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东亚各国日渐蔓延，特别是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端、韩日独岛（日本称“竹岛”）争端、中越南海争端等一系列围绕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纷争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愈演愈烈，造成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国际上甚至出现了对爆发武力冲突的担忧。令人费解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经贸往来飞速发展，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但各国之间的偏见、猜忌甚至敌意却并未随之消失，在一些情况下反而激化了。是什么原因造成民族主义情绪在当代东亚持续发酵呢？论者常提到各国在领土、资源、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这些确实是民族主义情绪指向的焦点，但仅仅是问题的表面。也有人将这一波民族主义的勃发归咎于美国的煽风点火。美国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但却不能一概而论。
笔者认为，要理解民族主义这种连接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独特现象，需要从国际秩序和国内社会两方面做深层次的探讨。本文将以近来受到国内外关注的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分析对象，考察引起民族主义勃兴的国际和国内原因，探讨民族主义对中国周边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中国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政策。笔者希望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其物质的层面，但更重要的是其精神的层面。因此，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要继续推动经济上的互利，还要提倡精神上的互敬。
一 仅仅是领土民族主义吗？
不可否认，近年来东亚民族主义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土争端，因而被称为领土民族主义。从历史上看，领土民族主义大致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源于人们对家园或故土的热爱和眷恋，当家国沦丧之痛在同胞中扩散，被侵占、被殖民的土地就成为民族耻辱的象征，也成为激励民族解放的精神动力。另一种领土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思想相关，当国家之间围绕势力范围、海权和陆权或者所谓的“生存空间”展开激烈竞争时，领土或殖民地作为政治权力的空间坐标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这两种领土民族主义的高潮都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表现为民族独立运动和列强争霸战争。但在21世纪的东亚，各国已经实现政治独立，领土主权不再是最紧迫的政治问题。而且，各国争夺的是一些无人居住或很少人居住的岛屿或礁石，有的甚至迄今鲜为人知，很难想象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领土寄托思乡之情，或者会把它们作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的根据地。更何况，这些领土争议早已存在，在大部分时间里并未对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构成严重挑战，为什么这一次会在各国的精英和大众中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可见，这一波东亚民族主义的诉求并不只是领土。
有人指出，东亚各国争夺的也许不是领土本身，但仍然是它们所能带来的物质利益。长期以来，东海和南海一直被认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尽管围绕储量及其经济价值仍然存在不少争论，但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确实已经大规模投入海洋油气开发并从中获益，中国也已在非争议海域开发油气资源。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油气资源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自然大幅上升了。同时，对那些居住在相关海域沿岸、经济上还不富裕的渔民来说，渔业资源同样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有观点认为各国争夺的核心是油气和渔业资源。然而，并不是所有事端都直接由资源利益触发，比如韩国总统的登岛举动就很难用争夺资源来解释，日本政府“购岛”的理由也不是开发那里的油气。在越南，起初采取激烈态度的并不是从石油开发中获得利益的政府，而是民间组织。此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属于经济行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逻辑，用政治甚至军事对抗的方式争夺资源并非明智之举，还会得不偿失。因此，资源利益固然重要，但人们争夺的不仅仅是资源。
还有观点认为，刺激各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是源自历史的民族主义情绪。领土在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往往与历史紧密相连。东亚国家除日本、泰国外都背负着被殖民、被侵略的近代史，屈辱的受害者经历深深地刻入了民族的集体记忆。时至今日，东亚各国之间以及它们和西方国家之间还远没有真正实现历史的正义与和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岛屿争端与其说是领土问题，不如说是历史问题。每当发生与领土问题相关的摩擦或突发事件时，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以往的“国耻”，旧恨添新忧，爆发出超越领土、资源等物质利益的激烈反应。比如，对韩国人来说，尽管独岛（日本称竹岛）已在其控制之下，但宣示对该岛的主权象征着对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的反击和对现实中日本不愿承担甚至试图否认历史责任的控诉。对中国人来说，钓鱼岛是近代日本殖民扩张过程中窃取的中国领土，保卫钓鱼岛既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是为了伸张历史正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争议都与历史问题相关。以中菲黄岩岛之争为例，中菲之间几乎没有源于历史的情感纠葛，现实中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如此，菲律宾的一部分政治精英还是利用这一问题煽动大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动机显然在于现实政治而非历史问题。因此，尽管历史问题仍将是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能解释东亚所有的民族主义现象。
