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风潮的推动力来自自由、面包和社会公正的要求。但是，尽管革命颠覆了独裁者、改变了社会，但这些核心目标扔像从前一样遥远。事实上，阿拉伯之春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甚至变得更加紧迫了，严重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前景。
突尼斯和埃及的失业率几近翻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枯竭。旅游收入随虽然坚挺，但也在下降，财政挑战也依然严峻。但经济紧迫性并未反映在缓慢（如果不是没有的话）的政策反应中。
比如，埃及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GDP的11%。但该国领导人还在急需的IMF贷款条件上扯皮。政府在去年削减了燃料补贴，但并未增加进一步的改革，总统穆尔西在宣布实施必要的增税后马上把这一措施推迟了。
埃及几乎所有的政治相关利益者（其他阿拉伯过渡国家也一样）都知道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人民和决策者都不希望承担改革的社会和政治成本。在敏感而不确定的政治气候下——几乎天天爆发新危机——经济改革一再中止并不令人奇怪。
政客们明白，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团结在短期是不可调和的。削减食品和能源补贴以降低财政负担不可能让你在埃及赢得支持，因为埃及人均收入的四成用于食品。因此，政治成了加强财政健康的约束。与此同时，狭隘的IMF药方有放大政治动荡的可能，人民已不再惮于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不满。
近期的经济改革僵局凸显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欲改革补贴和税收制度，必先重新规定社会契约。长期以来，社会契约的内容是用财富分配换取政治顺从。但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和失业高企的时期，这样一场运动对政治家个人甚至个别国家来说风险太大。
为了创造经济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空间，阿拉伯领导人必须抛出地区增长契约——类似于马歇尔计划——以刺激旨在重振经济活动的投资。一旦经济开始扩张，改革补贴计划就会容易得多。
此外，建设竞争市场是确保可持续GDP增长的关键。在这方面，地区贸易壁垒——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问题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还要普遍——必须打破。通过同意这一契约，阿拉伯国家将能致力于改革补贴制度、减少跨国经济往来限制。
繁荣的地区维度在阿拉伯世界长期受到忽视。但微弱的地区联系局限了小企业的增长潜力，迫使它们依赖国家支持。尽管阿拉伯领导人经常把土耳其当做希望的灯塔，但他们很少承认，如果不追求地区协同效应，土耳其当前从“欧洲病夫”向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的转型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一联系对埃及和突尼斯尤其重要，除非利比亚劳动力市场重新开放——传统上，利比亚吸收着来自北非诸邻国的移民——否则埃及和突尼斯很难降低失业率。而尽管突尼斯的状况似乎最为乐观，但要命的投资短缺有可能使改革夭折。在欧洲饱受危机折磨的前提下，来自资源丰富的阿拉伯邻国的资本流入是突尼斯最大的希望。
除此之外，阿拉伯国家必须逐渐增加发展支出。该地区现有开发银行作为协调和委托实体大体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因此需要建立模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新机构来管理地区援助，比如承销经济转型的成本。新投资实体，比如主权财富基金和伊斯兰金融也可以帮助信用饥渴的企业融资。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必须让当前援助措施合理化。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政府总是把钱浪费在问题上，富有的波斯湾国家实际上补贴着它们陷入麻烦的邻国的公共服务。过去两年来，沙特向也门提供了30多亿美元。卡塔尔自2011年以来向埃及提供了50亿美元，并承诺还将提供30亿美元。阿联酋最近也承诺向巴林提供25亿美元。但无条件的援助只能拖延干戈，因为这削弱了预算约束，从而减轻了决策者的压力，创造了道德风险。
阿拉伯之春暴露了不仅存在于个体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整个地区的断层线。这不但需要重新定义人民和国家间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将阿拉伯国家分为赞助过和受赞助国或资源富裕国和资源贫乏国已不再合适。协助邻国经济复兴、刺激政治过渡是整个地区的利益所在——包括并不面临迫切革命威胁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