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用两分法看待欧洲。法国总统奥朗德一直在挤眉弄眼地意欲建立新的拉丁区，让西班牙和意大利加入法国的反对财政紧缩阵营。在这一点上，拉丁优势形成了一个更广的关于国家确保收入和创造财富、更少地沉迷于个人工作的“新教主义”的观点。
这一方案一点都不新奇。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加姆本（Giorgio Agamben）最近所强调的，这从战后伊始就开始了。1945年8月，法国知识分子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向戴高乐将军建言新外交政策，提出要以介于盎格鲁-美利坚资本主义和苏维埃-斯拉夫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为基础。
但这并不是最老旧的法国欧洲观。19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拉丁货币联盟，它包括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拿破仑把这视为单一世界货币的潜在基础。
英国经济学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当时回应说，大概会存在两大相互竞争的世界货币，他称之为拉丁和条顿。白芝浩所说的条顿似乎是指新教世界：从内战恢复元气的美国、德国和英国。他对哪种货币会胜出坚信不疑：“假以时日，一个有一个国家会进入最适合它的联盟；看看条顿竞赛中的商业活动，再看看拉丁竞赛中的死气沉沉，毫无疑问条顿货币将是最受欢迎的。”
以宗教区分经济的现代趋势受马克斯·韦伯对新教工作伦理的深思的刺激。但这一解读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无法解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等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地区的活力。
一个更好地理解经济差异的方法是把它们看做不同制度和宪政安排的产物。在欧洲，这一差异产生于两次革命，一次是和平而促进财富的（1688年的英国），另一次是暴力而毁灭性的（1789年的法国）。
17世纪末，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革了挥霍无度的专制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命，威廉和玛丽获得王冠后成立的英国政府采取了新的债务措施。议会——代议制机构——对预算进行投票，这保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需要为其政府产生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他们有了强大的激励对支出予以控制，以确保他们的债务可以偿付。
这一宪政安排限制了追求侈靡生活（和军事扩张）的挥霍性开支，而这正是早期现代独裁君主体制的特征。其结果是英国国家借贷成本的大幅下降和功能良好的资本市场的产生，从而让私人借贷成本也跟着下降。代议制政府及其逻辑产物——民主原则成为良好债务管理的经典模式。
与英国宪政主义不同的模式是旧制度法国。时不时出现的官方破产要求延长国债到期日、降低利息支付。但这一解决方案提高了新债的借贷成本，因此法国开始考虑英国模式。问题在于他们的模仿颇为拙劣。
美国独立战争大局已定后，法国精英并没有回到违约的老路上去——最近一次是1770年——而是竭尽全力避免这一结果。由于担心系统太过脆弱，政府在1787年打开了金库，援助在操纵重组的东印度公司股价的投机风潮中损失惨重的私人投资者。
但这立刻带来了问题：现有税收制度已经达到了极限，除非结束长期存在的特权和免税，否则就不可能在增加收入。最后，大面积充公成为唯一的可行方案——以创造国家财产作为发行国家债务的基础。但这一手段并没有让财政恢复平静，而是导致了对国家可以和应该做什么的进一步猜测，加剧了社会紧张。
坚持不违约原则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其教训是如果债务太重或不惜一切代价偿还债务，政治制度就会崩溃。这与英国的局面正好相反。在法国，不存在运转充分良好的市场可以区分不同的风险。国家吸收了运转不良的市场产生的损失，从而失去了信誉。
法国的经历带来了高昂的长期带价：法国社会在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比英国更穷。但法国革命也创造了强大而具有吸引力的社会转型神话。继专制君主之后成为政治威权的“国家”（nation）并没有抛弃有缺陷的债务管理方法，而是仍停留在专制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