上述几种解释之所以存在不足，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地区本身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存在多样性，虽同为领土问题，但背景各异；另一方面是因为领土、资源都是具体的物质利益，历史问题也往往限于特定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这些都不足以解释民族主义的普遍性诉求。笔者认为，这一波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把领土作为最终的目标，不如说是把领土问题作为竞技场，各国的根本诉求是通过在领土问题上的较量为自己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争得一席之地。这绝不是说领土本身或者资源等物质利益不再重要，而是说造成这些争议难以“搁置”或者难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原因更多的是在精神而非物质的层面。历史正义虽然是一种精神诉求，但也必须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对个人和集体尊严的追求才能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正如民族主义学者里亚 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指出的，民族天生是竞争性的。原因在于，民族被想象为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民族成员都被赋予个体的尊严。由于这种尊严来源于作为共同体一员的身份，所以人们不仅会珍视个体的尊严，也会珍视集体的尊严，由此，就自然地对本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地位十分敏感，并致力于维护和提高本民族的声望。由于地位和声望总是相比较而言的，所以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是无止境的。
笔者认为，正是人们对民族尊严的渴望以及这种渴望不能实现时产生的不安和焦虑，构成了近年来东亚一系列民族主义现象的动因。在领土问题上，各国之所以都不愿做出妥协，是因为每一次事端即便很小，也被认为关系到国家的尊严，一旦就范就可能成为被迫屈服的先例。在菲律宾、越南等相对弱小的国家看来，对中国让步意味着承认自己软弱可欺，接受作为小国的不平等地位。在韩、日等地区强国眼中，妥协意味着在国家实力的较量中甘拜下风，承认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如对方。在中国看来，放任周边国家勾结美国挑衅、要挟中国，意味着自己在本地区的威信未能得到周边国家尊重，承认在地区事务中受制于美国。上述想法尽管只存在于各国的一部分人当中，且不一定符合事实，但民族主义恰恰是这样一种搀杂了浓厚感情色彩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民族主义者的视野中，单个问题往往具有全局性的象征意义，即便是很小的妥协也会危及民族的立身之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尊严，甚至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也是值得的。
从这一波东亚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中可以看出，上述想法已经弥漫于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态度中，这使得人们更多地从竞争而非合作的角度认识和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也使得各国政府难以通过建设性的方式处理纠纷。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围绕国际地位和声望的竞争会在今天再度激化呢？或者说，人们的不安和焦虑从何而来呢？除了一些具体的短期因素外，东亚地区在国际秩序和国内社会两个层面上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是更深层的原因，以下就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二 是美国在推波助澜吗？
影响当前东亚国际秩序的最大结构性变量无疑是中国的崛起。不论是中国自身还是霸权国美国，抑或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感知到中国崛起给地区秩序带来的深刻变革。每一方都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感到不安和焦虑。美国担忧中国正在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挑战其主导地位，并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周边国家觉得中国实力的上升对它们构成了安全威胁。中国则一方面感到没有获得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尊敬，另一方面又担忧美国正纠集一些亚太国家遏制中国的崛起。
