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或者说美国“转身亚太”(the pivot to Asia)是目前国内外学界、战略界热议的战略性话题。在美国搞战略东移已经从战略计划转变为政策现实的情况下，搞清楚美国战略东移的性质或者说战略本质，就成了搞战略分析、尤其是分析亚太战略态势以及中美关系性质及其形态的起点和首要问题。只有搞清楚美国战略东移的性质或者说战略本质，才能澄清美国战略东移引起或折射出的一系列战略表象以及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妥善谋划战略对策。
对于美国搞战略东移，目前国内外战略界的基本共识是，自2011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确实实质性地迈开了战略东移步伐，并开始按战略东移思路安排其全球战略，包括政治上拉紧其与日、韩、澳、菲、泰等盟国的同盟关系及加强与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国的战略关系；军事上加强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和军力投入，经济上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
如何看美国战略东移的性质？是战略进攻性质还是防御性质？对这一本质性问题，国内外学界、战略界存在完全不同的多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搞“战略东移”是为了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崛起，因而是进攻性战略活动。国内不少人，包括一些媒体、网民及学术界、战略界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例如，有专家撰文认为，美国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其亚太军事战略是从“看管和威慑中国”转向实战性地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并指出其根源在于，美国决策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挑战明显被视为超越了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德国，甚至超越了冷战时期的苏联”。美国战略界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或极力推动美国“东移战略”朝这一方向演变。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美国搞“战略东移”固然是对中国加速崛起的战略反应，但未必就是为了遏制中国或采取强力措施阻止中国崛起。如美国战略界约瑟夫·奈等人就撰文表示美战略东移不是为了遏制中国或阻止中国实现战略崛起，而是为了防止美国被崛起的中国从亚太“挤”出去，是为了“不错过亚太崛起这班车”。中国战略界也有不少人持同样的观点，认为美国战略东移的战略本质是“以攻为守”。
笔者是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即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搞战略东移，其性质是“以攻为守”，是对中国崛起及亚太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这两大战略进程的战略反应，但不能简单地把美国战略东移与遏制中国崛起画等号。最少在目前，美国搞战略东移还没有以遏制中国崛起为其主要战略诉求，战略界因而不能、也不应认为美国搞战略东移在目前阶段是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要战略诉求。
一再推迟的“战略东移”
冷战后美国曾数度有过将其全球战略重点由他处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冲动。美国国防部长贝内塔2012年6月初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就坦承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曾要求将其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当时冷战刚结束，因柏林墙“坍塌”、苏东剧变，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压力骤然减小，中国又出现1989年政治风波，美国战略界有人认为美国有必要把其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把对苏遏制转化为对华遏制，进而用搞垮苏联的那一套办法搞垮中国。美国当时也确实为此而采取了某些前期行动，如在大幅裁减驻欧美军的同时，却坚持在东亚的“前沿部署”战略不变、在日韩驻屯10万美军的战略部署不变。但是，恰在此时，发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美国为控制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发动了海湾战争，彼时，美努力争取中国同情美国，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美国打海湾战争。其结果是，苏东剧变后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有所缓解，美国战略重心虽然由欧洲转了出来，却没有转到亚太，而是移到了海湾地区，其第一次战略东移计划半途搁浅。
1999年爆发了科索沃战争，围绕科索沃战争，中国与俄罗斯合作，与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对抗。科索沃战争期间，因美机“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尤其引起中国的强烈战略反弹，而中国加速崛起和国际威望的提升也再次引起美国战略界的新警觉，美国战略界因而出现了冷战后谋求战略东移的第二次战略冲动。科索沃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战略界就接连出台文件、报告，再次主张把美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包括计划将其60%以上的核潜艇和航母战斗群调往太平洋地区，调整驻韩驻日美军，加强从关岛到马六甲海峡的美军基地配系等。但稍后因发生“9·11”事件，美国战略重心不得不转向大中东地区和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在全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美再次谋求中国支持其实施全球反恐战略，美战略东移计划因而不得不第二次搁浅。帕内塔也坦承“9·11”事件及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反恐“打断了”美冷战后的战略东移计划。
美新一轮战略东移计划最早见之于奥巴马总统2010年8月31日的一次广播演说。在这次演说中，奥巴马明确宣布了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表示要把美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以及重振美国经济，以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尽管在奥巴马做东移宣示不久，就出现了所谓“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相继陷入混乱，美欧甚至发动了利比亚战争。但是，这一次的阿拉伯—大中东之乱未能像前两次那样拖住美战略东移的决心。就在阿拉伯—大中东乱局进入高潮之际，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盖茨、美国助理国务卿兼东亚太平洋事务主管坎贝尔、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贝内塔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分别于2011年6月3日、10月10日、10月23日和11月10日，或发表谈话、或发表文章，以不同方式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国决心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至亚洲—太平洋地区及东移的具体步骤等。如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11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明确宣称亚太已经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美决心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并对美21世纪亚太战略部署进行了全面阐述。
