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让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在冷战高潮期实现了向和平的过渡。肯尼迪的领导艺术在现代史上极其伟大，他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在当前仍有着直接的意义。
我在新著《推动世界》中对这个不平凡的故事进行了描述。当时很多人认为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战争不可避免。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让全球笼罩着悲观和恐惧，人们因此认定美苏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肯尼迪更有眼光。他了解危险的紧张局势大多来自两国的强硬派，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和平是不可能的。一方的举动会激起对方的强烈反应，并因此导致双方阵营极端势力的不信任越来越根深蒂固。
那个时代的“专家”谈论的是核权力平衡。他们认为双方都不会使用核武器，因为他们害怕报复。但肯尼迪意识到有些因素更加危险：事故、误判、虚张声势、强硬派挑衅或者战术失误都很容易让一方陷入恐慌之中。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迷迷糊糊就来到了核战争的悬崖边上，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如此（少数暴躁的极端份子除外），而是因为一系列的误判和强硬派施压。
危机过后，肯尼迪决心要永远脱离核战争的悬崖。在1963年6月10日非同寻常的“和平讲话”中，他告诉美国人有办法可以实现美苏和平。肯尼迪并没有简单地提出要求，而是采取了更耐人寻味也更非同寻常的举措：他呼吁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首先，我们需要审视自己的和平观，”肯尼迪说。“太多人认为这不可能。太多人认为这不现实。但这是必将导致失败的危险信念。它让我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人类注定难逃劫数，支配我们的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我们不该接受这种观点。问题是人为的，因此可以由人类自己解决。”
肯尼迪言简意赅地给出了对问题的判断：“我们都陷入到危险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的怀疑引起对方的怀疑，新武器很快招来反制武装。”他对解决方法的评估也同样简单明了：“真实公正的和平及终止军备竞赛与美国及其盟国和苏联及其盟国双方的深层次利益相互吻合。”
肯尼迪讲话引起苏联总统赫鲁晓夫的积极响应，赫鲁晓夫召见美国特使，告诉他这是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美国总统最精彩的讲话。短短几周内，双方已经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一致。五年后，第一份条约引出第二份条约，最终带来了最重要的《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
肯尼迪证实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仇恨不会永远不发生变化。无论我们的好恶看似多么不可改变，时事大潮往往会带来邻国间关系出人意料的变化。”
这条真理今天同样适用。美国再次与其他国家陷入不信任不确定的漩涡之中（全世界没有美国参与的无数冲突同样也是这样的状况）。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就是有力的证明。此外还包括美国与古巴和朝鲜的冲突，还有以巴冲突，美国作为以色列的支持者已经深陷其中。
很多人认为在所有这些冲突中，因为基本价值观及利益互相碰撞，仇恨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观点基本是错误的。以美国和伊朗为例，即使缺乏相互信任，同样不乏重建健康双边关系的理由。
可以肯定，双方正处在危险的分裂之中。美伊冲突已蔓延至叙利亚，很大程度上因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政权支持伊朗，美国现在正计划武装反对派对抗阿萨德。叙利亚内战因此日渐沦为伊朗和美国（和其他反伊国家）间的代理战争，导致大批叙利亚人沦为第三方冲突的牺牲者。
现在伊朗民众选择哈桑·鲁哈尼担任新总统，新和平提议的机会近在眼前。当然，很多重要问题需要讨论，尤其是伊朗的核野心；但伊朗周边几个国家已经掌握核武器，对整个区域构成威胁。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伊朗和他国（包括朝鲜和古巴）问题上应该采取后续步骤。十年的美国秘密战争、无人机袭击和隐蔽行动已经足够。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美国领导人用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手段来解决相关冲突。
五十年前，肯尼迪向世人证明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可以实现和平。他的勇气、远见、口才和政治技巧今天仍在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灵感和模式。我们必须优先选择通往和平之路，而不是通往战争的死胡同，这一点在当时和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