在这方面，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美国扮演的角色。在不少中国观察者眼中，是美国趁机利用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领土争端为其重返亚太战略服务，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而在中美之间，美国才是这一系列争端的幕后操纵者，甚至在几十年前就播下了争端的火种。究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把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的竞争者，而视其他几国为盟友或战略伙伴。即便在美国也有人提出批评，指出奥巴马政府本来不应该选边，可实际表态却让人觉得是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该地区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可否认，美国确实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渔利，对地区局势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等美国高官反复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参众两院也在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了这一条。在中菲黄岩岛争端中，美国多次派核潜艇访问菲律宾，还计划向菲提供第二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艇。在中越南海问题上，帕内塔有意将访问越南的首站选在金兰湾，成为越战后首位造访该地的美国国防部长。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频繁开展的联合军演，更给人项庄舞剑之感。可以认为，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或政客之所以敢于频频触犯中国底线，背后确有美国撑腰。但是，如果认为美国就是造成一切问题的根源，则未免有失偏颇，既不利于认识问题的复杂性，也不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第一，近年来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惧确实日益加深。这中间尽管包含很多无知和偏见，但从威胁认知的角度看，它们和美国一样对中国的崛起深怀戒心。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正好发生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这对日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一些人甚至把日本描绘成中国实力上升的“受害者”。日本的政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钓鱼岛已经不仅仅是领土或资源问题，而是判断中国对外政策是否走向“扩张“的试金石。在越南，一些分析家也以类似的眼光看待南海问题，甚至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应该看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日益加深的不对称性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因素。在安全上，如果缺少美国的支持，没有哪个东亚国家具备威慑中国的能力，形成了不对称的均势（asymmetrical balance of power）。在经济上，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日本和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大，形成了不对称的相互依存（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不对称性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对周边国家来说，引入域外势力平衡中国的力量是自然的选择，它们和美国之间是互有需求、互相利用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一方被另一方操纵。它们的目的与其说是围堵中国，不如说是通过平衡外交追求本国的自主性。
第二，周边国家对美国也心存疑虑。各国的共同担忧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不一定能解它们的燃眉之急；美国还可能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出卖”它们。此外，与作为美国盟国的日、韩、菲不同，越南对美国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少越南分析家清醒地看到，美国依然视越南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异端，不可能为其提供安全承诺。而在越南人民中，越战的历史伤痛还远未抚平。所以，对越南来说，“联美制华”只能是权宜之计。即便是菲律宾也明白，《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未规定一方在另一方受到武力攻击时自动做出反应，只是要求双方协商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而且条约完全没有提到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发生冲突时的反应。
第三，美国对待东亚民族主义的态度并非一概地煽风点火，而是有所区别。当一些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矛头指向中国时，美国往往乐观其成。特别是身处美国卵翼下的日本和菲律宾，其对华态度越强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就越深。事实证明，它们与中国的争端给美国提供了强化其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机会。但美国的介入也分轻重缓急。当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美试图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时，美方没有与他谈到南海有争议的问题。当中日关系因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国有化”政策而急转直下时，国防部长帕内塔和一些美国前高官先后访问日、中两国，企图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显然，对美国来说，营造适度紧张的局势，有利于强化其霸主地位；但也要有所节制，不能任由紧张局势升级，以免自己被卷入与中国的冲突。另外，当对立发生在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的盟国之间时，美方立刻就有声音出来喊停，试图为日、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降温。
总之，民族主义在外交上的根本诉求是在国际体系中谋求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地位。周边国家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寻求美国的介入，但如果美国的存在触犯了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和尊严，同样会遭受民族主义的反抗。因此，如果认为近来诉诸民族主义的一些国家只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充当马前卒，就不仅误读了这些国家行为的根源，而且容易陷入冷战思维，像当年的美、苏一样因轻视民族主义的力量而犯下严重错误。
