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显然，欧元区危机将在2012年继续发酵，尽管2月初股市有所反弹。希勒和希腊主权债务债权银行之间的谈判仍未落局，但涉案银行是否会充分广泛地参与还是个疑问。与此同时，IMF提出了官方债务削减的问题，就算欧洲央行也得接受损失，这显示了一个信号，即私人债权人的损失可能不足以让希腊重新获得财政可持续性。
IMF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其观点受到了激烈的抵制，这是因为担心引发政治传染：其他受债务困扰的欧元区国家也会要求得到同等待遇。此外，IMF的加大资源投入力度以建立更强财政传染防火墙的承诺并未完全兑现。而换取欧洲稳定基金（E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所承诺的变革也没有得到实施。
当然，积极的动作还是有一些的。欧洲央行慷慨地以1%的低利率向欧洲银行提供最多3年的流动性支持，此举防止了主权债务危机演变为银行危机。但这一方案并未拉低问题国家的长期借贷成本，使其下降到与这些国家的增长率预期相符的水平：长期不确定性太大，增长预期太疲软。事实上，1月中旬，标准普尔调降了法国和奥地利的AAA评级，其他七个欧元区国家（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马耳他、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评级也随之下调。
如今，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欧元区的一大关键挑战是这仅仅是一个货币联盟，而不是经济联盟，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与之相似的安排。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成本的趋异无法用汇率调节来补偿。
如果盈余国没有较高的通胀（比如每年4%），那么危机国家就需要通缩来实现有意义的相对生产成本下降。在现实中，此种通缩只能以高失业和社会痛苦为代价来实现。因此，当前的战略组合紧缩＋通缩是否在政治上可行还未可知，这也是悬在整个欧元区头顶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盈余国家较高的通胀和更大规模的跨境资源转移可以为赤字国家赢得更多的时间，使结构性改革产生效果，降低通缩的必须性。但北欧盈余国家仍然拒绝这一办法，担心这会减轻南欧债务国的压力，使它们在一开始就不实行结构性改革。
除了货币联盟所带来的特殊问题之外，欧洲还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即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以及让米切尔塞维利诺（Jean Michel Severino）和奥利佛雷（Olivier Ray）等作者所强调的国家民主政治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贸易、通信和金融联系已经使各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依赖，而这与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脆弱性一起，限制了各国决策者行动的自由度，所有国家概莫能外。
或许这一矛盾的最生动写照便是时任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将对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这一问题进行公投。你可以争论用公投来决策的合理性，但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争论一个国家的问题需要好几个礼拜，而市场波动却是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完成的。不出24小时，帕潘德里欧的提议便在金融市场的压力（以及欧洲领导人的担忧）下流产了。
环顾全球，金融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流相比显得太高了，以至于金融市场的波动足以颠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就连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和相当脆弱，特别是如果它碰巧高度依赖债务融资的话。如果金融市场和／或中国央行因某种原因突然拒绝接受美国国债，那么利率将会出现飙升，将美国经济打入衰退深渊。
但成为债权人也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品的胃口突然消失（因其国内金融恐慌所致），那么中国也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
这些相互关联的威胁都是相当现实的，需要更强的全球经济政策合作来解决。但是，公民希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就政策问题展开争论，表达自己所支持的合作反应类型。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国家的政治形式来将市场重新嵌入民主过程，正如20世纪所经历的国家政治和国家市场的民主过程一样。
只要看看在欧盟内部协调经济政策有多困难，就可以体会到这一挑战的艰巨性，要知道，与任何其他国家集团相比，欧盟在超国家合作方面都要遥遥领先。尽管如此，除非可以减速甚至部分地逆转（从长期看，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否则欧洲正在探索的超越国界的政治就将成为全球性的必需之物。
