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党派分立，为小事吵个不休，紧迫的危机却多次都无法解决，更遑论为国家和世界加强立法。立法机构糟糕的表现——不惜任何代价阻挠对手——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衰弱的症状，使其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式微。在货币、语言和军事实力方面，美国仍然具有很重的分量，但世界其他各国忍不住要想，它是不是正在挥霍自己的实力。过于急切地依赖武力，削弱了领导层的远见卓识，也削弱了树立榜样的信心。历史学家肯尼斯•威斯布鲁德（Kenneth Weisbrode）追溯了美国努力平衡各种对立面的历史：新世界对旧世界，南北对峙，美国对世界，以及国家面对后霸权地位的内部斗争。威斯布鲁德敦促该国奉行政策，放低视线，减少活动，“让美国的创造才能，公平竞争意识和务实精神继续蓬勃发展。”
美国的治理到了一个僵局。联邦预算危机导致全世界许多人怀疑，美国人是否已经失去理智。最后，正如温斯顿•丘吉尔那著名的观察所指出的，他们在用尽其它所有选择后，或许就能指望他们做出正确的事。但对于国会的每一项新投票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也许最近的危机昭示着更深入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未来，以及美国的实验，似乎前景黯淡。美国人最为人乐道的乐观情绪也有点勉为其难了。而美国历史上的悲观情绪并非绝无仅有，那自从清教徒时代以来就很普遍，而在当今的广泛传播，是因为大家意识到，这个国家的世界强国地位岌岌可危。
这被称为“后霸权时代”的事实，这一认识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所有的帝国最终都会消灭。霸权也许确实是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它被称为风度良好的帝国——但这没有点到实质。美国霸权也许会让位于其他后霸权的形式。很难说它将导向何方，又意味着什么。
“四十岁后，生活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托马斯•海泽写的，“对于那些早就把成功都用完了的人来说，衡量岁月的，更多的是避开羞辱和放缓的逆转，而不是越来越少的荣誉积累。”这个诊断对于美国来说，越来越难以反驳，它提出了一个简单问题：生活还会像以前那样，只是减少对其它国家在表面上的关注，还是更多地关注？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将把美国变成更“正常”的国家。所谓“正常”，都是旁观者的视角。一个国家是正常还是非正常，是由其国民和观察者想象出来的。许多美国人仍然认为超级大国地位是正常的，尽管全球领袖的负担有时是多么不受欢迎。美元的力量，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免签证旅游，和全球通行的英语仍然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这个国家有着种种困难。
这一刻也许代表了美国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心理上，甚至是在形而上的转变。要理解这一变化，我们必须从观念上开始。
美国军事和经济的绝对规模，商业和技术上的成功，以及美国文化的全球渗透，已经保证了比他国更高标准的生活和影响力。此前，美国就享有活力、自由和繁荣国度的声誉——在威廉•佩恩笔下是“穷人的好国家”，让一些人可以推崇“美国梦”。这个国家物质力量的增长后来也与这美国梦并驾齐驱。
图：美国的军事实力确保了其全球独一无二的统治力
任何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必须从美国生活中各种对立关系的中心地位开始。“美国和世界”，这句话说起来依然很正常，好像两者在时空上是分离的。这可以追溯到第一次这样的对立：新世界和旧世界。与之相关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正如杰伊•塞克斯顿在他关于门罗主义的近作中所表明，两者没多久就融合为另一个由纬度和经度来界定的概念，那就是“用北南来区分文明与不文明的人”。美国不再是穷人的好国家，不再是忍受压迫和贫穷的人的避难所和希望的象征。总的来说，美国也有自身的文明使命。
事实上，这与时代最近的帝国并没有很大区别。但很多美国人并不如此认为。比如亨利•詹姆斯就认为帝国教化了英国人，但让美国人变得野蛮了。换言之，特殊的美国必须维持在世界的对立面，而不是和世界其他各国放在一起。于是美国成为更大的世界选手，但美国人相信一个基本的对立区分，那既证明了他们的成功，也把他们从没那么幸运的对象中划分出来。矛盾的是，他们老是引用“本国的特殊性”的说法，宣称所谓的双赢原则是美国特有的。
同时，这个国家霸权地位的损失，在美国人和非美国人看来，是背离文明与进步的。这不仅仅是馅饼变小了的问题。这是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的迅猛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和人口差异造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将占到约50%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而不是今天的25%左右，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预计都将超过美国。然而，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期还将仍然只有美国的一部分：中国大约是美国的一半，印度约三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也许会喜欢看到，美国下降到前现代状态，或后现代、后工业状态的、被反动派所主宰的乌托邦的反面。扫一眼许多美国报纸的头版，会觉得他们切中肯綮。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美国与其历史上许多时刻相比，没那么暴力和贫穷。但人们并不这么看。原因之一也许是改变这种观念的力量在减少。当广播和报纸的受众缩小，媒体引为理所当然的道德就褪色了。更多的是类似于小报的形式和内容。至少在观点分歧上，也类似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报纸。詹姆斯是错误的，即使在美国，道德和霸权也是齐头并进。但是，这两者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吗？应该遵循什么呢？
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罗伯特•基欧汉、查尔斯•库普钱、法瑞德•扎卡里亚和其他人已经在当代语境下详细讨论了第二个问题，大部分是由外而内的结构性分析。少数几位，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记者阿纳托尔•利芬和爱德华•卢斯，他们由内及外地进行文化分析。文明进程并不总是整齐的周期性。许多与美国人性格相关的模式化的形容词——不安分，有竞争力，不断追求，居无定所，精神自由，随意，有创造性，开拓性——将会破坏一个节制、安静，与世无争，满足于开垦自家庭院的国家的发展。肯定会出现另一个前沿。
在一个理想的后霸权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社会将会继续将文化的包容性、扩散性和多样化，与许多美国人拥抱的那种繁荣和竞争结合起来。正如乔治•W•布什提出的，如此谦卑的作为是不理想的，但是自信的谦卑很容易导致虚伪。美国仍然是一个大国，能承担一些错误，不必放大到与国家自我混为一谈。更好的政策是允许美国的创造才能、公平竞争意识和务实精神继续蓬勃发展，缩小两极对立。主要是美国人来决定，这是否能在较小的全球范围内实现，并在他们国家不可弥补地转而依靠自身之前开始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