三 民族主义浪潮中的精英与大众
分析这一波东亚民族主义的国内背景可以发现，各国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催生民族主义现象的重要因素。在国内政治中，民族主义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动员大众的政治谋略（精英民族主义），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大众参与的政治形式（大众民族主义）。在前一种情形下，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地动员民众，目的可能是为了塑造民族认同，强化国家主权，也可能是为了牟取个人私利，或者证明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在后一种情形下，民众自下而上地介入政治，一方面表达对外部挑衅行为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诉诸更强硬的行动。在现实中，要分清民族主义的动因究竟是来自精英还是大众往往十分困难，两种情形也经常兼而有之。粗略地看，近来日本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政治精英的煽动，越南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民众的自发情绪，韩国的民族主义则同时受到大众和精英的推动。本文无法面面俱到地剖析各国的情形，以下主要从比较的视角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归纳。
众所周知，此次中日钓鱼岛风波的直接起因是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阴谋。历来反美的石原先是跑到美国宣布“购岛”计划，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谋求美国支持；继而在日本煞有介事地掀起募捐活动，大造与中央政府“竞买“钓鱼岛的声势；紧要关头却突然转向，放弃“购岛”，把制造中日危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后辞去知事职位，带领右派政党进军国政，当选国会议员。显然，石原利用领土问题煽动舆情，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对此，日本的政界、舆论界本应有清醒认识，却不加阻挡，反而众口一词地攻击敢说真话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而日本政府也是随波逐流，抛出“国有化”计划，令事态升级。
之所以造成如此局面，是因为近年来日本政局不稳，年年换相，不论哪个政党都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政府的权威和效能日渐弱化。在此情况下，右派势力企图利用“中国威胁论”，煽动民族情绪，强化政治权力。对此，长期关注日本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尖锐地指出，日本正在转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一些政客希图通过右倾化实现政界重组，形成更稳定、更有力的政府，此举在国内能捞取选票，在国外却引起与邻国的敌对。
与日本类似，菲律宾的民族主义也主要存在于精英阶层。菲律宾虽然早在1898年就宣布独立，但独立的同时沦为美国实际上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伴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最终赶走了美军基地，但也从此失去了唯一的民族主义标靶。菲律宾又是一个由7100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在族裔、语言和文化上千差万别，缺乏统一的前现代历史，不仅迄今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民族认同，而且还受到族群、宗教和政治分离势力乃至恐怖主义的困扰。在2012年的黄岩岛争端中，菲律宾一度给外界留下民族主义“高涨”的印象，特别是其政治领导人频频诉诸强硬言行。但实际上，在这场民族主义的表演中，菲律宾国内民众反应冷淡。备受关注的反华游行，最多时也只有五六百人参加，其中还包括了警察、记者和围观者。在媒体上，黄岩岛尽管也算重要新闻，但远比不上国内政治问题和娱乐、体育事件，底层民众连黄岩岛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菲律宾政界，对华强硬并非主流，大部分政治家仍主张谈判解决。即便是组织示威的并肩公民行动党（Akbayan Citizens‘Action Party，简称并肩党），也不以反华为主业。该党在菲律宾是一支代表劳工、农民、青年、妇女、同性恋者、城市贫民等边缘人群的政治力量，外交上是反美多于反华，每当美军到菲律宾补给时，必在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此次之所以选择南海问题作为吸引眼球的议题，一是因为穷人们虽然更关心生存问题，但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对与一个大国的摩擦会感同身受，对领土主权也会有情绪；二是因为并肩党是执政联盟的成员，是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政治盟友，正期待着与后者在下次选举中合作。对该党来说，南海问题只是一个短期利用的工具而已。当然，菲律宾政界也有一些政客力主对华强硬，建议国会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对并不富裕的菲律宾民众来说不可或缺，“抵制中国货“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出位表演。
所以，此次菲律宾的所谓民族主义运动只是总统及其周围少数人玩弄的政治伎俩。阿基诺三世自上台以来，一直面临经济不进反退、民意支持率一路下滑的困境。他炒作南海问题，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民怨，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军方对他排除异己的不满。但这种“攘外以助安内“的策略，丝毫无助于解决就业、贫困等实际问题，因而难以在菲律宾民众中掀起多大波澜。
