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社会诸领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身处大转型、大变革时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日趋复杂和多元，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丰富图景，且与国家治理、社会经济发展诸目标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而微妙。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城乡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有向城市空间转移与积聚的明显趋势，其中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普遍存在和失业规模的逐渐扩大是城市社会内部充满张力的集中体现。但目前国内尚缺乏对城市中出现的新失业群体政治心态的系统实证研究。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唐皇凤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与政治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的新著《我国城市新失业群体政治心态的实证研究》于2018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推出。在本书中，唐皇凤教授以城市新失业群体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尤其是该群体的社会政治心态为调研对象，对该群体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政治后果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探寻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深层的心理基础，并就通过调适该群体政治心态以优化其政治行为提供了若干对策建议，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从政治心态的独特视角系统研究城市新失业群体的专著，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从政治心态的独特视角系统研究城市新失业群体的专著，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澎湃新闻近日专访了唐皇凤教授。他认为，虽然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政治心态相较于社会一般水平稍显激进，但并没有呈现出对现有体制高度不信任的状态。他们尽管对社会有很高的公平正义期望，但仍然认为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唐皇凤教授强调，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激进心态并未转化为激进的政治参与行为，一个关键原因是意见表达型的政治参与有效纾解了该群体稍显激进的政治心态。
以下是唐皇凤教授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的主要内容，文字经唐教授审定。
澎湃新闻：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新失业群体，这个群体的“新”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会选择城市新失业群体这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唐皇凤：城市新失业群体的兴起是中国社会转型场景的独特现象。这个群体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俗称“啃老族”和“待业贵族”的年轻失业者；另一部分是俗称“校漂族”和“蚁族”的滞留在大中城市中的失业、半失业或者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其中，前一部分人群的相对规模不大，政治影响力尚未彰显，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后一部分人群。
城市新失业群体之“新”，首先体现在这个群体年龄较轻，基本为“80后”和“90后”；其次体现为该群体接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最后体现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城市。相对而言，“蚁族”更多强调该群体的空间聚居性，以及该群体的社会属性。
之所以选择城市新失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除了现实社会问题的考量之外，我们还有更宏大的理论和学术关怀。在一个日益分化且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并存于同一个时空情境中的社会治理对象具有迥然有异的生活经历，不同群体的政治行为塑造着国家治理大厦的基本样貌，而深藏其下的群体政治心态则是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运动轨迹和基本走向。
受过高等教育和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经历塑造了大学毕业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价值观，但在政治和经济向上流动渠道有限的环境下，该群体的部分成员可能倍感前途渺茫，生存与发展体验感不佳，从而容易“心灰意冷”。因此，亟需对这个群体及时予以心理疏导和行为调适。
我们选取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政治心态进行实证研究，看似研究的是边缘群体，实际上是试图以该群体作为透视转型中国何以稳定、转型国家的公民何以幸福等宏大议题的窗口。
澎湃新闻：就本书而言，你们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那么在样本的获取过程中，都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唐皇凤：科学的实证分析的前提是长期的理论储备和积累。研究城市新失业群体，涉及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尤其需要在政治心理学、转型政治学、城市社会学等领域有大量的前期积累。
为更好地把握该群体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行为特征，具体而言，我们开展了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为主要形式的实地调研。由于城市新失业群体具有高度隐蔽性和流动性，很难集中找到适合的调查样本，这是本课题研究最大的难点。我们研究团队历时七年，反复修改问卷，并且舍弃了前期已进行的500份试调研的问卷。在最终定稿调研问卷后，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共发放1200份问卷。其中，回收问卷1050份，问卷回收率87.5%，其中有效问卷984份。
为更鲜活地具体呈现该群体的民主观、冲突观、变革观、对政府的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等方面的内容，我们研究团队也对该群体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深度访谈。
澎湃新闻：今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十个年头，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趋缓的背景，您认为，当下的城市新失业群体和十年前的失业群体相比，在构成上有什么异同？
唐皇凤：首先，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决定一个国家失业和失业率的，主要还是本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加工业的冲击最大，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群体集中于工人，主要是农民工群体。其次，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高峰期，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影响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此次金融危机也倒逼我国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经济下行和企业转型势必会加剧原本就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直接影响“80后”群体的就业状况。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群体是非自愿性失业，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产物，而近年来的城市新失业群体，一个重大变化是自愿失业的增多。近来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的 “三和大神”就是集中体现。这个群体找工作，第一要轻松，第二要工资高，第三要来钱快。他们过着把“消费降级”到极致的生活，颓废、自在地耗费着青春，丧失斗志，对生活充满悲观绝望情绪。应该说，这个群体才是城市新失业群体中的最底层，其生活境况之悲惨，可能刺激和挑战人们的视觉神经。（“三和”是指深圳三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深圳海新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所在的深圳龙华新区东环一路与三联路交汇处的景乐综合市场是龙华区最大的人力资源生态圈。周边几公里范围内，工作易寻，生活成本低廉，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与家人绝少往来，终日在网吧里流连忘返，只在逼不得已时应聘日结工资的临时工作。他们被称为“三和大神”。——编注）
另外还包括躲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城中村里待业的大学毕业生——“蹲族”。他们受过大学教育，来自中产家庭，但毕业后躲在大城市里阴暗犄角的出租屋，过上了吃-睡-打游戏的隐居生活。