为什么这一次阿拉伯—大中东乱局未能像此前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和“9·11”事件那样拖住美国战略东移的步伐？其直接原因是中国及亚太崛起已经明朗化，成为国际政治现实，而在此前10年、20年，中国崛起和亚太崛起还只是一种战略预测，是“未来时”。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从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进而达到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124%、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50%左右，而在此前10年，中国经济总量还不过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20%、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生产总值也在2011年超过美国。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军备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如“神8”升空、第一艘航母下水试航、歼—20试飞等。此外，中国崛起还带动亚太一大批新兴国家崛起，亚太开始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区。美国战略界、决策界尤其对亚太军费开支总和在2011年实际上已超过欧洲这一新情况表示格外关切。
美国决策界在进行一系列战略东移宣示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贯彻东移计划，使之进入实施阶段。2011年以来，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其他要员接连不断出访亚太国家、发表有关美国亚太新战略的文章、谈话等。尽管中东陷入乱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美国“维持秩序”，美国却出乎意料地不管不顾，坚持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避免深度卷入有制造“洛克比空难”罪行的利比亚，对叙利亚局势也“畏首畏尾”，失去了冷战刚结束时一超独霸的“豪气”。为贯彻其东移战略，美尤其加大了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和军力投入。美虽然因财政困难计划在未来5年缩减国防开支2610亿美元、未来10年更缩减国防开支4890亿美元、未来海军大型战舰保有量从2010年计划的346艘剧减至246艘、并下决心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裁撤驻欧美军、减少介入中东事务，却仍然坚持决不削弱其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在2012年6月初举行的香格里拉会议期间，美新任国防部长贝内塔更宣布到2020年，美将把其海军战舰的大部分调至太平洋地区，使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大战区的战舰比例由现在的“一半对一半”转变为60%比40%，包括向太平洋地区派驻11艘航母中的6艘以及大部分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和潜艇等。美还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开辟新军事基地，增加在亚太的军演等活动，继续加强其在亚太的同盟体系，以及推出以中国为军事对手的“新军事大纲”和“空海一体战”计划]。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战略界有不少人认为美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来势汹汹，剑指中国，因而意在遏制中国、强力阻止中国战略崛起。
美战略东移与继续推进中美合作关系并非必然对立
其实，美国是否为因应中国崛起而搞战略东移是一回事，而是否通过战略东移而遏制中国崛起则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美国在亚太的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只能说明美国这一次搞战略东移决心很大，正在付诸行动，“狼真的来了”，但还不能据此证明美国搞战略东移是一场战略进攻，是为了遏制中国。
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希拉里谈中美关系和中美合作的篇幅大大超过其谈美与日、韩、印、澳及东盟关系篇幅之和，而且以积极推进中美合作关系为基调，字里行间透露出要在亚太与中国搞“亚太G-2”的暗示，表明其对中美在亚太搞战略合作寄予希望。在2012年3月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40周年的仪式上，希拉里进一步表示“若无中美合作，世界上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同样表明她寄希望于中美在亚太及全球范围搞战略合作。美国其他政要，如奥巴马等也有类似表示。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美国方面尤其确认将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合作关系”，表示要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两国可以携手解决21世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安全挑战，为发展持久信任、长期稳定、充满希望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在2012年6月初落幕的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防部长帕内塔更是避谈南海问题、宣布美国在黄岩岛问题上不在中、菲之间搞“选边站”，并坚决否认美重返亚太是要遏制中国等，显示对华合作的积极姿态。这甚至使得一向以炒作中美冲突为“创意”的一些中外“好事媒体”和“好事战略家”们也感到无文章可做。
此外，美国2012年以来还采取了不少行动推进中美合作关系，如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副主席访美、高规格举行尼克松访华40周年纪念活动、在台湾大选期间间接支持马英九继续执政、开始向中国打开美国资本市场和高科技市场，等等。凡此种种，都反映美国在加紧战略东移的同时，也在努力推进中美战略合作及中美在各个层面的合作、力避中美关系走向对抗。事实上，至少在目前阶段，美战略东移与继续推进中美合作关系二者间存在某种并行不悖关系，并非必然对立。
美国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且其领土、属地，如夏威夷、关岛、阿留申群岛等深入太平洋腹地；其在亚太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有巨大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存在”；其在亚太还有一个冷战时期形成的庞大同盟体系。面对中国及亚太崛起，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具有必然性，合乎常态，合乎基本的战略逻辑。中国没有必要为此大惊小怪，更不必为此而过分敏感。约瑟夫·奈有关美东移亚太是为了防止从亚太被“挤”出去的观点反映了美国战略界的真实忧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搞战略东移的实质是在中国及亚太崛起的大背景下力保其“基本盘”，因而确实是“以攻为守”。
尽管如此，面对“以攻为守”的美国战略东移活动，中国仍要谨慎应对。一国对外战略，是根据国际战略形势与敌友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而制订、确立及不断调整的，不会永恒不变。如果战略形势及敌友关系发生突变，一国国际战略也会随之发生突变。中国是这样，美国同样也是这样。
理性、准确判断，理性应对
有鉴于此，中国理性、准确地判断美国战略东移的性质、内涵，不为假象迷惑，不但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很重要，对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至关重要。中国在看到美战略东移消极面的同时，也要看到美战略东移的必然性、战略选择的合理性及其目前不以遏制中国为内容的积极面，采取行动推进其积极面，限制其消极面，促其消极面不扩散、不发酵甚至逐步消弭。在政策实践中，中国要坚守和平崛起原则，在坚守利益底线的条件下，循和平、合作路线推进对美战略和亚太战略，即如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讲的那样，中国要与美国一起“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