桥造型、材质各异，也颇具欣赏价值，足以媲美塞纳河上的36座桥。苏州河自身及两岸，构成了丰富、深厚的人文景观。
然而，两者之间现状的差异却令人侧目：一个是歌舞升平，一个却是寂静无声。为何本是承载现代服务业的亮丽风景线，却未能成为上海转型的重要抓手？
原因或在于，转型的内涵并未得到深刻理解。所谓转型，不仅止于结构转型，还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涵，即城市基本功能转型。
长久以来，水道是作为生产性功能而存在。最早，苏州河曾是上海的自来水源，水质甚至可以酿造啤酒；也是联通江海的重要内河航道。在工业化进程中，又承担了城市下水道的作用。而今，城市功能不断进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江河湖海生产性功能相应升级。换言之，城市功能已经切换到经营人的欲望，则苏州河的功能也应从生产中心，转向满足人的欲望。
就此而言，与其说是把打破苏州河的寂静看作上海转型的突破口，还不如说顺应城市基本功能转型升级是上海经济转型的真正抓手。
因此，苏州河将成为现代的现代服务业中，最能实现体验经济发展的一块肥田沃土。把苏州河打造成“上海的塞纳河”的舆论经年不绝于耳，但多年下来，虽规划先行（上海旅游业“十二五”规划中将苏州河流域视作上海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一块战略拼图），但成效不大。
苏州河的历史空间大致划分为“三段一线”，即东段文化风貌区，中段的仓库创意区和西段的沪西工业带、文化教育区，一线是指苏州河上的“桥梁风景线”。
眼下，梦清馆、上海视觉艺术馆等文化场馆门可罗雀；苏州河水上旅游的导览设施欠佳，解说单调，水上文化娱乐活动基本没有；M50业态单一，园区经营境况艰难；苏州河27座桥是天然的桥梁博物馆，但缺少文化渲染与包装，真正有特色的桥梁屈指可数。从现有产品的空间联系来看，苏州河的文化旅游产品基本上处在一种“单点散布、点不成线”的状态。
造成这样的结果，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机制原因。
一则，多头管理的局限性必然导致苏州河价值的碎片化。苏州河开发与管理，涉及诸多部门，包括沿途各区县政府（涉及普陀、长宁、静安、闸北、虹口、黄浦共六个区）、市规划局、旅游局、文化局、交港局、海事局、治苏办等，缺乏责任明确、权限匹配的统一管理机构进行全流域统筹开发和管理，其后果是开发不足和过度开发、重复开发共存。
二则，原有法律法规以工业经济为标准，难以适用于旅游、文化等体验经济。如水上旅游，由于按照水运功能标准来审核，手续繁杂、过程冗长，导致新建码头极难成行。
三则，垄断式经营模式令业态难以合理化。目前，不仅水上巴士仍属垄断经营，其他相关产业也未能有效导入市场机制，极大弱化了苏州河的商业价值开发，沿岸诸多有故事的景点，如四行仓库等均未得到充分挖掘。对体验经济而言，“故事”就是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现在，宝贵资源被白白浪费。
若能打破体制桎梏、激活机制，最关键的是从城市功能转型的角度重新认识苏州河，那么“寂静的苏州河”变成“热闹的苏州河”并非难事。
具体而言，在规划上要更多服从体验经济的需求，淡化其水运功能。目前，出于防汛安全考虑，苏州河与黄浦江之间被阻断，也割断了两大水系间的文化联系。如在设计规划中加以调整，将两者打通，带来的或将是乘法效应。
此外，苏州河旅游最遭诟病的是看得到景致却上不了岸，消费仅限于游船，无法形成商业规模效应。因此，沿岸需强化贯彻“退界”原则，为码头建设、商业配套预留空间。
在管理上，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势在必行，统筹安排、协调管理，也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管理思路与原则。在运营上，政府负责制定维护规则、市场负责创造效益。
塞纳河允许市民经营水上餐厅、宾馆与游船，据估计水上产业及关联产业共提供了5万多个就业岗位；允许市民沿堤开设书摊，形成最著名的河畔书市，成为无数美术、书籍、艺术品的交易市集；允许沿街住宅改造成店铺，极大地拓展了就业与增收空间。
塞纳河的案例是值得苏州河借鉴的有效做法，以上海人的聪明才智，只要市场开放，甚至可以创新出更多的商业模式。当然，要避免一放就乱，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规则并严格监督执行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也有很多可借鉴的方式方法。如在很多国家、地区，自由设摊往往采用电脑申请、排位的模式，尽可能地“三公”，既便于管理，也可回避寻租腐败。
论三：医疗、教育领域的创新空间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医教”领域应用的全面铺开，两者的结合势必将释放出全新的创新空间，而技术突破创造的新空间、新趋势反过来将促进现有存量的进化与版本升级，继而推动这两大领域的整体转型。以此逻辑推断，转型的现实抓手或将体现在线上线下的双管齐下。
先看教育领域。线上教育创新的基础在于资源信息化和共享化，即教学资源通过数字化方式在线上公开。
在此基础上，转型可从三方面尝试：
（1）线上非学历教育的空间。与中国“学历至上”的教育环境相比，具有单一领域内权威性的非学历证书往往比普通大学的文凭更易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而此类课程往往多采用网络视频的授课方式，在累积学习时间和线上考试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即可获得证书。作为开放型的国际都市，上海同样可以利用软件和硬件资源优势针对各行各业全面铺开，挖掘线上非学历教育市场。届时，将为上海教育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
