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军事政变成为中东和北非政局的分水岭，造就了奇怪的崭新盟友关系。
支持这场政变的不仅有叙利亚，还有大力支持反叙利亚政权的海湾地区保守君主国以及亲西方的约旦。土耳其和突尼斯则同伊朗一道反对政变。以色列、利比亚、也门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都不置一词，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则盛赞埃及军方的举动。阿尔及利亚曾提出左右周全的建言，呼吁埃及人在统一、民族调和与尊重宪法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并希望这种做法可以满足“埃及人民的合法憧憬”。1991年，正当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成竹在胸地准备赢得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席位时，军方取消了第二轮大选，随即爆发长达10年的内战，近20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于非命，这旧日的创伤显然尚未抹平。
该地区自2010年12月以来饱受动乱之苦，有人将这场动乱称为“阿拉伯之春”，有人称之为“阿拉伯觉醒”，还有人称之为“阿拉伯革命”，其焦点是赋予公民以自由选择政府的权利。这次运动的共同宗旨是终结独裁政体，世俗的民族主义独裁政体与君主制独裁政体都难逃厄运。
土耳其虽不是阿拉伯国家，却对北非阿拉伯世界（Arab North Africa）的事态饶有兴致。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以来，在一系列世俗宪法的统治下屹立不倒，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面向奋力推翻世俗独裁统治的北非人民，将本国政治体制标榜为值得仿效的理想体制。他于2011年9月出访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这彰显出他的抱负。
两个月之后，伊斯兰复兴党（Islamist An Nahada）一举成为突尼斯联合政府的主导政党，扎根于伊斯兰主义传统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领导人埃尔多安为之击节称赏。他同样为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2012年6月当选埃及总统感到欢欣鼓舞。9月30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正义与发展党第四届党代会上，穆尔西是领衔外宾之一。
因此，土耳其和突尼斯毫不迟疑地责难开罗政变，就不足为怪了。埃尔多安影射土耳其军方分别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发动的政变，警告说这类夺权行径必将招致惨痛代价。他声称：“政变罪恶滔天。政变瞄准的是人民，亦即民主的未来。我希望每个人都勇于表达这种观念。我对西方世界感到震惊。欧洲议会不把发生在埃及的军事干预称为政变，故而背弃了自己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世俗反对派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领导人凯末尔•科勒齐达奥卢（Kemal Kililçdaroğlu）称“无法接受军事政变”。他的政党赞成议会内的超党派解决方案，谴责在埃及发生的军方夺权。
突尼斯对7月3日政变的反应同样引人注目。身为世俗主义的保卫共和大会（Congress for the Republic）的主席，蒙塞夫•马祖吉（Moncef Marzouki）总统是谴责埃及将领的首位高官，他将政变行动说成是“对民主的一记重击”。伊斯兰复兴党的拉希德•盖努西（Rashid Ghannouchi）随声附和，奋力抨击罢免穆尔西的行为，说它是“反对民主合法性的一次臭名昭著的政变”。
相反，在埃及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将军任命宪法法院院长阿德勒•曼苏尔（Adli Mansour）担任临时总统之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数小时以内便发来贺电。阿联酋、科威特和约旦的统治者纷纷追随沙特君主。
令人惊讶的是，新登基的卡塔尔统治者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Shaikh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打着尊重“埃及人民意愿”的旗号同样追随沙特。他的父王以及由卡塔尔提供资金支持的新闻业巨头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TV），曾经力挺该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便使卡塔尔成为与沙特阿拉伯相争竞的地区强国。
小国卡塔尔和大国沙特王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在他们各自对待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上固化了。教师哈桑•巴纳（Hassan al-Banna）于1928年建立穆斯林兄弟会，旨在按照“《古兰经》及其教义的诫命”重建穆斯林社会。埃及军事统治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Colonel Gamal Abdel Nasser）于1954年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非法组织，此后该组织的一位积极分子曾试图暗杀纳赛尔，但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国家镇压，迫使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流亡到沙特阿拉伯。在随后的数十载中，沙特王国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中遭受迫害的穆斯林兄弟会积极分子的天堂。在推动沙特的教育体制方面，在推动利雅得（Riyadh）为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和左翼政党而建立的跨国组织方面，这些流亡人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80年代阿富汗的反苏联圣战中，沙特政府动用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脉，招募非阿富汗籍穆斯林签字成为圣斗士（mujahedin或曰holy warriors）。
为驱逐邻国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入侵者，沙特政权1990年邀请美军进入阿拉伯半岛这片圣土，沙特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由此开始破裂。9/11袭击以后，两方的隔阂逐步升级为赤裸裸的敌对。已故沙特内政部长纳伊夫亲王（Interior Minister Prince Nayef）是位强硬派，他曾专门指出穆斯林兄弟会是沙特青年人中间的过激化势力。
无怪乎利雅得方面支持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总统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进行残酷迫害。2011年1月底，穆巴拉克的统治岌岌可危，沙特国王遂向穆巴拉克提供庇护，正如他以前为突尼斯独裁总统提供庇护一样。只不过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接受了庇护，而穆巴拉克仍旧待在自己的宫殿里。
沙特王室是绝对君主权的坚定信仰者，不赞成穆斯林兄弟会参选。穆斯林兄弟会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发祥地埃及和突尼斯大选获胜，使沙特王室坐立不安。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联手向埃及军政权提供120亿美元的资助和贷款，而美国每年的对埃援助不过15亿美元，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美国的一些共和党人敦促停止对埃军事援助，但以色列要求美国维持这笔援助，以支持《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和约》。
奇怪的是，在这场纷争中，海湾地区的独裁君主国和约旦竟与世俗主义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 Assad）总统领导的叙利亚处于同一阵营。在接受亲政府报纸《革命报》（Al Thawra）的即时采访时，阿萨德评论说，穆尔西于6月13日同叙利亚断绝一切关系，他的倒台表明穆斯林兄弟会不适于执政：“凡因政治或派系利益使用宗教者势必垮台，此理放之四海而概莫能外。”
阿萨德似乎忽视了，什叶派宗教正是他在该地区最热诚的盟国伊朗的统治基础，后者向他援助武器、现金和军事顾问，以对抗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叛乱。进而言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月7日的如下言论必定令阿萨德心生不悦，即穆尔西的支持者应该不折不挠地寻求恢复穆尔西的职位：“伊斯兰主义者和革命派不该气馁。”
重要的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追随者已决定坚持非暴力抗议活动，这一策略得到饱经沧桑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者首肯。
各方对埃及政变的反应表明，真正的要害最终在于，是否承认投票箱是唯一的权力来源。世袭统治者更青睐各个阿拉伯共和国的世俗独裁者，而非民选的伊斯兰主义总统。而这正照应了如下通行论调，即最重要的是中东和北非日久年深的逊尼派-什叶派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