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第十八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党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第五代中国领导人将要决定中国的未来，还有中国与非洲、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新一代领导人马是谁的猜测有了答案，但如何解决与中国国内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在国内方面，中国的观察员热切地等待着新一代领导人将如何处理急需进行而且被期待已久的经济结构转型和政治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全世界都在试图理解与评价新领导人的世界观、对外政治姿态和战略思想。对非洲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变化中的中国对内与对外主要矛盾和战略会如何影响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利益和行动。
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对外政策的大猜测主要分为两派。传统一派认为，鉴于中国最高决策制定过程的集体性本质和前任领导人的遗留做法，习近平仍会走由邓小平设计、江泽民和胡锦涛忠实地实施的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以“闷声发大财”为特点，将怀柔和避免冲突视为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最好的外部环境的必备条件。较激进的一派则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强硬，这种自信和强硬主要来自于中国迅速崛起所带来的日益强大的国力。同时，随着中国存在的问题（经济放缓以及政治改革滞涩）加剧，新一代领导人需要利用对外的威胁来加强他们的合法性，并借此转移国内危机。
图：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如何发展中国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不管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会有本质或理论的改变，中国几乎不可能对非洲采取任何主要的政策变化。相比于与更大的经济体（如美国）和东亚邻居（由领土纷争引起的）间更迫切也更动荡的关系，中非关系对北京来说明显更加易于掌控、更温和也更令人满意。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习近平仍会实行中国现行的对非议程。政治上，中国仍将继续寻求非洲对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支持，以及在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多边论坛上非洲国家对中国有利的立场。经济上，中国仍要从非洲获得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和消费市场。战略上，假如美中竞争在全球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很可能加强它与非洲的关系与合作，给非洲分配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来增强在中美竞争中非洲的亲中政策。
谁是中非关系中的关键人物？
在准备接任的过程中，习近平积累了丰富的对非知识和经验。在他作为副总书记的五年间，习近平在北京接见了许多非洲领导人，让他对非洲的关键问题有所熟悉，并且同时建立个人关系。2010年11月，他对南非、安哥拉和博茨瓦纳进行了一次七天的访问，主要聚焦于能源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七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上，习近平深入参与了对如何深化中非纽带的讨论。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习近平将负责实施该会议上通过的200亿美元的国外援助计划。2012到2015年，对非洲的基础建设、农业和制造业，以及这片区域里的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将会是他的非洲议程的当务之急。
在宣布新一届领导人之时，有关中国对外政策实施的最重要的两个位置：外交政策的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部长还没有公布。然而，在目前看来，外交部副部长翟军很可能仍留在他的位置上，并主持中国外交部的非洲事务。翟军本身就是处理非洲问题的老手，而非洲事务的特别使者钟建华大使也会协助他。钟建华在2007年到2012年是中国驻南非大使，而且在今年被任用为中国外交部非洲职位中的二把手。
接任这一职位以来，钟大使已将公共外交作为重中之重，并且频繁地参与到中非关系有关的国际会议、座谈会和政治对话中来。最近几年，中国在非洲的大规模投资与基础设施项目对非洲的经济增长和改善当地状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中国以资源为中心的投资战略的消极面同她的积极作用一样显著，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在透明度、治理能力、可信度以及环境与社会影响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在2012年7月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南非总理雅各布·祖玛指出，非洲与中国间的贸易是不平衡的，而且问题很严重（Hook，2012）。祖玛提出的这一担忧从某些方面来说，已开始侵蚀中非关系的地基，有可能危害中国政府的对非政策。因此，中国在非洲国家中受损的形象和降温的关系的情况下，钟大使的履历就非常能够解燃眉之急。
从非洲的视角看来，这些担忧在整个大陆引起了共鸣。随着新一代中国领导班子就位，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的实施应该开始提上日程了。目前，这一行动计划还只是停留在文字上，而且在诸多问题上所要采取的行动取决于2013年的非洲领导人，例如全球治理方面有更响亮的声音、非洲青年人就业率提高、对劳动力标准提高的重视以及环境协议（FOCAC，2012）透明度提升等。非洲的政策制定者明白他们正坐在一枚人口的定时炸弹上，因此希望他们未来和中国的合作能够将其转化为他们日益增长的年轻人口的工作机会。尽管一小部分非洲领导人（特别是赞比亚的总统迈克尔·萨塔）抨击中国在非洲的劳动力标准，非洲的民间社会组织则更活跃于环保方面。一个典型例子是一名叫伊卡尔·安加雷的非洲环保人士，他一直给中国在非洲改善环境标准上施加压力。安加雷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吉贝III）的水电项目失去了来自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的资金，直到其进行了环境影响检测（2012年戈德曼环境奖）。在全球治理方面，非洲帮助中国在1971年恢复了其在联合国的席位（Hook，2012）。这些互动指向了长期以来非洲和中国间的关系，增强南方在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等国际机构上的声音。
非洲的当务之急不能仅仅是说说而已。他们代表这片大陆对长期发展模式的探索，以及对中国进行建设而非破坏的渴求。民主统治和法律的角色已成为了近期非洲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两大基石。在整合的过程中，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削弱了建设良好的治理机制的努力，并且根本性的风险也抵消了部分目前取得的成就。因此，许多非洲人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够让中国从聚焦于短期资源过量开采转为一种更加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非洲人还特别期望，为加强当地治理和规范环境而进行的技术转移和机构支持能够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新政”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否能够满足非洲的期望还须拭目以待。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新领导人还面对着国内的一系列问题和压力，而且改变中国在非洲的重商主义政策可能并不符合其短期利益。另外，没有国内政治改革和更好的统治，期望中国对非洲采取这样一些负责任的作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过，在中国的新一任领导班子下，中国改变与提高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大，不仅是它自身，还包括它与非洲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