（2）学历教育网络化。未来大学校园将被网上教育所取代，大学“围墙”也将被开放式的教学平台所颠覆。此时，源自各大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学视频将在网上共享，“点击率”将成为评判各类教学质量与学校品牌的标准。可以预见，此种竞争方式不但将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或还将倒逼传授者的自我转变与升级，而教授们个人魅力的重新焕发无疑将点燃上海教育产业的活力。
（3）职业教育领域。职业教育涵盖方方面面，利用网络整合碎片化的教育要求将大有可为。届时，专家讲座、企业培训都将成为充满时效性的生动教材。
另外，线下创新则可在“融合”方面大做文章：
（1）中西方的融合。以纽约大学为例，其全球教育体系遍布纽约、阿布扎比等15个教学中心，除了相互贯通的课程学习，学生还可得到不同文化和社会体验。而此种开放式的教育模式正是代表了教育产业化创新的未来方向。上海纽约大学的创建即是对上海教育转型的一种尝试，若此模式一旦成功并得以推广，凭借上海特有的经济优势和国际形象，将可打造出具有“上海特色”的国际教育品牌。
（2）教育与体验经济的融合。近年来，产学研一体化一直是教育转型的一大抓手，且形式多样，但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产学研一体化属于硅谷的特征，而福卡智库曾明确提出，上海作为要素集聚的高地更适合发展硅巷，即强调需求导向和创新生态机制。因此，通过创意与产业相连，并以技术嫁接的模式或将坐实上海“创新驱动”之名。
如果说教育创新是旨在寻找增长新空间，那么医疗创新更多的则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抓手。
对上海医疗创新而言，资源共享是线上医疗转型的首个突破口。
鉴于上海各大名牌医院特色各有不一，通过在网上公开各大医院专家对其特色领域内常见病、疑难杂症的视频讲课来自我甄别和初步诊断可使患者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就诊方式，这将极大地简化就诊程序。
其次，线上医疗形式的多元化创新将是本轮转型的重中之重。一来，通过构建医疗咨询类平台，促使各大医院网上互动、链接是让资源共享落到实处的有效抓手。二来，线上诊断可成为创新主战场。为适宜的人员提供适宜的服务才是医疗真谛，如通过视频门诊、常见病症咨询中心等线上解决的方式不但方便患者就医，还可为医院腾挪空间，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此外，线上老年医院将是创新的另一大空间。未来老年人看病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坎。若仅仅依靠增设老年医院来缓解就医需求显然力不从心。未来通过专家轮班制（如专家每周定时地服务于网络就诊）建立网上老年人就诊系统，并结合发展“低成本、广覆盖”的线下基础医疗服务，再由小区、街道、居委会形成“局域网”为域内老年人提供配套服务的“线上+线下”模式或将大行其道。届时，即使是孤身老人也可在社区义工帮助下足不出户地完成诊断和常规治疗，加之借助移动求救设备的无缝隙看护模式，老年人医疗困局也将迎刃而解。
当然，无论教育还是医疗领域，要真正将创新转化为经济转型的现实推动力还需相关制度和市场机制的配合，如创新办学方面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线上就诊与线下配药的实名制制度、保险市场缺失的填补、社区医院医护人员和义工的待遇问题等。
论四：制造业的去留
上海经济转型，完全抛开制造业显然不现实，经济再发达如美国，今日依然要回归再工业化即是明证。因此，上海转型要靠双轮驱动，即先进的先进制造业、现代的现代服务业。问题在于，先进的先进制造业将走出怎样的路径？
上海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局，缘于三重因素的叠加。
一是制造业自身版本要升级。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制造业基础好、起点高、产业链完备，可谓率先工业化的地区，也必将率先迈入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升级换代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迎接第四次全球产业大转移。二战后，全球大规模产业转移已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纺织、钢铁业等传统产业转移至日本、德国；第二次是20世纪60-70年代，日、德向亚洲四小龙及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机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加工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向中国内地转移。目前，正值第四次产业转移显露端倪，将以中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为主要特征，是在沿海地区逐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前提下构建国内价值链的过程，这也将是上海制造业不得不迎接的世界性潮流。
