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8日，举世瞩目的习奥会在美国加州上演。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精心设计、深度沟通的一次会晤。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置身迅速崛起阶段的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这种新型关系最终能否建成?不仅中美两国在期待，全世界也都在关注。
“新型大国关系”应运而生
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多次提出倡议和构想。
“新型大国关系”观念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首先是基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40年发展经验的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虽起伏不定，充满波折，但总体趋势是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螺旋上升，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这已然就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总结其中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指导未来实践，可谓顺理成章。
其次，它是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一些转变的反映。外界认为，这一转变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力量之变。中美力量对比正从一般意义上的“超”、“强”关系转向特殊意义的“老大”、“老二”关系，自然易被套进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框架内去看待。
二是战略之变。中国对外战略呈现进取和扩展态势，从陆地走向海洋，走向太空，走出亚太，走向世界;美国虽实现全球战略收缩，但重心聚焦亚太，专注海空天网。于是乎，两国战略相向而行，交汇于亚太，形成亚太“面对面”之势，并在网、空等“全球公域”展开竞逐，这是冷战后未曾有过的新现象。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三是基础之变。从冷战时期对彼此战略地位的相互再认识，到后冷战时代经贸互利合作，再到“9·11”事件后合作反恐，中美关系总是具备阶段性战略基础。如今，中美两国完成领导层换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奠定新的基础，开辟新的局面。
四是环境之变。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到第三方因素的掣肘，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易波动。
显然，面对上述变化，指导中美关系的既有原则、框架、政策，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完善和创新。
再次，它体现了中国新领导集体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意愿。“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传递着三种信息：对内，旨在凝聚共识，坚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不动摇的信念;对美，意在释出善意，表达愿同美发展建设性合作的信心;对外，则重在传递信号，以使相关国家不要误判形势，做利用中美矛盾谋取私利的迷梦。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对此积极呼应，并表示愿同中国一道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也绝非偶然。一方面，奥巴马团队意识到，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兼具多重优势因素的新型战略竞争对手，传统的遏制手法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伤害自身，“提升合作质量、强化竞争能力、有效管控分歧”才是唯一选择。而这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是契合的。
另一方面，一心想青史留名的奥巴马奉行“多伙伴”世界观和“巧实力”战略观，同中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未尝不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实践。
习主席不远万里穿越太平洋，奥巴马也从美国东海岸横跨整个美国，两人在美国西海岸相会，实际上已经在以一种不拘形式、更重实质的新方式在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某种新意。
“新型大国关系”之新，不仅需要放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去观察，也需要放在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的维度去观察。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确保的最低目标，是两国要尽量避免发生军事冲突，防止滑向新冷战。如果按照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套用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去看待今日中美关系，容易得出中美难逃“大国政治悲剧”这样的悲观结论。而现实中中美矛盾分歧之多，摩擦冲突点之多，也使得规避冲突、管控危机显得并不容易。如何利用两国业已搭建的90多种机制性交往平台实现危机预防，如何发展两国新型军事关系去有效去除冲突和危机的引爆点，是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最起码要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级目标，则是力争达成稳定的制度性框架和形成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格局，确保两国关系长期和平稳定。应该说，过去40年，中美已经实现了某种战略稳定。新时期中美之间的长期战略稳定应是什么样的呢?这正是“新型大国关系”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中国既不寻求冷战时期美苏那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也无意复制建立在相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的美欧、美日关系模式。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没有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为此，中方提出了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三个基本原则。其中平等是前提，互信是目标;包容是条件，互鉴是态度;合作是路径，共赢是理想。三个概念、十二个字，内涵丰富，路径明确，如何在未来的实践中身体力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级目标，则是中美通过努力最终开辟一条大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新模式，从而为未来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树立一种新典范。诚如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所言：“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美率先垂范，既是中美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所应肩负的重大国际责任，也可谓世界各国共同的期待。
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非异想天开，更非空穴来风。它是中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审视时代发展特点、借鉴中美关系经验、基于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总结和提炼，是一种创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一是经验条件。中美关系过去40多年的实践证明，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文化文明截然不同的大国完全有可能实现战略稳定。两国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历史经验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宝贵财富。更何况，世界不只是中国一家在崛起，而是十几二十几个国家在同步崛起。就如习主席首访时所讲的，“这个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样一种局面，使中国崛起“吾道不孤”，具有历史上大国崛起所不曾有过的战略依托和现实依据。
二是时代条件。当今世界的时代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威胁多元化”。这样一种复合性的时代条件，不仅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而且决定着新时期大国关系的基本规则，包括：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互依赖，无法回避的文明包容互鉴，应对各种威胁上的同舟共济，等等。这些规则将倒逼中美关系只能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即使在亚太地区，中美没有主权、领土或领海争端，彼此各有优势，在亚太以外的其他区域有广泛的合作从而极大抵消彼此在亚太博弈的烈度和强度，使得中美亚太和平共处也完全可能。
三是认知条件。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和平发展道路”、“命运共同体”意识、“合作共赢”思想，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和构想正是这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的延续与深化。美国领导人信奉的“巧实力”战略和“多伙伴”世界，强调要为破解“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这个“老问题”寻求“新答案”，表明其世界观、战略观也有与时俱进之意。
四是机制条件。迄今为止，中美高层对话、军事互信、地方交流和民间交流等各类机制累计已超过90种，几乎涵盖所有领域，这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任何大国之间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这为中美通过沟通对话解决矛盾、寻求合作、创新思维进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上述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路。未来的发展，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取决于理论创新，取决于脚踏实地的实践推动。
首先，需要理论创新。目前，国际社会有关大国关系的理论框架，占主导的还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以“国家实力”论英雄，以“大国兴衰”论成败，认定崛起国必然通过战争或非和平手段挑战既存霸权，而霸权国也必定以暴制暴，从而陷入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理论之所以在今天仍有市场，不仅在于它已被历史反复证实，而且已通过教科书般的灌输深入西方人的心，进而成为人们观察大国兴衰的潜意识或下意识。若据此观察中美关系，自然会得出结论，认为要么中国必然挑战美国，要么美国必然遏制中国，迟早难逃战略冲撞的历史宿命。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新型大国关系倡议之所以令人振奋，就在于如果中美双方真的能从上述特殊性中为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创建某种理论框架，不仅将突破既有的从西方经验中诞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而且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谱写新的乐章。
其次，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更加广泛的合作空间，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除了两国一些既有的共同利益，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
再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则还远未挖掘。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建立并成功运行了三轮，取得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所难以奢求的众多具体成果。这说明，人文交流既因其亲和而较少敏感，又因其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潜力无穷，可以大有作为。两军交流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个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使之成为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
第四，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到“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深化了不同层次的双边关系，也大力拓展了多边外交，相比之下，三边外交着力尚不够。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似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的“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最后，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很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我们坚持苦练内功仍是战略必需。必须坚持不懈地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比试“内功”的竞争。
正如习主席今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中谈到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目前，美国正在收缩战线、深化变革以尽快脱困重振，欧盟亦在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以图困中求变，俄罗斯坚守底线追求“伟大复兴”，各大国几乎均在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在这轮全球性大变革、大调整浪潮中，中国只能乘势而上，以扎扎实实的努力来实现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的伟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