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阿拉伯之春”迎来二周年的时候，解放广场再次出现暴动，让许多观察家担心他们在2011年的乐观预期破灭了。部分问题在于预期被一个以短期方式描绘事件的比喻扭曲了。如果我们不是用“阿拉伯之春”，而是用“阿拉伯革命”，那么我们或许会有更实际的预期。革命往往是几十年，而不是几个季度或几年的事件。
就拿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来说吧。谁会预料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西嘉士兵会率领法军来到尼罗河岸，或是拿破仑战争会横扫欧洲直到1815年才结束？
以阿拉伯革命来看，还有很多让我们惊讶的发展将出现。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阿拉伯君主国家都有充分的合法性、金钱和力量在革命浪潮中存活，被赶下台的都是世俗共和国的独裁者，如埃及的穆巴拉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但革命过程才进行了不过两年。
在阿拉伯政治革命底下，是更深、为时更长的彻底变革——它有时被称为信息革命。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其影响，但它正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实力的性质。在21世纪，所有国家都身处一个即使是实力最强大的当局，也无法像过去一样掌控的环境。
政府向来担心信息的流动和控制，我们所处的也绝不是第一个受信息科技变迁剧烈影响的时代。古腾堡（Gutenberg）的印刷机是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随后的欧洲战争的重要起因。但是，如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各国之间，能够获得来自信息的力量的人口远比从前大得多。
当前全球革命的基础是快速的技术进步，这大大地降低了创造、寻找和传播信息的成本。过去30年来，计算能力每隔18个月就翻一番。21世纪初，计算成本只有20世纪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车的价格下降的速度和半导体一样快，那如今花5美元就能买一辆车。
近至80年代，有线电话一秒钟只能传递一张纸的信息；如今，一根小小的光纤便可以在一秒钟传递9万卷的信息。1980年，一吉字节（gigabyte）的数据要一间屋子才容得下，如今，200吉字节的存储空间不过衬衫口袋大小。
个人和私人组织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直接角色 更重要的，是传递信息成本的大幅削减，这降低了进入壁垒。随着计算能力变得更便宜，电脑体积缩小到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大小，分散效应也变得更为显著。即使与几十年前相比，信息实力的分布的范围也更广了。
结果，世界政治不再是政府独有的范畴。个人和私人组织——包括维基泄密（WikiLeaks）、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主义者和自发形成的社会运动——都获得了扮演直接角色的力量。
信息的传播意味着非正式网络正在削弱传统官僚的垄断，所有政府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地控制其日程。政治领导人在必须就某事件作出反应前所享有的自由度越来越低了，而他们不但要和其他政府沟通，也要和公民社会沟通。
但“过度吸取”阿拉伯革命关于信息、技术和实力的教训也是错误的。尽管原则上说，信息革命能够减少大国实力，增加小国和非国家参与者的实力，政治和实力却比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更为复杂。
20世纪中叶，人0们担心电脑和新沟通途径会造成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所突出的那种中央政府控制。事实上，中国、沙特和其他地方的专制政府的确使用新技术来尝试控制信息。对网络空想家来说，讽刺的是，推特（Twitter）和面簿（Facebook）等社交网络所留下的“电子痕迹”，有时会让秘密警察的工作更方便。
2009年在Twitter上吃亏后，伊朗政府隔年便有能力镇压国内的“绿色运动”。同样的，尽管“中国国家防火墙”远称不上无懈可击，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在应对国内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时仍然游刃有余。
换句话说，信息革命的一些方面有助于弱小者，但另外一些方面却有助于强大者。规模依然重要。黑客和政府都可以制造信息、利用互联网，但政府可以部署成千上万训练有素之人，并有能力强大的电脑来破解代码和侵入其他机构，这在很多用途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尽管如今散布已有信息成本低廉，但搜集和制造新信息通常需要投入重金，而在很多竞争性情况中，新信息是最关键的。情报搜集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让伊朗核离心机陷入瘫痪的精心设计“震网”（Stuxnet）电脑病毒，看来似乎便是政府的杰作。
与从信息得到力量的个人相比，政府和大国仍掌握更多的资源，但它们行动的舞台是变得更拥挤了。剧情将如何发展？谁会赢，谁会输？
我们需要几十年，而不是一个季度，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事件所显示，我们对本世纪信息革命对实力的影响的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