相比之下，越南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反应大相径庭。媒体集中报道，年轻人轮番游行，退休官员和军人、学者以及民间组织纷纷批评政府看上去的不作为，甚至显露出政治分裂、社会不稳的危险信号。不可否认，近年来越南的对华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局势，一方面经济交往迅猛增长，另一方面政治猜忌日渐加深。频繁发生的海上摩擦周期性地刺激越南的民族情绪，2011年发展成连续十周的反华游行，至今势头不减。事实上，越南民众对中国的疑惧不限于南海问题，随着中越经贸往来的空前繁荣，中国商品、投资乃至工人大量涌入越南，在一些越南人眼中已经“威胁”到了越南的国家安全。2009年越南民间对中国企业参与承包西原铝土矿项目的强烈反对，更使得环境、资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领土主权等传统安全问题纠结在一起，引起反华民族主义的连锁反应。一些知识精英还宣称，当年与美国的战争只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与中国则是领土主权、国家利益之争，为“远华亲美”的战略提供理论支持。
这种自下而上的大众民族主义对越南政府的压力日益增大。随着革新开放政策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南的社会结构逐渐走向利益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民间组织经由互联网活跃起来，积极投入到内政和外交问题的争论和批评中。而南海问题的激化，将领土主权问题与政府合法性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反华民族主义成为一些民间组织乃至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合法性的工具。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样表现出自发性。在外交上的倾向，一是不妥协、不让步的态度，认为各国理应主动改弦更张，以表示对一个强大了的中国的尊敬；二是执着于中美关系，认为中国只有通过与霸权国美国的较量才能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其中隐含对亚洲邻国的轻视。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不少人指责政府具有灵活性的外交政策过于软弱或不作为，主张采取更主动、更强硬的行动。一些评论家也为这样的思维方式提供理论引导，《中国不高兴》、《中国海权》等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书受到追捧。其核心观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阻碍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敌对势力。国外有学者把这一倾向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地缘政治转向。也有人认为中国正开始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追求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并且正在酝酿一个旨在建立现代版华夷秩序（Sino－centrism）的大战略。基辛格则在其《论中国》一书中称这样的思想为“必胜主义”，并敏锐地指出，此类主张虽没有得到政府的首肯，但“说出了许多当前思潮的潜台词”。
毋庸置疑，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方面大大增强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滋生出一股虚骄之气。一些人对外部世界不再抱坦诚理解、谦虚学习的态度，有时甚至不屑一顾，转而诉诸简单甚至粗鲁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急于改变被视为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渠道还不够畅通，围绕外交政策的理性探讨还不够充分，结果是，不论是弱势群体的受困心理，还是强势群体的自大心态，都指向过激的民族主义。
韩国的这一波民族主义可谓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从表面上看，是韩国总统李明博的登岛行为触发了韩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般认为，李明博的这一举动首先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需要。当时他的兄长和亲信正陷入腐败丑闻，他本人有被牵连的风险。考虑到以往的韩国总统多有下台后被追查的苦楚经历，李明博似乎是想抓住机会博得一些人气。他此举也颇有成效，登岛后支持率立即上升了9个百分点。
但是，韩日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着火点。2011年5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主张该岛主权的中学教科书；2012年2月，日本政府表示会认真考虑岛根县提出的在国家层面设立“竹岛日”的建议。这些都引起韩方的强烈抗议，为李明博之后的强硬举动做了铺垫。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国国内出现了把登岛与慰安妇问题相联系的声音。2011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在韩日两国围绕“慰安妇”的赔偿请求权问题仍存在纠纷的情况下，韩国政府未努力解决问题，侵犯了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属违宪行为。此后，韩国政府不得不两次正式向日本提出双边协商建议，李明博本人也在首脑会谈时直接提出谈判要求，日方均不予理睬。对一直标榜韩日关系良好的李明博来说，这等于告诉世人他对日方毫无影响力。此后，李明博还通过驻日大使向日本提出此事，仍未得到回应。有观点认为，李明博正是感到束手无策，才诉诸登岛行动。可以说，正是韩国社会对领土和历史问题抱有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使李明博这样一个被认为亲美、亲日的政治领导人也不得不表现强硬。在韩国，精英和大众都可能诉诸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这一波东亚民族主义虽然都涉及领土问题，但背后的政治动因和社会条件纷繁芜杂，很难一概而论。有的国家政府衰弱或不稳定，给民族主义政客煽动舆情、攫取权力提供了机会，如日本；有的国家政治领导人支持率下降，靠动员民族主义赚取人气，如菲律宾和韩国；有的国家从独立斗争的历史中淬砺而生，且至今存在与别国的历史纠纷，大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受到外部刺激就可能爆发，如韩国、中国和越南；有的国家国内族裔、语言差异大，且存在分离势力，民族认同仍较单薄，民族感情还不强烈，如菲律宾；有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民众对更多个人尊严和更高国际地位的期待十分强烈，当这种期待不能实现时又产生挫败感和焦虑感，造成民族情绪的激奋，如中国、越南；还有的国家因国际地位相对衰落而感到不安，如日本。此外，各国近年来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长期影响和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短期冲击下，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民众中不安、不满的情绪日增，民族主义遂成为倾吐郁积或寻求慰藉的避难所。