其次，新一波城市新失业群体多数都曾是留守儿童，中国社会正在为此埋单。他们的父母在十几二十年前怀着致富的梦想，奔向北上广深等沿海城市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独守农村。在外的父母因为愧疚，往往不愿意在物质上亏待孩子，导致该群体劳动和就业意愿较低。但当这些孩子走到城市内部，才发现自己毫无竞争力。体力活，他们做不下去，技术活，他们做不了，陷入“高不从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城市的第一代打工者以吃苦耐劳而出名，而新一代的城市新失业群体的前途、未来和斗志都化作绝望，经常深陷在虚拟的游戏世界而不能自拔。
第三，新一波城市新失业群体更频繁地变换工作。他们在权利意识、就业意愿、职业选择和心理层面的内在不稳定性更为显著。综合这些特征，城市新失业群体问题不是更简单了，而是更加复杂化了，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仅凭高等教育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阶层流动问题
澎湃新闻：书中数据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总体失业率较高，几乎是同年龄段蓝领工人的4倍。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当下的高等教育在促进就业、推动阶层流动方面的功能在弱化？
唐皇凤：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较低和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就这个群体自身而言，其内部存在分层化的复杂结构。中国高校有两千多所，从名牌大学到普通大专，具有优质教学资源的高校占比很低。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几十所重点高校，一般的普通高校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差，毕业生质量自然不尽如人意，难以有效满足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和该群体的原生家庭有关。该群体大多数生于20世纪80年代，属于最初几代独生子女。他们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物质环境当中，吃苦能力和适应生活的能力较弱。与原失业群体相比，虽然新失业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但由于他们所就读的大学的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他们本人对职业的个人预期太高、个人能力不足等原因，该群体还是存在较大的失业风险。
第三，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更加注重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文化课教育，社会实践偏少，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经验，工作能力不强，导致很多单位接收大学毕业生的意愿和积极性不高。
第四，大学生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体现为区域不均衡，大量毕业生过分集中在东部地区，就业优先选择在城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而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农牧区基层，却鲜有兴趣。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基层面临着人才匮乏又难以吸引毕业生的窘境。从而就全国整体而言，存在着“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的矛盾。
总之，差学校、冷专业，选专业前毫无规划和预见性，市场适应能力不够，以及心理脆弱、缺乏社会阅历和职场经验等，都使得大学毕业生群体在竞争极其惨烈的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比较优势。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高等教育的功能在弱化，而是说明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有待进行更有机的衔接。事实上，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社会精英最重要的再生产机制，而且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关键变量，高等教育依然是社会向上流动最基本的渠道。当然，仅凭高等教育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阶层流动的问题，因为就业机会的平等、个体的勤勉程度，同样是重要的影响机制。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大学生的失业率而否定我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社会贡献。因为在我看来，高等教育不是单纯的就业机器，而是让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场所，是一个传授和生产知识、保存理想的地方，承担着提升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功能。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大中城市房租持续上涨，这对这个新失业群体的政治心态会产生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常态发展来说，会带来什么风险？
唐皇凤：城市新失业群体的个人生活满意度具体涉及家庭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经济收入、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地位、自由迁徙、权利保障、命运、机遇、实现自我价值等方方面面，个人生活满意度越高，其抽象政治信任和具体政治信任就越高。
我们的研究发现，城市新失业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生活成本高低直接相关，而生活满意度是决定群体政治心态的重要变量。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大体上居于中下层和底层。尤其在大城市中，房租当然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成本。因此，房租上涨，如果占据他们生活开支的比例达到一定的程度，则会大幅度加剧他们的社会不满情绪。我们发现，2018年以来，大中城市房租持续上涨，这个群体在大城市的生活开支迅速增加，明显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增加了他们政治心态的激进性和政治行为潜在的不确定性。这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各级城市政府应通过调整住房供需结构调整、控制建房成本和地价、引导现金流合理流入公租房和廉租房等方式，尽可能控制房租和房价上涨，切实保障城市新失业群体的居住权。与此同时，应通过科学合理的机制和手段控制物价和通货膨胀水平，切实提高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通过具体的公共政策为调适该群体的政治心态奠定坚实的基础。
澎湃新闻：自媒体的兴起改变了已有的传播规律，公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元，既有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也有自媒体比如微信、微博。这种变化对该群体的政治心态有何影响？
唐皇凤：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已经成为城市新失业群体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和重要的生活习惯。
城市新失业群体是“网络新一代”。他们思想表达更为自由，对时事新闻也极为关注。不过，他们更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政治生活以及将要采取的政治行为关注度并不高。更为重要的是，整体而言，城市新失业群体对政府部门有一种权威意识和权威依恋，主动进行利益表达与政治沟通的意愿不强。即使有零星表达，也只涉及与自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事项，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缺乏抽象性的制度变革和政治价值诉求。在网络群体性参与行为中，真正利用互联网或社交平台从事具体的政治行为，如发动或组织活动、声援群体性活动的，所占比重还是很低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自媒体的大量使用，尚没有从根本上撬动和改变城市新失业群体政治心态和政治行为倾向的整体格局。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根据实证分析，城市新失业群体在利益受损时倾向于选择“向有关政府部门反应”和“向媒体反映，制造舆论压力”等政治参与方式作为主要的维权方式。我们该如何解读这种选择？
唐皇凤：在政治参与方面，城市新失业群体的行为和未来行动倾向相较于社会一般水平稍显激进，但并不显著，没有呈现出对现有体制高度不信任的状态，多数认同体制信任型的政治参与。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激进心态并未转化为激进的政治参与行为，一个关键原因是意见表达型的政治参与有效纾解了该群体稍显激进的政治心态。通过这种微观的心理—行为机制，我们可以洞察中国社会宏观的政治稳定机理。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宏观的政治稳定机理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微观心理—行为机制。
整体而言，我国长期的可持续社会政治稳定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政治体制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这也是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要维度。当然，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政府需要优化社会结构，畅通社会向上流通的制度化渠道，扩大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坚持心理疏导和法治规范，充分发挥各种民意代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坚持用民主、法治、公开、公正的治理机制处理该群体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夯实我国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