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双方关系紧张的今天，冷静地看待对方很不容易，但是双方的认知直接会影响到决策并且带来重大的结果。
在很多人看来，安倍晋三执政以来的半年内，日本正在急速地全面地右倾化，例如安倍晋三本人提出的“侵略定义不定论”，“村山谈话不继承论”，高调推动修改宪法，否认侵略历史，加强所谓的传统教育，增加自卫队军费等，副首相麻生太郎等四名阁僚加上168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超过历年规模，代表新政治势力的桥下彻发言否认“慰安妇”存在等。
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表示了高度的警惕，连盟国美国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忧虑。对日本部分政治家的极其不负责任和混淆黑白的言行，当然要表示愤慨和警觉，需要同这些非正义的成分坚决斗争，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于感情化地预测，特别需要注意不要预设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化的认知结论。
认知（perception）是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变量，因为认知是政策判断的前提。但现实是正确的认知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对方的真实意图不可能完全知晓，而且会根据现实的情况而不断变化，这种认知的不完全正确性，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就会很容易导致误认知（misperception）的出现。
而一旦不正确的认知部分占了主导就会产生负面的“镜像效应”（mirror-image），即在自己预设的误认知的框架内“过滤”有关对方的信息（把那些能够证明自己预设的信息留下，常常无意识地过滤那些同自己的预设相悖的信息的倾向），打个比方有点像在用哈哈镜照人，而思维的惯性进一步加强了“镜像效应”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误认知则又不断地被“再生产”的危险。
与此同时，认知还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的预设认知以及由此采取的一些措施，会被对方当成重要信号来解读并构成对方认知的重要材料，同样的逻辑一方的误认知以及相应的信号会对对方误认知生成的产生“哺育”作用，反过来后者的误认知和信号再次反馈到前者，造成误认知和相应信号的升级，以此类推误认知的“相互哺育”（mutual feeding）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最终让双方的互疑成为常态极大地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笔者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为“误认知的困境”（dilemma of misperception），可以看到上述的“误认知的困境”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认知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时候敌人事实上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不一定本身就存在。
在中日双方关系紧张的今天，冷静地看待对方很不容易，但是双方的认知直接会影响到决策并且带来重大的结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双方都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对于对方的认知是否比较符合实际或者比较正确，有没有出现“哈哈镜现象”。上述的逻辑框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用的理性思考的工具。
日本是否已经全面右倾化
当下，从日本来说对华认知的关键，在于判定中国是不是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走上了地区扩张道路，从中国来说对日认知的关键，在于判定日本是不是已经全面右倾化走向军国主义复辟道路。本文侧重分析中国对日认知，日本对华认知的另文探讨。
如果中国判定日本整体已经全面右倾，很自然可能产生以下的结果。首先在对日外交努力上产生消极情绪；第二可能无意识地寻找证明这个判断的证据（在当前似乎很容易），第三制定对应日本全面右倾化的反制政策。而中国的反制日本措施会作为强有的信号反馈给日本，帮助哺育和加强中国推行“强硬外交”的那部分日本对华认知，为了对应中国的“压力”，日本就会作出相应的反反制措施，这样双方的互信越来越少，互疑越来越多，认知困境的螺旋式上升加大了双方冲突的概率，事实上双方最初希望通过自助努力获得安全的结果却正好相反，即安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他国的负面认知的判断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如果这个判断是误认知将会带来几何式增加的相互敌意。笔者认为目前判断日本社会已经全面右倾证据并不充分。
首先，我们要冷静和严格区分日本部分政治家的右倾化（甚至右翼）和日本民众的普遍右倾化，两者会互为影响，但不能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毫无疑问安倍内阁的右倾色彩浓重，这是不是等于日本政坛全面保守是另外一回事。尽管中日关系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跌入低谷，但是冷静地回想民主党在历史问题上的处理是相当出色的，首相和几乎所有内阁成员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在对吞并韩国慰安妇问题上表示了诚恳的道歉，如果没有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本来可能有大发展，这就说明至少日本政坛不是铁板一块。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的公明党，就不愿意同自民党共同发表执政宣言也是一个证明。而用部分政客的言行来判定整个社会是不是右倾就更需要谨慎了。
《朝日新闻》5月2日的舆论调查显示，54%受访者反对自民党修改宪法96条来放宽修宪门槛（赞成为38%），对于宪法第9条52%回答不需要修改（回答需要修改39%）。《每日新闻》5月3日的舆论调查则显示，46%反对修改96条高于支持的42%。尽管很多日本人希望宪法修改，但是对于自民党在不讨论如何修改而先从手续上入手降低门槛的做法显示了高度的警惕，正因为这样，自民党在参议院的选举纲领中放弃写入修改96条的内容。
《日经新闻》与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初共同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尽管近九成日本人认为中国可能构成军事威胁，但是赞成强化日本防卫能力仅五成左右。日本政坛的急速向全面右倾化发展不大可能。要记住安倍晋三去年高票当选首相并不是因自民党人气高，而是因为选民们对于民主党的失望，这属于逆淘汰的结果。
有人认为目前安倍晋三的暂时克制主要为的是参议院选举，如果成功，安倍晋三将会原形毕露。但是应当看到过度右倾化的任何挑衅行为不会没有代价，近期的事实证明在外交上会牺牲同中韩甚至美国的关系，而在国内会造成社会分裂，失去民众支持和遇到来自其他政党的反对。对于石原慎太郎那样的民粹主义，即使那些相对保守层也保持警惕，在他们看来石原是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而且由于石原的介入导致修改宪法变得希望更小。
第二，需要认识到希望日本不出现右倾政治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关键不在于彻底消除他们的存在，而在于如何缩小他们生存的土壤。日本政治家右倾化的动机大致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类可以称为“天然右倾者”或者“坚定右倾者”，他们往往是顽固否定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的极右翼，日本存在的极右保守层民众是他们能够生存的土壤，对于这些人说什么中日友好大局为重都是没有用的。
第二类可以成为“机会主义右倾者”，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能否因为显示右倾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当双边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外交问题上的强硬即使不会得分，也不至于失分（至少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保守选民的支持）是这些政治人物的主要逻辑。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选票和政治利益，这一点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不是你做什么工作就能够做好的，中国能做的就是不让这些政治家有大展拳脚的土壤。中国越是高声地反对就越是帮助这些人成名，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观者”就无形之中转变成为了抵抗中国的外来强压的“民族英雄”，结果是中国同日本民众的对立产生，把原先一部分并不支持右倾政治家的人推向他们。
笔者在日本多年的判断，日本国民中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并不偏右，中间道路的人很多，这些人群是摇摆的（swing group），他们在政治上更加关心的是经济问题，而对于政治的右倾化的关心是偶尔性（occasional）的，但部分政治家要利用一些话题，把一部分选票往自己的阵营拉拢就需要一些话题，还需要国际上的“协助者”，而中国越是高调就中了他们的计算了。近年来，中国对日外交已经明显改善了以前高调批评的做法，例如外长王毅上台后一次都没有对日本正面表态，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谈话既用词克制但又充分表明了中国立场。
认知是决策的基础，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在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不在于最终谁控制了钓鱼岛，而在于双方如何认知对方，这是一场智力游戏，而如何避免误认知的困境将真正考验双方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