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倒逼”。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劳动和资本的规模收益递增将让位于多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使得更加符合人性和人的需求的生产方式成为主流。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以廉价劳动力和规模经济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这就是对中国及上海制造业转型的“倒逼”。
面对以上三重因素的“围堵堵截”，并非意味着上海制造业只能随波逐流而去，相反，这恰恰为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真正的突破口。
摆在上海面前有两条现成的路径，一条是美国式道路，即制造业的横向运动，通过全球化将产业链低端转移到其他成本洼地，自己则独占微笑曲线的两端。另一条是日本式道路，即制造业的纵向运动，以提升制造业深度创造溢价收入来化解成本压力。1970年-1980年间，虽然日本传统制造业（重化工业以及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占比大幅萎缩，但交通运输设备、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制造等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值在GDP中占比从5%左右提高到15%左右，实际上实现了制造业的增长替代。目前而言，这两条道路都算是成功之路。
近年来，关于上海制造业将向何处去，也有两种提法：一种提法是“两头在沪、中间在外”，即将制造业研发、营销总部留在上海，生产基地移至外地；另一种是提出应致力于将上海打造成高端制造的“高地”。这两种提法本质上各自对应美国道路与日本道路，但就现有效果而言，均不理想。
上海想要占领微笑曲线两端，怎敌得过制造业巨头们的全球总部？微笑曲线两端在近年内仍将由跨国企业总部所把持。上海在其全球布局中与成都、西安、郑州等中西部城市具有几乎同等的地位，无非是先发后发的区别，甚至在优惠政策、市场成长空间上还要处于下风。
当中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底端时，“两头在沪、中间在外”的美式道路并非上策。与此类似，日本式纵向运动，或许适用于日本这样缺乏战略纵深的国家，但在现代服务业尚未全面铺开的条件下，却难以支撑上海经济的继续前行。
未来上海制造业将走斜向运动，抽象地说，即以美式横向运动、日式纵向运动为坐标，上海制造业升级曲线将是在此坐标系内的一条向上的斜线。事实上，很好理解：可以走高精尖的就走高精尖；能把研发市场留在上海的，生产转移到外地也可以。不是一刀切，而是就事论事。对于前者，提供制度保障、确保扶持力度。对于后者，在体制、税制等方面进行调整予以配合。
但这并非最关键之处，上海制造业斜向运动的核心在于，将横向运动与纵向运动结合的目的是形成上海制造业升级的生态系统，即在同一产业链中，两者的相辅相成，更注重的是大企业与小微企业，高端技术与低端制造之间形成分工合理且具有自我调整机制的生态体系，而非一味地求大贪多。
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其实非常之大。如上海在大飞机、“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方面颇具优势，但这些技术的民用化、市场化还远远不够，以致难以兑现成真金白银，而其中就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相比之下，深圳虽无类似上海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却能始终站在市场前沿，就是得益于众多小微企业的“拿来式”自我创新。
上海若能加以借鉴，实现高端与中低端的有效链接，制造业升级将更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不仅如此，占了制造业98%的传统制造业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也不是简单的品牌战略，而是要升级到6+1（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制造）整合，制造业的未来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链中心，且支撑这个产业链中心的是金融中心，也是大物流中心和服务中心。
如此，便将制造业升级与上海整体经济转型紧密联系，完成制造业斜向运动作为转型突破口的历史使命。
论五：还能留住什么产业
若连更能承受高成本压力的创新、创意产业也要逃离上海，显然，问题并非出在产业选择上。
仅2012年上半年，北京优质写字楼租金即同比增长46.8%，驱使大批高科技企业迁往租金低、政策优的长三角二三线城市。在上海，田子坊创建初期即开业的某香港知名陶社面对“租金五年内涨400%”的现实，不得不进入“搬迁大甩卖”程序。与此同时，其在景德镇的分店，却搞得风生水起，俨然成为当地文创产业的“国际招牌”及政府招商活广告。除了租金，人力、水电等要素成本迅速攀升，也是压死骆驼的“稻草”。传统制造业转移已不可逆，若腾笼换来的鸟（高新科技及文创产业）也要飞走，那么，上海最终还能留下什么？
