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发生国一个共性特征是外债过多，因而凯恩斯式过度消费是表层原因，深层根源在于欧元体制导致缺乏竞争力的国家持续外部失衡，同时又没有调节外部失衡的手段，并且还通过一段时期“利差趋同”为负债融资接受外部失衡提供条件。
还有一点根源是，欧洲一体化前期走得比较成功，但是上世纪80年代设计下一步一体化战略时，政治家和精英们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过于相信统一货币对更高度一体化的“倒逼促进”作用。
从逻辑上分析欧债危机有三种解决途径：一是通过流量紧缩降低存量债务；二是通过财政和政治联盟“内生性”解决；三是部分改造甚至放弃欧元体制。两年半危机治理实践主要倚重紧缩方案，然而最近希腊和法国选情从不同角度显示这一方案难以奏效。第二种方案甚至没有在欧盟政治决策和主流讨论中被旗帜鲜明地提出，显示其最终不过是一个理想化模式。欧元变局正在成为不断逼近的现实。
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内对欧元变局可能估计不足。对美元“一币独大”弊端的认知，使我们对欧元替代作用有很大期待。
人民币汇率争论显示，主流观点重视汇率稳定的意义，对汇率调节功能认识不足。另外看重通过人为制度和战略设计加以赶超的心态，在我国也有相当的社会心理土壤。这些因素使我们容易理解欧元设计的良好初衷，对其不符合规律和内在局限认识不够。
人们对欧元变局发生的现实可能性重视不够，分析逻辑是认为代价太大因而不可能，这一流行思路确有道理，然而忽视了关键一点：在欧洲选举政治环境中，对于像欧债危机这样久拖不决的困境，最终会由选民依据个体认知对问题做出决定性选择。
“债务危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政治问题”，最终可能会通过政治流程并以独立于精英思维逻辑的方式加以终结。
我们应从这一角度解读最新法国与希腊选情的演变。如对欧元变局估计不足和缺乏应对，事变发生时我们可能会处于被动地位并遭受本可避免的损失。
欧债危机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不亚于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仍在深化中，人们对其成因的认识也在深化。欧债危机背后有三层根源：一是高福利高消费政策的直接根源；二是欧元体制诱发举债的深层根源；三是一体化战略设计走偏的历史根源。只有准确认识危机根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演变前景，并汲取有益启示和正确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