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府权威较弱、民众参与较强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更容易高涨；在政府权威较弱、民众参与也较弱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只是短期利用的工具；在政府权威较强、民众参与也较强的情况下，民众施压于政府，政府则力图管控舆情，两者之间容易产生紧张关系，民族主义呈现不稳定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权威的强弱常常因为领导人更换、执政党轮替、经济状况起伏等因素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而难以准确预测和把握；而民众参与的强弱则是一个长期的、可预见的过程。在东亚地区，民众的力量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因而各国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大众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冲击。从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角度看，应当把民众参与较强和较弱的情况区分开来，把煽动民族情绪的少数政客、媒体和大多数普通民众区分看来，既充分注意到国内外民族主义情绪的严重影响，又不夸大事实，人为地把民众中“沉默的多数”推到强硬派那一边。
四 营建互利、互敬的周边关系
这一波东亚民族主义的勃兴再次警示我们，不仅要看到国际关系的物质层面，还要看到国际关系的精神层面。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感情，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不能一概否定。但民族主义又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常常对外交和国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最终令自己国家反受其害。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经济互利固然有助于防止对立进一步恶化，但不能消除偏见、误解和怨恨。反过来，民族对立情绪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其他领域的合作。事实证明，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导致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如抵制外国货；也会导致外交问题的军事化，如军备竞赛。民族主义还会诱使人们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看待与他者的关系，把国际政治视为胜负分明的零和对局，这些都不利于一国国民养成健康、成熟的对外观。
在当代东亚，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和国内社会的不平等性都有加深的趋向，这成为滋生嫉妒、傲慢和敌意的温床。因此，未来不论是政府、政客人为的煽动，还是民众自发的觉醒，都可能再次掀起民族主义的浪潮，导致地区局势的紧张和民间感情的进一步恶化。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的精英和大众都应该有更理性、更客观地加以认识。对抗只会让各国的强硬派愈加得势，让温和、理性的声音日渐衰微；只有对话才能增信释疑，缓解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
从国内看，政府一方面要善于倾听民众的声音，增加民众的参与，提高外交决策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要保持冷静和客观，耐心地引导舆论，而不是被舆论左右，更不能站到理性的反面。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民众将日益积极地介入外交，只有建立起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将民众的诉求有效地纳入外交政策，也才能让民众更好地理解外交政策，最终在整个社会用开明的国家利益观取代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国际上看，东亚各国由于历史原因都格外珍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放弃民族主义的诉求。所以，领土争议等涉及主权的问题仍将长期困扰各国之间的关系。对此，中国除了通过经贸往来促进互利、通过外交沟通促进互谅之外，还应该在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培养互敬的精神，力避自我中心式的言行，真正做到与所有国家都平等相待。在这方面，应该继续推动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遇到分歧应该更多地诉诸对话和协商，而不是展示或运用实力。同时，中国需要认识到，由于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不对称结构，仅仅依靠双边外交无法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只有通过多边外交，才能用地区主义平衡民族主义，使各国逐渐认识到，追求国家利益的更有效途径是把自身利益融入到地区的公共利益之中。在这方面，推进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谈判，加入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ECP）谈判，以及与东盟国家就制定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展开商谈，都将是有益的举措。总之，如何与东亚各国共同塑造一个相互敬重、共享尊严的地区秩序，是未来中国处理周边关系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引导东亚民族主义朝着理性方向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