既然实体性产业挡不住高成本，上海似乎还有一个选项，就是玩虚的，搞金融。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既可体现国家战略，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又为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添砖加瓦。同时，金融业更是现代的现代服务业中的“黄金产业”，上海选择金融业，可谓顺理成章，未来想必是水到渠成。
上海金融业增长不负众望，2013年5月28日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和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发布的“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显示，以2006年为基期，2012上海金融业整体发展度指数达2838点，较2011年增长305点，增幅为12%。在增长的305点中，其中金融创新贡献162点，占增长的53.0%。
数据喜人，但背后却暗藏对金融中心定位不准所带来的“隐忧”。
有关方面希望把上海建成人民币金融工具产品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本质上仍是想走华尔街以货币交易为核心的老路，而金融危机已经证伪了这条经典路线。
不仅如此，上海现有的经济运行体系，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以此为运作平台，搞金融衍生品交易，扭曲是难免的。
换言之，上海发展金融业，一方面路径要调整，另一方面，要分阶段、分步骤来进行。首先，即是要实现产业资本化，且资本化将是化解高成本压力的有效路径。
所谓产业资本化，确切说是产业社会资本化，即以市场化手段充分释放社会资本巨大能量，推动转型升级。如何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变国家资本主导为社会资本，将事关上海最终还能留下什么，而这才是上海面对产业转移、流失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政府至少可在以下两个方面大有作为：
一是开放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使之成为过剩货币资本化的重要通道。与融资难相比，小微企业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享受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下的自由。这至少包含：（1）在市场经济框架下，非禁即入，以真正的注册制取代实质上的审批制。这也意味着原有经济运行机制需随之调整。微软、苹果这般改变世界的伟大企业均缘起于诞生在自家车库的小微企业。在国内，即便发达如上海，居家办公司仍面临种种制度掣肘。从源头上开放，小微企业遍地开花，社会资本将自发地为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2）国民待遇的真正到位。国企一家独大，吃偏饭已成路径依赖，不仅使得经济模式失衡，大大降低自我均衡的调整能力，且国民待遇远未到位，始终阻碍着资本社会化的进程。如果说从源头上开放小微企业空间，将极大强化社会资本参与国家经济的力度，那么，落实国民待遇将决定其参与国家经济的深度。以上两点，前者落实，后者必然实现；后者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前者。道理虽简单，但现实操作却很难，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更适应于大规模投资拉动式的简单粗放模式，而无法适应小微企业的细致精准模式。香港特区允许居民自由开业，不盈利不交税，前提是其严格而细致的法制体系保障。上海一贯具有类似香港的细致作风，又有现实压力，一旦思想方法转变，激发所渴求的经济内生性活力并非难事。
二是以政府领衔的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资本社会化，对小微企业而言，政府的作用重在放，而对寻找出路的大规模民资而言，则重在引导。目前，国内各地政府纷纷试水产业引导基金，2006年至今，全国共成立89只基金，总规模达450亿元，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主要缘于引导功能被异化，放大更无从谈起。一方面，政府被社会资本所绑架。目前，产业引导基金一般由政府出资10%～50%不等，余下部分由社会资本提供，而这些基金往往采取“保本+固定收益”模式，不仅未能承担战略性风险投资的第一笔种子基金的作用，反而异化为财政保值增值的新渠道。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关系颠倒。产业引导基金依然延续国有经济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是“东家与掌柜”。上海搞产业引导基金促转型，就要避开这些缺陷，算撬动多少社会资本、对转型有多大效用的大账，而非基金本身有多少收益的小账。上海的产业引导基金若能升级为不参与实际投资业务又能把握引导方向还能分担社会资本创新失败风险的政府版风投，则上海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将顺风顺水。
上海能留下什么，取决于社会资本的流向，而社会资本的流向，则取决于政府激发其活力的力道。
寻找上海转型的突破口，与其挖空心思苦心设计、设想未来的产业结构，不如收敛于让一切有利于社会资本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把产业筛选权还给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